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最优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英属和西葡属殖民地41个国家1970-200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分析了制度、最优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验证了制度质量影响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和最优政府规模,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差异;英属殖民地由于制度质量高于西葡属殖民地,使得其最优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均高于后者,这从制度和政府规模的角度解释了殖民历史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本文的研究考虑了影响最优政府规模的制度因素,并用实证结果支持了诺斯提出的宗主国制度影响殖民地政策的理论。     

经济增长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研究

一、引言在长期经济增长理论中 ,以索洛 旺斯为代表的外生增长理论认为 ,由于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作用 ,经济不会产生持续增长 ,经济会沿着鞍点路径达到稳态 ,稳态的经济增长只取决于外生不变的技术进步 ,财政政策在稳态对经济增长不起作用 ,只具有水平效应 ,政府只能在动态转移过程中起作用[1 ] [2 ] 。八十年代以罗默 (P .Romer,1986 ,1987,1990 )、卢卡斯 (Lucas ,1985 )、巴罗 (RobertJ .Bar ro ,1990 ,1992 )等为代表[3] ,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生产函数进行了修正 ,把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等变量内生化 ,从而使生产函数至少是…     

基于公共服务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最优规模测算

多数研究文献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可以促使经济增长,我国为纠正农村基本公共长期以来的供给二元特征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但财政投入存在最优规模.文章以C-D生产函数为模型,以1978～2008年的中央财政投入时间序列为原始数据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最优规模测算.结果发现广义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超过了最优值,但狭义财政投入占GDP比重及狭义财政投入占农村GDP的比重低于最优值,这从另一侧面说明我国关于财政投入的制度建设及地方财政投入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存在较大的空间.     

经济增长与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基于国家效用函数的研究

本文在家庭和政府资源约束情况下,最大化国家效用函数,分别得到了平衡增长路径中政府投资性支出的最优规模和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最优规模;根据"巴罗法则"进行经验研究,得到我国政府投资性支出的最优规模为占GDP的8.5%,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最优规模为占GDP的21.7%;根据模型的结果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

政府作为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其规模大小影响着政府功能的发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政府规模包括政府职能和权力所构成的内在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一、政府规模的度量政府规模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一定组织原则建构的政府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政府规模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两个方面。内在规模指政府职能和行政权力的范围及结构,即职能规模和权力规模。外在规模是指政府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的数量、结构以及行政成本消耗的数量,即机构规模、人员规模和费用规模。政府内在规模决定外在规模,但内在规模难以用指标进行衡量,所以在有关政府规模的实证研究中,常用的是政府外在规模的概念。根据政府外在规模的概念,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三个:     

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了2002-2014年季度数据,采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脉冲响应方法,对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时间序列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中央银行资产规模的波动都是经济增长波动的格兰杰原因.     

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绿色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借助DDF及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7—2017年我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全国及各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且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技术效率,并成为决定当前城市绿色增长的主导因素。其次,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对城市规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上可划分为前期抑制、中期积极促进、后期小幅促进三个阶段,门槛值分别为88.7万和300.1万。最后,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城市规模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内在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减弱,直至不再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则主要发生在大城市,且促进效应逐渐减弱。     

我国政府消费最优规模的确定

文章选取我国1954～2010年的数据基于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规模(政府消费与GDP之比)对人均产出的影响.经验结果表明我国政府规模对人均产出的影响取决于两年前的政府规模,政府规模在11.59和13.29之间政府支出对人均产出的影响为正,反之,政府支出对人均产出的影响为负.我国政府规模最优值为12.44,当达到最优政府规模时,政府支出增加1％,可使下一年人均GDP增长7.4％.由于目前我国政府规模较大,应该缩小政府消费总量,优化政府消费结构来促进经济增长及经济效率的提高.     

资源约束与经济的最优增长

文章通过将可再生资源引入到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具有R&D部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对模型的社会最优均衡分析,给出了最优增长路径的经济增长率.并讨论了在经济具有稳态增长率状态下各经济变量及参数对稳态增长率的影响,最后给出了相应的经济学解释.     

集聚经济、城市生产率与最优规模

城市生产率的提高与城市规模的集聚效应密切相关。文章基于夜间灯光、全球人口分布等遥感影像数据重新测算了中国地级市的城市规模,通过建立城市生产率与城市规模的非线性模型,验证了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根据遥感影像数据测算所得的城市规模数据,已达到最优规模的城市数量明显增加。分时段、分地区的实证结果表明,城市集聚经济效应呈现增强趋势,东南半壁城市发展的规模效应优于西北半壁城市。     

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讨

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关关系,但又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关系,这是因为教育投资需要经过数年之后才能得到社会收益所致。６０年代初期,英国的莫里斯和齐德曼曾对有学历的人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英国教育的社会收益差别很大,那些已取得首次学位并向硕士和博士学...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Armey曲线效应——陕西经验分析

本文应用1978-2012年陕西省宏观经济数据来验证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符合Armey曲线,并根据实证分析确定最优政府规模。实证结果表明,陕西省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符合Armey曲线,并存在一个最优政府规模,体现为政府支出占GDP的22%。因此,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最好避免过度使用经济刺激政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要坚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将政府规模控制在有效履行政府必要职能的范围内。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根据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anel-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中国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两个方面,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经济增长自身的贡献率较低;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的贡献率相对金融发展本身较低.     

宜君县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

经济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及其内部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依攒、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经济和数量关系的总和。经济结构主要是由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三部分构成。改革开放以来,宜君的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已成为推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动力。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最优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在Ramsey-Cass-Koopmans模型的基础上,运用随机控制原理建立了不确定环境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最优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求解模型得到了消费运动方程,对该方程进行相位图分析,并与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下的最优解做了全面比较。     

区域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

利用1991—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对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金融规模在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却表现出负方向的作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仅在东部地区呈现出显著为正的影响。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VAR模型探讨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需求跟随"模式发生在东部地区,"供给导向"模式在西部地区产生,而中部地区没有出现明显的金融发展模式。     

政府债务、经济增长与非线性效应

本文基于61个国家1980-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较好的克服了变量内生性问题。研究表明,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普遍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证明了债务阈值的存在性,且两组国家中政府债务阈值的大小存在差异。但是,政府债务阈值并不具有唯一性和确定性,它随利率、通货膨胀、经常账户和金融发展的变化而显示出动态性特征,且上述变量对两组国家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