明代固原的马政制度

宁夏固原地区,地处祖国大西北内陆,现置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源、彭阳六县。 明初,固原地区均属陕西布政司辖,成化四年(1468年)设固原卫,弘治十五年(1502年)升固原卫为固原州。当时,固原和辽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太原、蓟州一起称“九边重镇”。成化十年(1474年),延绥、甘肃、宁夏三边总制府移驻固原,“总陕西三边军务”。固原被视为北线要冲之地,“左控五原(在今宁夏境内),右带兰会(今甘肃兰州、靖远、会宁一带),黄流绕北,崆峒阻南,称为形胜。”由于军事防务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固原成为西北最大的军马基地,朝廷设马政机构,成为一种与地方政权并存的机构。     

评《中国政制史》

当前出版界,政治部类的书籍出版不多,政治制度方面的专著更少,至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专著,则更如凤毛麟角。我国有数千年连绵的历史,不仅在科技方面对人类有过杰出贡献,而且在政治制度方面也有过卓越成就。古代中国被誉为“世界上政治修良的头等国家”,巴尔扎克曾说中国古代“政府机构完备严谨,举世无双”。我国自秦汉以来历代政府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且创建了独特而高效的政治制度,曾引起世界各国政治家的兴趣及关注,以至效仿,至今还有不少国家的政治机构设置、职官名称以至权能划分沿袭我国古制。对我国历史上国家机器的管理艺术、国家机制的运行,进行科学的研究总结,从而得出国家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由武汉大学杨鸿年、欧阳鑫教授合著的《中国政制史》一书正好适应此需要。本书不仅提供了丰富资料,     

评《中国政制史》

当前出版界,政治部类的书籍出版不多,政治制度方面的专著更少,至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专著,则更如凤毛麟角。我国有数千年连绵的历史,不仅在科技方面对人类有过杰出贡献,而且在政治制度方面也有过卓越成就。古代中国被誉为“世界上政治修良的头等国家”,巴尔扎克曾说中国古代“政府机构完备严谨,举世无双”。我国自秦汉以来历代政府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且创建了独特而高效的政治制度,曾引起世界各国政治家的兴趣及关注,以至效仿,至今还有不少国家的政治机构设置、职官名称以至权能划分沿袭我国古制。对我国历     

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的异同

澳门将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继香港之后成为我国第二个特别行政区。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建立的澳门行政特区与香港行政特区在政制上有相同的方面，即它们都是中国的特殊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运作机制上都采用行政主导、司法独立，行政与立法的关系是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然而，它们在行政长官等主要公职人员的宣誓效忠、任职资格及司法制度的设置上又有一些区别     

上古中国法律的原始创制

常道概念是中国原始教法的基本概念,三坟五典是上古中国原始创制的基本内容,早在舜之时中国的教法已成,并已向四方系统地传播其教法,在此基础上西周之世就形成了对于四方治理的边疆理论。上古帝系对于常道的传承是后世历代王朝治理边疆族群的自信所在,在战国秦火酷法之后,经过汉代对上古轩辕道法的复兴,华夏的法律文化仍能够继续保持其文明的基本面,后世儒家坚持以常道为主的法律原则也不断催生了华夏法律文明的进步。     

中国上古帝王的农神色彩

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的生产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神话传说。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诸神多带有明显的海洋色彩 ,游牧民族的神话则粘上了游牧生活的标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从农业起家、以农立国的民族来说 ,神话传说自然就现出很深的农业经济的烙印。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上古帝王身上都表现出浓重的农神色彩     

上古中国人的星辰大海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六种以“海中”为名的星占书,主要流传在汉代到唐代,是中国古代天文书的一个特殊品种。从今存约470条佚文看,它们是在阴阳五行等流行观念影响下,经由观察、形成理论、提出预测、加以验证等步骤形成的,一度对社会风尚产生影响。鉴于华夏人的“四海”概念产自齐国,“海”一名出自齐语,其内涵联系于商代人的“玄冥”观念,可以判断,上古中国人对于“海”有两个基本认识：其一认为海是连天之水,因而陆续建立“盖天”“浑天”“宣夜”等宇宙意识,并在齐宣王、闵王时期形成“大九州”学说;其二认为“海”代表“晦暗”的神秘世界,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探索愿望,并在战国至汉初形成海上仙山传说和海上求仙风气。《海中占》是在这一背景上产生的,所以其占卜素材以殷周之际、秦汉之际为前后两界。考察《海中占》的来历,有助于揭示上古华夏人海洋观念和星占学的发展过程,以及齐国作为“海王之国”的文化贡献,进而理解上古华夏人面向星辰、大海而展开的知识追求的文化特质。     

中国上古姓族制度研究

中国古代亲属集团的形成,总系于族和宗的衍传与分化,曾经历母族母宗、父族母宗、父族父宗三个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的姓氏制度,亦曾经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的演变过程。史前母系社会的族和宗皆依母系划分,其时族名和宗名即是后世所称不同层级的"姓",同时也是不同层级的"氏","姓"和"氏"还是合而不分的。在进入父权制社会以后,姓族体制转向依父系分族而仍依母系分宗,双系并行,族名表"氏"而宗名表"姓","姓"和"氏"始趋向分离,并逐渐形成男子称氏而女子称姓的习俗。驯至父系宗法完全成熟,族和宗皆依父系划分,"女生曰姓"的传统归于消亡,"姓"和"氏"遂亦复归于合一,此即秦汉以后通行的姓氏制度。     

立法会与香港政制——香港政制系列研究之三

未来香港立法会的组建、地位、功能、作用及其与现在立法局的关系等，既是近年中英两国关于香港政制安排问题的争议焦点，也是“九七”后香港政制正常、有序运作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英皇制诰》、《皇室训令》与香港基本法的对比研究，揭示出只有按基本法办事，才能有效发挥立法会在香港政制运作中的特殊作用，广大港人也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行使其民主权力     

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中政制变革的困厄

构建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现代政治制度,不仅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而且直接关涉到一个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透过百年历史迷雾,寻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主线,可以看出,自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即是一部以政制变革为主线的历史。对于近代中国来说,面对中西器技较量背后的政制落差,政治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就在于创建一套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取向的现代政治制度。围绕此目标,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掌控政制变革主导权的政治集团先后发起了三次构建现代政治制度的努力,但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反思和总结近代中国政制变革历程的经验教训,不仅可以深化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理解,而且对于当代中国政制建设与政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中国上古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从神权政治到伦理政治

中国上古社会政治文化经由夏商周三代以神权与王权合一为特征的神权政治到周秦时期以仁政礼制、王霸杂陈为治国圭臬的伦理政治,呈现出由多元走向一元的总体趋势。     

科举制度与中国古代政治

在中国古代政治环境中为何要创设科举制? 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政治又有哪些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虽然有些影响是科举制的创制者和改革者始料未及的。文章从科举制的特征入手,分析科举的起源问题,并由此阐述了一千三百余年中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     

中国古代帝王顾问制度

中国古代帝王在自己的周围设置顾问官员和顾问机构,主要名称有太中大夫、光禄大夫、谏大夫、侍中、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文人待诏、馆殿学士待诏、翰林院翰林待诏、学士院翰林学士、馆阁学士、殿大学士、内阁大学士、军机处军机大臣等,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会议、奏章、票拟、草制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的意见,为决策提供方案和依据。帝王顾问的职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参谋,就"论思献纳",为帝王出谋划策,提供决策方案;二是论议,就是审议帝王决策,"拾遗补阙",为帝王决策纠偏补正;三是服务,就是研究治国之道,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决策提供智力和理论支持,提高帝王的决策能力;四是制约与监督权力,就是用制度保障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弥补帝王的无力、无能或不作为而专断造成的阙失,又能"独断"大政,防止君权旁落、奸臣擅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中国古代帝王顾问为帝王亲自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出入禁中,侍从帝王,位卑权重,专门为帝王出谋划策,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高了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饮食文化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

在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古代社会,人们的饮食活动、饮食行为受政治形态的作用或影响,往往脱离饮食本身的物质享受意义而向其它非饮食的社会功能转化.这主要表现在把饮食行为与国家治乱相联系;从饮食烹饪理论中寻求施政治国的统治经验;把社会饮食活动纳入"礼"的政治伦理秩序;通过赐饮赐食或献食贿食把饮食作为笼络人心的政治手段或作为官场钻营的政治工具以及社会成员在饮食消费、饮食资源占有方面的巨大悬殊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等等.由于社会饮食行为始终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社会政治干预或改造,从而使传统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特征.     

古代档案文书副本制度

档案文书副本制度,是我国古代文档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文章主要就这一制度的创立、发展及副本的来源、特点、功能和历史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论述。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欧洲近代民主

本文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新视角,阐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对欧洲近代民主的影响。尽管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但其中“重民”、“德治”、“吏制”以及“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思想,对于17—18世纪欧洲一大批启蒙学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们开创近代民主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贡献。     

中国古代田亩步制与亩积考

中国古代的田亩制度由于各朝代度量衡标准有同有异,导致今人认识的不统一与亩积换算繁杂。本文通过对史籍记载步尺文献资料的考证,认为应是＂一尺二步三亩制＂,即计亩（里）之步尺古来为营造尺一种（0.32m）;步制有六尺步（小亩步及唐前里步）和五尺步（中亩步及唐始里步）二种;亩制有早期司马法＂步百为亩＂（小亩）和后者商鞅变法经汉武直至清末民初的＂二百四十方步为亩＂（中亩）及部分地区的特制＂三百六十方步为亩＂（大亩）三种,亩积古今分别为小亩36方丈（368.64m2）、中亩60方丈（614.4m2）和大亩90方丈（921.6m2）。     

论我国古代旅馆的安全保障制度

旅馆的出现源于人类旅行的需要,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章在界定古代旅馆内涵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旅馆发展的历程,分析了古代旅馆的住地安全制、住宿证件制和住宿登记制等安全管理制度,彰显了我国古代旅馆在住宿安全管理上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对现代旅馆业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等级制度

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等级制度,是统治阶级试图创设理想社会秩序的物化形式。暨采纳儒家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历朝历代修撰制定典章制度、法制条款,限定、约束人们按照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确定适合于自己的住宅形式规模。等级制度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秩序、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成为中华文明原则的基石之一。史不绝书的违制、僭越事例现象在某种方面成为推动古代营造事业向前发展的源头之一,表明了对建筑形式与内涵等方面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而森严的各种制度条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居建筑发展的停滞和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