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理气关系探析

理与气作为贯穿朱子哲学的核心范畴,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复杂的关系。朱熹的理气思想主要受到二程的理、张载的气以及周敦颐的太极这些关于世界本体及万物构成思想的影响。理与气在朱熹那里被进一步地赋予了不同的性质和地位,理气也就承载着朱熹建构世界的不同作用,从而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理气关系。对于朱熹理气的先后关系这一颇有争议的话题,笔者主张理在先、气在后,并对理气做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     

王船山的理气论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气学、理学（道学）、心学三分构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基本预设。张载作为宋代道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所谓“气学”传统,王船山的思想以重建道学传统为根本旨趣,丰富和推进了气学理论。船山理气论呈现的思想样态表明,船山是广义道学史上的人物,而非单纯的所谓“气学家”。船山学在本体论域,接受周敦颐的太极说及朱子的本体论诠释方法,以太极释张载的“太和”,肯定太极即本体。在理气问题上,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同时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说亦有肯定,提出“气不损益,理亦不杂”说,并承认相对于气而言,理有“秩序”义,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理御气”,呈现出与理学工夫论相符的一面。船山学一方面坚持“理是气之理”的气本论立场,甚至认为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另一方面又引出“诚”的观念,认为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而且诚是“极顶字”,是不可用其他字“代释”的最高概念。船山学在宇宙论本体论问题上略显复杂的观点论述表明,其理气论在实质上仍属于气学形态。总之,船山学是对濂溪学、横渠学以及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王夫之气论哲学的逻辑结构与定位

理气关系是王夫之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船山批评朱子学把＂理＂看作是气之外的另一物,指出＂气＂才是宇宙中唯一的实体,理只是气之理。虽然理气为一体,但船山并没有放弃或取消理的超越性、本体义,而是在一＂气＂之中作了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区分,体现了其一体二分、＂两端而一致＂的辩证思维方式。最后,船山提出理气相涵、互为体用,认为理气的本然状态即是＂太和＂。基于以上认识,船山气论哲学应属于＂理气合一＂论,而非气本论。     

朱熹理生气小释

无形之理生有形之气是化生而非派生。在朱熹思想中,有形物只不过是动静感应过程中的一种相对存在,而动静感庄是理太极的自然之性。据此,本文以为,气是理太极动静感应之性的外化．     

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朱熹“理一分殊”问题中的二重性思辨——从《朱子哲学研究》相关探讨的不足与限度谈起

学界以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为典范代表的对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探讨大都遗漏掉了"理气问题为何决定着理一分殊问题"这一关键发问,因此导致了诸多耽搁。《朱子哲学研究》的理一分殊专题研究存在两类问题:其一,该研究始终只是在试图解析理一分殊问题的"复杂性"(含义),而没有真正思考该问题的"重要性"(意义);其二,该研究对理一分殊问题的义理分析未能真正阐明理一分殊问题与理气问题的内在关联。实质上,朱熹的理气问题乃是理之二重性问题,是终极视野中的"同一与差异"问题,故其必然决定了理一分殊问题在不同向度上的含义与意义。理一分殊问题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暗示出,理气问题如同通过其二重性思辨而构筑了一条关键道路,"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气同异"等问题乃是这同一道路的不同展示方式。所以,使得朱子成为古典中国最具严格哲思品性的独一无二之思想家的关键,就在于其对"理之二重性"的精思细证与丰富阐释。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问题视野中对这种二重性展开思辨,该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才能得到真正透视,进而将引领我们重新领悟在本己哲思道路上的处境与未来。     

对朱熹哲学思想的重新认识——兼评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扭曲

在本体论或理气观上,朱熹哲学是柏拉图式的两个世界思想:但在心性论和道德修养领域,朱熹的心学思想却是系统、深思熟虑的,表现于各个方面。这就构成一种矛盾。而冯友兰、牟宗三否认有这种矛盾,一以贯之地以柏拉图式共相思想解释朱熹的心性和格物致知思想,认为格物致知是向外求理的认识论,把它用之于道德修养是思想糊塗、不通;朱熹所讲的性善、性即理及心之德,也被认为是告子和荀子一类思想。在这一解释模式之下,由程颐到朱熹、由北宋到南宋所发生的思想历史运动被抹杀了,朱熹对北宋诸子的思想集大成实际上变成了一句空话。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成立,是混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区别所导致,是切削掉朱熹哲学体系中与此模式相矛盾的最基本的材料或对之进行曲释所导致。然而,这对朱熹本人来说,实在是很大的不公正。     

吴廷翰“气为万物之祖”思想探析

吴廷翰以"气"作为其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把宋明理学的道、太极、理、性等形而上范畴由气予以统摄贯通。首先,他认为气即道、理、太极,并建构了气体学理论思维逻辑体系;其次,他通过诠释气与道、太极、太虚、理的关系,凸显了气的统摄地位及其形而上本体的品格,并对气的内涵、性质、特征、形式进行界说,从而诠释了传统的心性话题,提出了气—心性一统论;再者,他以张载气学和朱熹的理气、知行、格致论作为理论基础,对心体学进行了批评。     

张栻太极体性论

张栻接获朱熹《太极解义》以后,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他自己的《太极图说解》,张栻《太极图说解》基本存留于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张栻的这个注解本关于太极之体、太极之性的论说,有着理气(太极与阴阳)论与心性论相贯通,宇宙论与本体论相贯通的意蕴,体现了湖湘学派的思想特色,同时也是吸收二程及道南学派有关思想的结果。     

朱熹的理学思想——天理论与性论

本文着重阐述了朱熹理学思想中的天理论和性论,认为朱熹的理学是以天理为核心,以性论、格物致知论和持敬说为主干,旁及历史哲学、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等,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在太极论、理气说、理一分殊、化育流行、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和性论等方面发展了理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同时,朱熹还将其天理论演化为三纲五常,修己治人,垂世立教,流毒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文章还略及朱熹理学思想之源流,引深了理学的讨论和研究。     

“心为太极”与邵雍诗歌中“狂”“闲”“乐”的生命境界

邵雍的太极观是"心为太极",具有三层含义:心生太极、心有众理、天人合于心,这样的本体论使得他的思想具有心学倾向。邵雍的诗歌境界、生命境界与思想境界是统一的,而"心为太极"的本体论则是这种统一的逻辑起点。他的诗歌境界、生命境界当中都有尊重主体、扩张自我的"狂";有无著无累、无滞无碍的"闲";有追求自由洒落、体验万物生意的"乐"。邵雍作为一个不同于程、朱的理学家,给我们提供了别样的思想境界与生命境界的范本。     

程朱学脉中朱子的自我身份认同

朱子为二程三传弟子,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朱子晚年建构道统谱系时以二程＂私淑＂自处。回顾朱子早年求索的历程,可以了解＂私淑＂二字背后所隐藏的深意：朱子最早受学于韦斋和三先生,但他们含混儒释疆域的学风在延平那里被否定,以朱子后来对儒释之辩的敏感,自不能承认由韦斋及三先生可以上通二程之真精神;延平虽严辨儒释之分,但工夫入路偏于...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杨时解读张载之《西铭》

程门弟子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在二程的引领下解读张载之《西铭》。因体会《西铭》"言体而不及用",质疑其容易流于墨家之兼爱,求教程颐,激发程颐以"理一而分殊"概括《西铭》之旨意。经往复探讨及精思力索,杨时接受"理一分殊"说并作发挥,提出"理一为仁,分殊为义"、"用未尝离体"、"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等论点。杨时阐发的"理一分殊"的伦理内涵及重视分殊的思想促进了洛学的发展,并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以史证易”与杨万里诗歌意象选择

与宋诗以人文意象为主的特点不同,杨万里的诗歌以自然意象为主,此一特征与杨万里的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杨万里是"气本论"的思想家,不同于程颐、朱熹的"理先气后",他主张"道措于物",其易学方法最大的特点是"以史证易"。杨万里的思想具有重视特殊、具体、现实的一面。杨万里的诗歌自然意象远大于人文意象,特称意象远远多于泛称意象,与杨万里的思想趋向一致。     

儒者论“定”

"定"作为心性本体首见于《大学》,在被长期忽略后于李翱的"定者诚也"得到传承,并在周敦颐的"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张载"动静不失其时"的"定则自光明"中得到阐发,然后在程颢"动亦定,静亦定"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中确立起基本意旨。朱熹的"性定则动静如一、内外无间"、王阳明"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的"定者心之本体"、刘宗周"动静合一之理"的"随处静定"、王夫之的定"则于至善中曲折相因之致,委悉了当……十分大全",将《大学》"缉熙敬止"之"定"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前后相继的儒者体验中,"定"的范畴精彩地体现了儒学对生生不息的本体之体用不二的终极性把握。     

《论语·先进》“陈蔡章”考辨

《论语·先进》第二章记述孔子困于陈蔡之事,但此章“德行”以下部分是否应该与之前部分为同一章,至今并无定论.郑玄《论语注》与皇侃《论语义疏》就存有不同观点,后朱熹认为是一章,刘宝楠、程树德、杨伯峻却认为是两章,即从“德行”开始,当另为一章.后一观点虽得到学界广泛认同,但与《论语》成书情况不符.笔者立足于《论语》成书过程,通过考察全书中孔子对弟子的称呼方式,判断章中材料有不同来源,认为《论语》一书虽成于众手,但体例谨严,一章之内主题、时地、人物集中,非随意杂凑.故《陈蔡章》当为一章.     

美学与启蒙——吕澂早期思想研究

吕澂先生是我国杰出的现代佛学家,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主要致力于美学写作。从《美术革命》(1919)到《美学浅说》(1923),吕澂发表了一系列著述,这些著述与"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不但具有历史的共时性,而且具有思想的一致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吕澂的美学思维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