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述评

近五年来,有关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研究有了较大拓展,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律文释疑,包括律文的制作年代、简的分类和顺序、简文个别字词的理解。二是政治史研究,包括官制、吏治、中央与地方关系、关津制度。三是经济史研究,包括土地制度、税收制度、赋役制度、货币制度。四是社会文化史研究,包括户籍问题、继承问题、妇女问题、奴婢问题。五是法律史研究,主要侧重考察《二年律令》中律令的渊源、分类与格式、法律思想、刑罚原则以及具体刑罚。总结近年学界对《二年律令》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秦汉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张家山247号汉墓《二年律令》书手、书体试析

在探讨《二年律令》文字的书写风格、书写速度、文字布局、文字结构、书写笔画等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二年律令》书手、书体的情况。《二年律令》应由三位书手书写完成,其中一位书手为主要书手,书写了半数以上的竹简简文,而其他两位为辅助书手。     

《二年律令·秩律》所见汉初的奉常

奉常是西汉掌管宗庙礼仪的中央职官,其地位十分重要。长期以来,学者在研究西汉奉常,主要依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但《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反映的大约是西汉中后期的情况,难以证明汉初职官设置的实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出土为研究汉初的奉常提供了宝贵资料。从《二年律令·秩律》所载来看,汉初奉常与太常的名称变化要比传世文献记载的更为复杂;外乐、太卜、太祝、祠祀等奉常属官的实际情况与传世文献的记载也有不少差异。     

《二年律令·户律》与高祖五年诏书的关系

《二年律令.户律》是吕后二年颁布的有关名田宅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名田宅制度关系到刘邦时期的“与田宅”令是否实行及其到吕后时期的前后变化。我们认为高祖五年诏书的“与田宅”令已经制定了按爵级身份名田宅的制度,萧何编订汉律时这部分内容由“令”入“律”。《户律》所见名田宅制度是现实中真实实行的制度,其中对违法欺诈行为的惩罚条款应是吕后二年修订汉律时增补的内容。吕后二年调整食邑政策是造成田宅标准偏高的主要原因,民爵和官爵的划分也是在吕后二年定型的。     

论汉律的儒家化进程及其历史价值

研究汉律最具参考意义的历史文献当属《二年律令》和《奏谳书》。通过对其分类研究,明确各种律令的含义和特征,并结合汉代的史实,进一步了解颁行这些律令的历史背景及原因,在对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思想深入理解的同时,也可以清晰地归纳出汉律的儒家化进程。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伦理及礼治,这些天然地契合了汉代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内在需求,因而汉律的规定便具备了浓厚的儒家色彩。汉律被认为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在法律发展进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历史价值当然不容小觑。     

简论《盗律》对《二年律令》的影响

为了揭示出<盗律>对于<二年律令>研究及对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研究的重要价值,运用比较、例证、文献诠释等方法,将<盗律>和汉朝以后朝代的律典进行比较研究,认为<盗律>具有严惩"盗"、严惩官吏职务犯罪和赏罚并用的思想,采用总分则的立法结构体例、参照性条款和明确规范的语言,确立肉刑与劳役刑并用、罚金刑等刑罚等级体系,都体现了它在<二年律令>中的重要影响.     

《二年律令·户律》“田合籍”辨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中的"田命籍"应为"田合籍",它是《户律》中记载的汉代五种户籍类簿籍中重要的一种。从国家统计土地的角度看,"田合籍"应是所有土地的总籍。它可能既是记载国家所有田地情况的总籍,同时也是记载每户所有田地情况的总籍。     

胡家草场汉简律典与汉文帝刑制改革

汉文帝时期的刑制改革,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在《史记》《汉书》等传统史籍中,相关记述并不明晰。新近出版的《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一书,刊载胡家草场12号墓出土的近百枚法律简,为探讨文帝时的刑制改革提供了珍贵资料。通过将胡家草场汉律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睡虎地汉律进行比较、分析可见：秦至汉初使用的黥刑在文帝时已不复存在。先前判处“黥为城旦舂”的场合,在胡家草场汉律中,有的改作“髡为城旦舂”,有的改判死刑。这一变化应是文帝十三年（前167）刑制改革的结果。先前“完为城旦舂”这一刑罚则在改革后维持不变,有助于对《汉书·刑法志》“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这一记载的理解。夷三族刑于文帝二年（前178）废除,在文帝后元元年（前163）重新启用,但适用范围收缩,对谋反的认定也更为审慎。将胡家草场汉律与《二年律令》比较还可看到,公卒、庶人等身份概念消失,地位曾介于民众与徒隶之间的司寇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徒隶,显示文帝刑制改革还伴随着身份制度方面的重要变化。根据避文帝刘恒名讳、夷三族律有无、祭祀上帝以及景帝即位时为文帝庙制作的《昭德》之舞尚未出现等情形,可以把胡家草场律典的修订年代大致确...     

《二年律令》中的并列结构

《二年律令》存在着大量的并列结构。其并列结构具有多项式、多层次以及主要用"及"、"若"作为并列标记等突出特点。     

《二年律令》中的《盗律》及其法律思想初探

《二年律令》的《盗律》篇,对汉代的刑事、行政等法律关系作了一些规定,内容涉及国家官员、社会公共秩序、以及公民财产及人身等等,并证明了史料记载的多种罪名和刑罚名的存在,反映和包含有丰富的法律思想,这些法律思想,有法家繁法严刑的浓重痕迹,对我们研究《二年律令》以及汉代的法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朱元璋曾热衷于法律宣传

从明朝开始,在国家的基本法典《大明律》里,就专门设立了“讲读律令”的条文;在《大清律例》中,亦有同样的条文.此外,明太祖还颁行了《大诰》和《教民榜文》等,供人学习和了解.再者,读书人不仅要读《大明律》《大诰》以及《教民榜文》等,而且科举考试也会考到相关法律.最后,在民间社会的乡饮酒礼上,还要宣讲皇帝的“六条”圣谕(语录)和相关法律.     

从《二年律令·置后律》看汉代女性的继承权

《二年律令·置后律》对西汉初年的继承制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涉及女性继承的部分尤其引人关注。在西汉初年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政府为发展生产和防止财产外流,给予了女性类似于男子的继承权利,继承内容包括爵位继承、户主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女子一旦通过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方式得到这些后,亦可以享受政府赋予的一些优惠待遇。但须注意的是,法律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限制条件,使得女子的权力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     

杜预生平事迹新考——对《中古文学系年》相关条目的商榷

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在对杜预生平事迹进行系年方面,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通过考证相关史料,可以得知杜预参与修成《泰始律》及作《律序》、律令注解的时间在泰始三年（公元267）;杜预始任河南尹在泰始元年（公元265）到三年之间,以泰始元年十二月的可能性为大;杜预检举石鉴在泰始七年（公元271）正月伐吴之战后;杜预大败吴将张政在咸宁四年（公元278）十二月.     

《二年律令·秩律》札记五则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中傅"是长信宫属官;"二千石尉丞"实际意为"二千石官的尉官或丞官";黄乡邑系从小黄县划出而专作昭灵后陵邑,万年邑是陵邑而非陵县;从《秩律》的职官记载特点中可以一定程度上见到惠帝、吕后时期政权运转的部分特征。     

《二年律令》有关奴婢的法律思想初探

探究汉初有关奴婢的法律思想,可以对汉代关于奴婢的法律思想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通过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关奴婢的法律规定的分析,使视奴婢如财产、限制奴婢与平民通婚、主张奴婢犯罪主人不连坐等法律思想十分清晰地体现出来,它们构成了汉初有关奴婢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副词研究

20世纪以来出土的文献,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极为真实的材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二年律令》中副词的使用情况,这对研究上古汉语中的副词使用情况及其演变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读张家山汉简札记两则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之简383所缺字为"主"字;简367至简368、简359至简362中彻侯非"后"诸子通过继承会获得公乘至不更间爵位。     

儒家的"礼"与西夏《天盛律令》

儒家“礼治”思想是西夏制定王朝法典的主导思想,“礼”和“律”的紧密结合是《天盛律令》的显著特征,说明中原文化对西夏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尊君、孝亲、崇官是西夏《天盛律令》礼教法律观的核心,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同时《律令》又极力保护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天盛律令》是西夏王朝封建化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本文主要从法学原理与立法技术的角度探讨《天盛律令》的上述特征。     

试论晚清政府的“失信”:从上海股市到“保路运动”

1880年代上海股票风潮导致晚清股市失信,而1898年开始发行的"昭信股票"则又标志着清政府国内公债政策失信。1904年颁行的《公司律》虽然有助于推进资本动员,但却遭到官权不当干涉,从而使法制信用大失。社会对于政府"违法"、"失信"的抨击从《公司律》推行之后就持续不断,时有爆发,并在"保路运动"中达到高潮。晚清政府终因"牺牲信用",从而在革命浪潮中倒台。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职官行政职守和行为准则

为了对西汉初期政府吏治制度建设具体内容作深入了解,通过对1983年湖北荆州张家山出土的汉简《二年律令》采用文献解析与梳理的方法进行研究,认为:西汉初年政府将人民生命财产保障、公文信息的真实性、官吏渎职行为、职官荐举人才、收取地方税收、居民户籍管理、禁止私人铸币等都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围,并对职官履行公务的行为准则亦作出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