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政保障的法理依据及其对策

社会权是现代宪政国家基本人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失地农民社会权最为有效的宪政保障机制是国家的良好宪政秩序。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政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要求,也是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对失地农民的社会权予以宪政保障,就意味着国家、他人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政保障是人权维度的确证,是法律人文主义和实现社会正义的内在要求。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政保障应坚持四项原则,即完善制度,依法进行;因地制宜,适当允许地区差别;保证公平,兼顾效率;逐步完善推进。同时,需要主体层面、政府层面、社区层面、社会层面四位一体联动来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的实现。     

“民生权”:一种理解中国式社会主义宪政本质的全新思路

"民生权"是公民个人为确保其生命得以延续并有尊严地幸福生活而要求国家、社会提供条件、给予帮助、实行保障的权利。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是社会现实、理论发展和立法实践等方面的内在要求,更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式社会主义宪政本质的全新思路。保护民生是社会主义宪政的根本任务,以民主形式表现出来的民生政治才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实质。因此,应当将"民生权"上升为宪法意义上的公民基本权利。     

论宪政视域中现代行政权的多元控制

行政权是现代行政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核心.现代行政权的扩张和泛化呼唤强化对权力的全方位制约.宪政的本质在于制衡国家公共权力,宪政以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为逻辑起点,超越传统单一控权模式的局限,建构以权力制衡、权利制约、法律规制、程序控制和社会监控等多维一体的控制行政权的综合体系.     

构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宪政精神——从中西方比较的视野分析

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维护人性的尊严与捍卫民主的价值。一般的说,公共政策过程要同时满足＂民主＂和＂效率＂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而实现公共政策民主价值的途径则需要将其过程置于宪政的架构之内。从宪政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宪政的历史较长,理论也较为成熟,其公共政策的宪政精神的核心是基于多元民主的＂控权＂与＂保障权利＂。相比之下,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历史则较短,内涵也存在差异。鉴于此,如何理解公共政策与宪法的逻辑关系成为构建宪政精神的关键理论前提。而培育政策制定主体对宪法权威的信仰和忠诚,则是构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宪政精神首先应该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     

宪政主义:渊源与价值

宪政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和自由保障机制,是内生于西方文化传统的文明现象,其源生和流变有其历史逻辑。宪政主义以人格尊严与个性自由之保障为终极目标,以限控国家公权力为制度基石,以宪法主治和程序法治为实现路径,包蕴着丰富的价值内涵,殊值借鉴与反思。     

超越消极宪政与积极宪政之争——当代西方宪政发展的路径选择

西方传统宪政理论将有限政府视为理论的政府模式.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宪政观不仅在理论上陷入窘境,在实践上也是危机重重.积极宪政取代消极宪政成为西方国家政府设计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原则.积极宪政在实现社会正义,谋求公共利益和公众福利的同时,政府的职能和规模也从"小政府"扩展为"大政府".政府因无限扩张而出现"政府超载"并受到来自保守自由主义的猛烈批判,西方宪政运行再一次面临着价值抉择和路径选择.笔者认为,只有超越"消极"与"积极"之争,寻求有限与有为的平衡,才能解决宪政价值冲突,实现宪政发展的根本出路.     

论消极自由主义宪政理论的困境

消极自由主义宪政理论是从个人自由和权利出发,建立以宪政制度为基础的限制公权力的理论。其理想的制度设计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境,无法解决个人消极自由与国家公权力的矛盾冲突问题,并且背离了消极自由主义理论的初衷。     

宪政问题

宪政是植根于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一种理念、制度和政治实践,尽管在历史传统、社会矛盾和权力结构各异的不同西方国家,人们对宪政的理解各不相同。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不能回避宪政问题,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     

宪政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在批判资产阶级宪政理论的过程中 ,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宪政理论 ;西方宪政的两大核心价值观很动听 ,但掩盖不了其资产阶级本质。这一点又决定了当代西方宪政摆脱不了的困境 ,如三权分立与三权协力的困境 ,个人自治和人权与公共福利的困境 ,维护主权与保障人权的矛盾等 ,相对而言 ,社会主义中国在宪政理论和宪政实践上 ,对世界宪政文化已经并正在作出自己的贡献     

鲍桑葵的自由观及其宪政意义

鲍桑葵在关于国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中,明确提出了自由的消极概念和积极概念,并且通过两种自由的关系集中表述了其以消极自由为基础、通过积极自由完善消极自由的自由观。鲍桑葵的自由观决定了他的国家理念和宪政设计。鲍桑葵把国家视为“我们生活的飞轮”、“一个有效的生活概念”,与这种国家观相匹配的宪政制度既不是自由主义的“小政府”,也不同于国家主义的“大政府”,而是国家和社会双重权力结构的“自治制度”。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