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虹影小说的女性意识和边缘情结

在当代中国文坛上,虹影绝对是个异数。她从城市的窗口来窥视整个世界,从容不迫地游走于东西方文化的边缘。她的小说以独特的女性视角,用华美绚丽的文辞表现了浮世悲欢和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生命体验,字里行间无不浸润着女性意识和边缘情结。虹影的小说揭示了女性生命的韧性和心路历程,涵括了一个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刻反思。     

文化中为救赎的情爱——虹影长篇小说的母题

旅英华文作家虹影的小说创作,用一种回审的视角,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审视;其长篇小说多以情爱为母题,即被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冲突包围的情爱,是旨向救赎的情爱.     

“妓女”与“圣女”——从主体接受看《上海王》剧本对小说的颠覆

文章从主体接受的角度,简要分析了电视剧本<上海王>对原著--虹影的同名小说<上海王>的颠覆及其根源.从改变剧情设置、让性爱变成情爱、让阴柔变成阳刚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这种颠覆是基于观众的接受心理--以男权主义为话语权的普遍心理.     

探寻虹影小说的救赎之道

忏悔意识自新文学时期始发至今,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在忏悔意识普遍缺乏的当代文化场域中,虹影的小说便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在继承鲁迅和郁达夫开创的现代忏悔意识的基础上,虹影将探索救赎之道也纳入创作主题。虹影明白"罪"是苦难的根源,忏悔是解开"罪"的钥匙,是救赎的前提,所以她在苦难中体认"罪"的存在,领悟苦难的意义;始终把对个体与社会的关注看作文学的使命,将写作看作一种具有忏悔和救赎双重作用的力量;最终,在徘徊和惶惑中回归童心,用爱治愈人性缺陷,找寻自我和人类精神救赎的终极奥秘。     

多棱镜像营造的跨文化景观 ——《英国情人》与《扶桑》之比较

虹影和严歌苓在她们各自的代表小说<英国情人>和<扶桑>的故事讲述中,偏离西方惯有的文化救赎意义上的爱情故事模式,以拯救/被救赎关系的置换机制,描绘出东方之对于西方的文化征服图式.同时在叙事技巧上都采用一种反照、视角转换的方式,营造出充满文化寓意的跨文化景观.     

结构意蕴:"流散"作家虹影小说的"叙事语法"

虹影难以摆脱对早年生活那刻骨铭心的痛切感受,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投射于她的作品,并由此形成她小说独特的"叙事语法"中的"表层结构"孤独的(定语)‘我'(主语)在路上(谓语)";在此"基本结构"的背后,虹影还试图将个人的苦难大而化之,在"超文化"的广阔的人性地带表现人精神的挣扎与幻灭,更表现人顽强保留对"爱"真"等价值的寻求和对生活作哲学与宗教式的颖思和感悟--由此形成虹影作品蕴涵的"深度结构"孤独的(定语)‘我'(主语)在路上(状语)寻觅(谓语)."     

个体叙事与自我认同——虹影与杜拉斯小说主题的文化解读

虹影是受杜拉斯影响极为明显的中国当代女作家之一,她们在人生经历、创作思想以及小说的主题指向上均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从情爱、家园、历史三个叙事主题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在女性个体生命经验书写的背后,两者共同传达出实现自我认同的迫切渴望,但基于东西方文化传统与时代背景的差异,虹影的创作又具有独立的个性特征,呈现出接受影响后的创造与新变。     

虹影:展示与传递极端境遇下的生存感受

展示与传递极端境遇下的生存感受是虹影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 ,而片断式书写、双重叙述视角、景物心理化既与感受的流动跳跃性相适应 ,又与主题的有效表述密不可分。     

智性叙述下的人类生存境遇——虹影智性化叙事手法解读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大多数女性作家没有意识到智性写作的必要性,过多地迷恋于叙事游戏,使某些文学作品成为纯粹的私人化文本和自呓.然而虹影在创作中采用了一种智性化的叙事处理手法,其作品具有独创性的言说方式,独特的双重叙事视角,叙事情感具有一种"可传达性".小说语言节制、隐忍、含蓄,叙事视角平实,叙事情感高度内敛,传达出作家丰沛的审美理想,达到了大巧若拙的艺术境界.     

饥饿的时代和精神救赎——当代文学“饥饿”主题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有很多是以描写饥饿为主题的。它们真实反映了现实生活,直面苦难,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真相,写出了乱世中人们的贫困、饥饿以及不自由的悲惨生活,写出了饥饿对人性的扭曲,更写出了饥饿引发对人的道德心理的思考。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作为这类小说的代表重现历史真实,试图揭示造成悲剧的深层原因,并探讨人们该如何走出饥饿,实现自我救赎。     

论歌剧表演中人物意象的塑造

歌剧表演艺术中人物意象的创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艺术实践与积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来自生活中的情感积累,也有演唱者艰难的技术层面的苦练。而最终在歌剧表演者的演唱过程中的人物意象创造将表现为一种艺术心理层面的协调运动和自由创造。     

熵变的悲剧世界——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熵变解读

熵理论在跨学科研究中屡被提及，从熵定律来重新阅读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可见：从充满逻辑和秩序的和谐社会最终滑向混杂和混沌的悲剧世界是莎氏悲剧的基本结构，这种衰变结构似乎让人看到了莎翁在四百年前的熵变洞见。然而，莎翁对于这一衰变并非置之不理，而是采取了以爱来拯救，使其剧作始终透射出人类的新希望。     

莎士比亚戏剧的篇际词汇增长模式

运用约100万词的莎士比亚戏剧语料库（Shakespearean Play Corpus）,以下简称SPC）为基础,借助计量语言学的有关方法,对莎士比亚戏剧词汇的量化特征进行研究。主要研究的问题为：莎士比亚戏剧的篇际词汇增长模式和一次频词的增长模式。     

匠心独运各显千秋——评《哈姆雷特》一段独白的四种名译

从诗律学、社会语言学、修辞学、文体学及注读等角度看，卞之琳、朱生豪、梁实秋和孙大雨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一段独白的翻译，可谓匠心独运，各显千秋，成为此段独白的四种名译。基于文风与译风关系的考虑，我们在分析不同名家对同一作品的译文时，既应坚持一种标准宏观赏析，又应用多种尺度分别评价。     

翻译文学视野下的朱译莎剧研究

朱生豪的莎剧译本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学与文化,也在世界文学之林中表达出对于莎剧的独特解读方式.本文从朱译莎剧的文学翻译转向翻译文学研究,把朱译莎剧的翻译文学文本纳入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进行考察,探讨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把对于莎剧翻译的研究仅仅只关注朱生豪等译者在翻译中的语言转换技巧扩大到翻译文学和文化的层面,因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研究价值.     

马克思主义莎学在中国的传播--论赵澧的莎学研究思想

赵澧在莎学研究中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析莎士比亚及其作品 ,并注重影响莎士比亚创作的时代因素 ,进而把握莎士比亚的特征和重点莎剧的主题思想、艺术特点 ,还对西方莎学和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中的谬误提出了批评。他的莎学研究为中国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的语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早期译介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早期译介(1856-1920)经历了西方传教士的最初评介、清末思想家的大力倡导和清末翻译家和演艺界的改译和演绎几个阶段,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译介深受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影响。目的语读者需求和目的语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造成莎剧中国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汉语之“象”英译难“原”探论

表意文字汉字在起源上是有别于西方表音文字的象形文字,说它是以象征义应该有着不容置疑的本源性依据。因此,构成汉诗的象形文字在转化变异为英语的表音文字时汉字本身的语形视象必然会被消形匿迹。此一点在译界尽管已有讨论,但笔者认为已有的讨论要么不够切近要害,要么小而化之。因此有必要换个新的角度加以审视．以期为译学多备一份参考。     

中国画的形似与意象造型

中国画是民族的绘画,是中国哲学美学思想滋养的结果。在形似上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时,强调人为本体的宇宙一体化思想。从审美的创作的主体出发,与对象进行心物交流,主体投入客体,客体融入主体,对客观自然进行典型化的提炼和浓缩,使画家的主观情感和审美趣味相统一,达到物我两忘,相互契合之境界,表现在形似上就是"意"和"象"浑然一体的意象造型。始于宋元、流行于明、清的"文人画"使中国画意象造型得到更大的变化和发展,集中代表了中国画形似上的基本特征。     

浅析莎剧中的上帝母题

上帝是基督教神学最重要的观念,在基督教信仰中,上帝具有全能的智慧,全在全知;他的旨意决定着一切,世人所能做的只是对他表示无条件的承认和顺从;上帝是仁慈的,对其子民永远表示眷爱;上帝又是公义的,扬善惩恶.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上帝的这些属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文章紧扣圣经文本和剧本内容,对该母题在莎剧中的具体表现作出详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