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的文体特征、社会功能及其当代表现

作为一种文体,赋的产生与形成不同于诗歌、小说和戏曲.首先,它纯粹是由文人特别是宫廷文人创造的,带有强烈的“宫廷文化”色彩.早期赋作家枚乘、司马相如,都曾在汉初诸侯王宫廷中当过清客,就是更早些的贾谊,一代人杰,也难以摆脱宫廷文人之讥,更无论扬雄、班固.其次,赋体产生于大汉帝国初创并逐步走向繁荣强盛的时代,那种宏大规模、统一气象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为其表里,思想学术上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学上则出现了这种把汉字特点发挥到极致的非常奇怪的文体——赋.     

建安文人创作以赋为宗论

建安时代 ,各体文学都有新的发展 ,呈现出新面貌。论者一致认为建安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是今人以现代的文学眼光审视建安文学而得出的看法。其实 ,建安文人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辞赋为当时文学之宗 ,且致力于辞赋的创作。就此问题从以下三方面论述 :建安文人重赋不重诗 ;建安文人在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多用辞赋抒情达意 ,而很少使用诗歌 ;建安文人所创作的诗、赋数量相当 ,难分主次 ,辞赋足以和诗歌分庭抗礼。     

论诗学流变中鲍照诗歌的赋化实践

鲍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强烈创新品质的诗人，他不仅把文人乐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还奠定了七言诗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鲍照同时又是诗赋兼工的南朝文学大家，他以赋法写诗，丰富了诗歌的表达技巧。本文主要从诗体流变、艺术构思、表现手法等方面探讨鲍照诗歌的赋化问题，为鲍照诗歌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建安咏物赋略论

建安咏物赋作为建安时期赋作的代表,不仅在数量上超越汉代咏物赋,而且在时代审美情趣的变化、文人宴饮娱乐精神的影响下呈现出繁荣的文学局面。建安咏物赋不仅在数量上比两汉咏物赋增加很多,而且在艺术创作上,赋家在继承前代赋作艺术精神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赋家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更进一步融合,在赋作中比兴寄托手法的日渐成熟,使建安咏物赋成为汉代咏物赋与晋代咏物赋文学延续中的重要环节。     

论汉魏六朝文人俗赋

汉魏六朝文人俗赋冲破了辞赋宫廷化、贵族化的藩篱,将眼光投向社会下层和世俗人生,题材内容丰富,构思巧妙,风格诙谐,在传统文人雅赋之外别立一格,使赋坛上雅俗共存,典丽与通俗兼容,大大丰富了汉魏六朝赋坛的景观。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看到,文人俗赋数量不多,创作队伍不大,发展举步维艰、徘徊不前,在雅文学的夹缝中浮沉挣扎。这种局面实在是汉魏六朝雅文学强势地位的结果,也是文学为贵族所垄断时代之必然。     

论唐前赋得诗的特点、地位和影响

摘要： 赋得诗是随着南朝文人即席分题赋诗的出现而产生的诗歌新类别。在命题上,唐前赋得诗一般采用“赋……得……诗”、“……赋得……诗”、“赋得……诗”的形式。在题材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指向咏物、咏诗、咏史、赠别。在形式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是五言四韵,至于七言、杂言的赋得诗,四韵以外的赋得诗,都很少;绝大多数押平声韵,押仄声韵和换韵的情况比较少见;分韵赋诗和题中用韵的情况也已经出现。唐前赋得诗创作推动了南朝永明体、宫体和以陈后主为首的三个诗歌创作群体的形成,对南朝诗歌不断追求“新变”产生了影响,推动了齐梁以后诗歌题材的大发展,也使齐梁诗歌诗体短小、精雕细刻、讲究四声、语言绮艳的特点进一步固化。   　
　
　　
     

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流变

在汉代文学创作中,散体大赋、骚体赋、拟骚诗是汉代作家在学习楚辞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散体大赋、骚体赋属赋体文学,而拟骚诗以及君臣所作的楚歌属诗歌体裁,它们在文体上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宜将骚体赋、拟骚诗、楚歌笼统地称为骚体文学。否则,不利于我们对汉代文学作品进行专门的分类研究。拟骚诗是楚辞体诗歌在汉代的赓续,其文体、写法以及代屈原立言的思想内容,是楚辞在汉代诗歌创作中流变的重要表现,拟骚诗虽然曲折地表达了汉代文人借伤屈以自悼以及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评价,但由此也将汉代的楚辞体诗歌创作引向了衰落之路。     

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制特征

敦煌俗赋可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早期文人赋开头有一段故事引子,就是从民间故事俗赋发展而来的。对问体的文人赋则是继承了早期民间争奇斗胜的形式,以争辩的方式安排布局。敦煌歌诀体俗赋,是汉代民间歌谣体俗赋的延续,其文体为赋而非诗。文人的诗体赋是汉代赋体分化的结果:不是赋向诗靠拢,而是诗从赋中分化出来。敦煌写卷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不以赋名篇的作品,像"词文"类,究其体制归属,仍当为俗赋。通俗文学文体的差别主要是由其传播方式或表演形式决定的。敦煌俗赋同文人赋的区别,更多反映了中国文学源同流变的区别。     

从初唐诗格看初唐人的文学观念

魏晋以来文人已经认识到情感是诗歌的本质特征之一,但在创作实践中却更重视辞藻声律等形式方面,导致情感内质的虚弱。初唐诗格在重视形式问题的同时,还普遍认为诗歌应该具有情感志趣。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过多的理论表述.而是在具体作诗方法的讲解中体现的,才经常被人忽视。初唐诗格这种现象反映出初唐文人的文学观念。初唐文人在继承六朝文学观的同时,结合自己时代文学现状,认为主要应解决如何用更好的形式表现内容.从而把情感志趣和词采声律统一在操作层面上。     

从史官诗歌看中唐唱和之风

诗歌唱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唐是诗歌唱和的高峰,唱和之风浸入到当时文人生活各方面。在史官这一特殊文人群体的诗歌唱和中亦可看出当时诗坛的诸多特点。不仅展现了唱和双方复杂多样的关系和诗歌广泛的内容、丰富多彩的形式,而且还能通过唱和增进友情、切磋诗艺,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诗派形成。     

文学与经学的交流--以汉赋为例

汉赋所处时期正是文学逐渐走向成熟、儒学传统正式奠定的时代,与当时经学相比,辞赋的政教传统与讽谏精神相对孱弱,如此辞赋文学也就深受经学之影响,其自身也不断地向政教精神靠拢,但此种文学与经学的交流最终却归于失败。     

论北魏后期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由于孝文帝的努力,北魏后期,儒释道三教改正了前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关系得到调和,并形成了先儒后佛、辅以老道的发展格局。受其影响,北魏后期文学创作重功用,讲求辞彩和形式,创作空间得到了拓展。     

论玄学笼罩下的早期山水诗

早期山水诗萌芽于曹魏时代,在晋代逐渐发展和成熟,开启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标志着人与自然的进一步沟通与和谐,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玄言诗孕育了山水诗。玄学使山水具有清越之气,老庄思想使人们向往自然。随着情理的消长,山水逐渐与情感相结合,逐渐完成了对玄理的清洗,并且随着玄佛的融合,使山水诗具有了境界之美,并朝着世俗化和抒情性的方向发展,逐渐使山水诗成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颂赞与四言诗的文体辨析

颂赞以四言韵语为载体、以短小精警见长,在形式上与四言诗接近.随着魏晋六朝颂赞文的主体由神明到人事细物转移,主旨由祖述功德的儒家说教向性情抒发、意境创造转变,并变赋法铺陈为比兴象征,其中一部分已与四言诗体合流.     

朱熹与黄庭坚诗学的离与合

针对南宋诗坛学苏者或流于恣肆驰骋、学黄者多务为锻炼雕刻,朱熹从其"这文章皆是从道中流出"的文学本体论出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诗学思想,其中与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学有合有离:合者如重道德修养、养心治性与"诗见得人";倡儒家"温柔敦厚"之诗教;讲究诗之法度,主张循序渐进;黜浮华之习气。离者如欣赏自然平淡之作,反对刻意费力之作;尊古非律;反对无益的唱和之风,认为"失其自然之趣",不如不作。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明清关中理学与文学

明清理学与文学的论争主要基于世道人心与文学表达方式能否实现“传道”的功能以及传道应该借助的途径和手段。明代关中士人,诸如李梦阳和康海等人尽管以诗文见长,但都是在理学环境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士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传统持有相同观点。清初关中士人基于家国情怀,具有强烈的遗民情结,他们出于对世道人心的焦虑,大都对文学中非理学的成分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宋代史学精神与史论诗

文史通融,富有历史学识的主体文化特征,使宋代士子可以把宋代的史学思想、精神渗透到史论诗的创作中。具体而言,受以史为鉴、探求治道的史学精神影响,宋代史论诗体现出强烈的史鉴意识,重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尤其强调从君主角度探寻兴亡之因。注重史料选择,重在把握关系国家治乱兴衰、具有垂法训诫意义的事件与人物,题材选择具有典型性、趋同性。疑经辨伪、不拘成说的史学精神,使史论诗敢于怀疑传统经史之义,注重历史的细致辨析,表达己见,促成了翻案体的盛行。适应重建思想秩序的时代要求,伴随着新儒学的建构,宋代史学完成了指导思想的儒家化,以理观史成为宋代士子的着眼点,史论诗的内蕴也因此上升到哲学层面,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哲学性质;多从义理角度评价人物,发明史义,在历史认知上有鲜明的道德化、义理化倾向;褒儒颂隐成为基本的题材倾向,特别是在探求义理时,始终以尊王为本,具有鲜明的正统意识,形成了强烈的褒贬之风。     

简论古代词论批评的特点

古代词论批评晚于诗文理论批评,因而受到诗文理论批评的影响和启发,并随着词学创作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古代词论批评主要体现于词话、词集序跋、词集评点、论词诗词等形式中;古代词论批评具有鲜明的形式特点和表现特征。     

建安游侠诗与儒家精神

游侠诗于建安时期进入士人手中,从现存数量极为有限的作品来看,主要表现为诗人对游侠形象的写实和理想化改造的并存。建安诗人表面上描写游侠,歌唱游侠,其精神实质则是借这一特殊形象表达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慷慨入世之情。建安诗人虽然很多时候表现出或力行霸道、或崇尚玄虚、或放浪形骸的行为,但是思想主流却依然是儒家的东西。所以,从儒家思想出发解读建安游侠诗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