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象喻之辨"看钱钟书的中道观

钱钟书先生在论及"象喻之辨"问题时,能发前人之未发,运用一以贯之的中道思维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深层考察.既不像章学诚那样,只停留在理有相通的表面上,而是更进一步揭示出貌同下的心异;也不似冯班那样执著于二者的阡陌划界.钱钟书先生同时也指出体异而不害用同.中道虽成于"二道相因",但二者并不是斤两悉称,而是有主次轻重之分的.     

试析朝鲜"三、一"运动的性质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为确立自己的殖民统治基础,实行宪兵警察的"武断统治",剥夺了朝鲜人民的一切政治权力和自由,空前残酷地掠夺着朝鲜,肆意摧残朝鲜民族文化.朝鲜"三、一"运动是自发的,它并不是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的,亦不是"宗教运动",而是朝鲜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起义,是一场全民性的自发的反日大起义.     

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人类学界发生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大辩论",辩论的双方是所谓的"实在主义学派"和"形式主义学派",他们对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适当方式与人的本性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这场学术争论并不局限于经济人类学范围,而是在美国社会科学圈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较为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了这一学术现象,并从学科和学说发展史的角度,对其作了分析与归纳.     

经济学演进中的“综合”与“折中”

经济学演进总是通过经济学家们在理论上的不懈创新实现的,而以往常被我国学术界斥之为"大杂烩"的"综合"、"折中",正是这种创新的手法之一.阿·马歇尔通过对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论的"综合"、"折中"建立的均衡价格论,保罗·萨缪尔森通过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理论"综合"、"折中"建立的现代混合经济管理理论基础--"新古典综合"理论,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在对立、分歧中的相互"综合"与"利用"都是例证.不仅西方经济学演进中不同流派可以"综合"、"折中",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并非水火不相容.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固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但必须结合国情,科学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提高合理配置资源和管理宏观经济的能力.并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必须在不断吸取西方经济理论的营养过程中才会随时代而发展,显示其与时俱进的生机与活力.     

"经济决定论"批判——论科西克的"经济"概念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常被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这种观点将"经济因素"看作唯一真实的实在,它决定其他社会因素的产生,是社会存在的最终根源.科西克针对这种庸俗化的理解,他提出了"经济结构"的概念对之进行批判."经济结构"概念要回答的是"经济本身的起源问题",认为社会实在是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展开过程中生成的.而经济之所以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首要地位,并不是因为人的这种造物比其他造物更真实,而是因为实践与劳作构成经济的本质.因而经济就不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而是以劳动和实践为本质的社会经济结构.     

实践·创新·与时俱进

实践的观点不仅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也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范畴,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没有实践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起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圣经",而是科学的"认识工具",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与发展.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莱茵报》时期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什么

<莱茵报>时期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来自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仅指"他遇到的物质利益问题使他对其当时信奉的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学说产生了怀疑".这一"疑问"的解决不是在他得出第一个研究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之后,而是在他得到"总的结果"--"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之后.     

叶适功利儒家伦理观管窥--以"义""利""害"范畴之解析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水心别集>卷三"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虽表明了叶适早年于义利方面的基本思想轮廓,其涵义却不如他晚年所言之"成利致义"命题清晰.本文认为,"利"范畴实质是一个"义""害"并存的双义结构.同样对于"利",程朱理学相对而言就"害"的方面发现较多,并在义-利-害的范畴链接中以义为根本性前提,而实质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义本学统;叶适则尽力凸显"利"范畴中义的蕴涵,宗旨却不是侧重"义",而是侧重"利",借重义利之辨来加强其整个事功学说的理论完备性,从而自觉地完成了明显有别于理学的功利儒家伦理系统.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在认识史上的意义

人类的认识过程是辩证发展的螺旋式的曲线.列宁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在科学史和认识史上都是一次大的综合,是一个圆圈,一种螺旋式的曲线.尽管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不是从哲学层次上研究问题的学科,而是探求若干不同领域某些共同规律的交叉科学,是介于具体科学与哲学之间的中间学科,但在认识史上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提出了认识世界的新理论     

"山中之民"与"超人"学说--龚自珍、尼采思想比较研究之二

面对衰世的"暮气"和"断肢",龚自珍寓言式地拟构出"山中之民",以期拯救士林,尼采则创立"超人"学说,意欲以此来改塑人类.龚自珍的"山中之民"和尼采的"超人"学说,是在世纪末的浓黑包围中绽放出的思想火花,具有鲜活的气韵和惊天动地的效应,为世纪末的疲弱鼓荡起雄强的生命符码,为新世纪的到来设计出全新的人类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