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与法治文明的传播

经济全球化势必对法治文明的传播产生影响.本文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为框架,论述了法治文明的历史发展,以及法治文明的传播模式及规律.     

作为文明的传播——关于传播的“文明批评史”研究

传播是关涉文明总体构成、贯穿文明变迁始终的知识性和精神性的社会互动过程,具有深刻的属人性、社会性和精神性。文明是物性内容和精神性内容的统一,传播是将两者贯通起来的重要方式;文明变迁不是一个线性过程,传播随文明变迁而转换形态;传播的后果具有两面性、复杂性,既可能推动也可能阻碍文明进步。传播与文明相互作用,一方面,文明需要传播这个工具,以助推文明进步;另一方面,传播需要以文明为基础,离开了整体文明的支撑,传播既不会存在,也不会发展。历史变迁中,传播的目的、主题、载体、对象、渠道、后果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当代社会,随着传播的基础技术化、传播的中心都市化和传播的目标利益化,传播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传播文明,但传播文明始终具有深刻的依附性、非独立性。只有同文明发展的根本趋势相契合,助益文明进步、社会发展、人性完善的传播,才具有合理性、正当性。面对日益复杂的文明与传播格局,我们既要深化传播的发展,也要防止传播的野蛮化倾向。推进传播本身的文明化,是当代传播实践、传播研究的重要方向。     

文明交往与宗教传播——以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为个案研究

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传播与阿拉伯帝国的武力扩张相辅相成.然而,阿拉伯帝国的军队从未涉足东南亚,伊斯兰教却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宗教之一.文章以史为基础,指出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既有阿拉伯、波斯、印度商人的东进传播,又有郑和下西洋的西进传播;并着重运用文明交往理论对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的原因、载体、方式等进行分析,寻求文明传播的内在规律,深化对文明交往论的认识.     

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对非传播新探索

从文明与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对非传播,其面临着文化隔阂、传播效能受限等多重挑战。因而以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新文明观为价值基石重构中国对非传播就尤为必要,其真正回归了国际传播分享交流对话的本质,不但有助于发掘中非文化共性与差异,超越西方以对立冲突竞争为主的对非传播范式,更暗含了中国对非传播的文化自觉。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对非传播新探索,不仅需要实现理论升级,建构能支撑文明多样性、平等性、对话性的对非传播理论体系,还需在实践创新上下功夫推动中非人文交流,以实现中非日常生活的文化共享。     

英尼斯的传播偏倚观与西方文明危机

传播的时空偏倚性最早由加拿大学者英尼斯提出,在西方传播学界有着开创性意义.他从历史角度来探讨媒介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并通过对媒介时空偏倚性的分析来探讨传播媒介形态对社会组织形式、知识垄断和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媒介对空间的偏倚促成了知识垄断的形成,并加剧了权力的集中,最终导致对文明历史纵深感的削弱.当前,西方主导的世界传播秩序引发了有关后殖民文化的思考,英尼斯对传播偏倚及其对西方文明影响的思考无疑有着新的时代意义.     

以弘扬文明共识理念增强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力

文化不仅是人类社会值得追求的美好价值,也是21世纪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主导原则,更是一种理解世界未来发展的新范式。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跃升的文化基础竞争中,以何种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赢得广泛认同,将直接关乎中国文明型崛起的国际认可度与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感召力。中国要赢得世界尊重,必须立足以健全文化产业体系为支撑的高质量供给,发展出有效参与世界舞台上文化精品竞争的能力,在文化价值共享中弘扬文明共识理念;立足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倡导弘扬文明共识理念中摒弃冷战思维,为中国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全球文化思潮激荡中,努力把国内文化繁荣发展的溢出效应转化为世界舞台上高势能文化的感召力,有效维护中国海外文化利益,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往中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使蕴含整体性观念的中华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秩序重构的文化基础之一。     

文明冲突与中国传播"软权力"构建

一国的传播实力是其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指出,中国对外传播当前面临着国家利益冲突,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隔阂这三层"文明的藩篱",要突破这三层"文明的藩篱",需要对传播策略与传播内容进行改革,而更深层次的变革,则来自文化产业政策的调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与重建.     

汉唐时代的动物传播与文明交流全文替换

汉唐帝国分别是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自汉武帝开疆拓土、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来,中华帝国的丝绸等物品引起了欧洲社会对东方中国的热切向往,而古代欧洲、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各类物品源源不断地被进贡或贩卖到中国,所以汉唐时期是东西方物质文明交流、物种传播最重要、最频繁的时期之一,是欧亚世界加深认识、不断走向世界一体化的一个历史开端。尤其是动物的传播,在这一时期非常频繁,波斯狮子、西域良马、中亚骆驼、安息大雀等动物及其象征性文化符号,被使者、僧侣、商团带到古代中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原有动物物种的优化培育、影响了汉唐时期的军事发展、政治秩序、生活丰富性和审美情趣等方方面面,参与了汉唐文明繁华色彩的生成,重构了以欧亚视域为中心的汉唐人文地理格局。     

习近平关于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战略思想

习近平关于当代中国世界文明观的科学论述奠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立足于中国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着眼于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和人类的共同诉求,科学回答了正确认识和对待不同文明,大力倡导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等时代命题,为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伟大世界梦提供了思想支持和理论指导。     

论“三个文明”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统一

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又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够对精神文明建设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全连接世界的融传播

智媒体技术为各种传播形态的信息提供了“全连接”的技术支撑,人类社会自此从有信息传播边界的传统媒体时代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的社会生活场域,进入到信息传播边界消逝后的全连接世界。在互联网场域,信息从人际传播到群体传播再到大众传播,为此从媒介环境学角度提出“融传播”概念,分析智能媒体时代熟人社交的失控,无边界控制的赛博空间对人的多元身份确认的困惑,智媒技术对人的“监控”等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诸多影响,并反思拟真世界中的人际沟通。     

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

阿伊.哈努姆遗址是迄今为止在中亚地区原巴克特里亚(大夏)希腊人王国统治区域发现的唯一完整的希腊式城市。它的出土是希腊化文明研究史上的重大突破。它不仅是希腊人在中亚地区长期立足统治的见证,而且是东西方文明在这一地区相互交流融合的产物。从该遗址上,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希腊文化特征,也可以感受到当地文化的强烈影响。它说明,虽然有的文明可能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借助于军事和政治手段的推动,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但最终的结局仍然难免融入当地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文明融合与世界秩序的价值取向

对和平与安全的谋求、商贸交流与人员交往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文明融合的进程。文明融合主要体现在英语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宗教信仰的国际性和多元性更加明显以及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观念被普遍接受等方面。文明融合有助于世界秩序的良性发展,它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及国际社会的合理与公正具有积极作用。一般而言,文明融合可以采取文明间的交流与互补、文明的适应以及文明的转型等三种模式。     

世界文明新进程: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第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文明国际论坛"述要

当今世界出现了一些困扰全球和谐发展的重要问题:金融危机给世界发展带来的危害与影响;全球局部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给世界宁静带来不祥征兆;世界气候生态破坏的严重性,自然灾害频发已向人类发出严肃的警告;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也不利于世界的平稳发展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世界文明的前途.要实现人类共同进步的目标,共创世界的繁荣,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坚持和维护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取长补短,共谋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文明的冲突或认知文化:国际文化交流解题

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文科学的现代形态出现之后,随之发展出一种普适化的历史观念和概念,这是一种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关于成就和进步的宏大叙事。之后,人文科学在19世纪又获得了一种清晰的民族形式,有关人类的普适化观念,如今已经被分裂为各种各样带有民族特色的生活形态。而如今,民族国家的力量正日趋弱化,并产生了超民族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形成集体性的、超越所有文化差异的文化认同。就此,我们应当阐明差异并应对差异,寻求一种合理的理论框架来对民族中心主义进行文明化的处理。     

网民群体的“交融”共识路径及价值导向

网民之间的交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网民共识形成的多元、多变、多样、多向特征,通过网民之间持续不断的＂交融＂过程,从与网络党群干群关系、青年学生网民群体、党政干部网民群体、知识分子及意见领袖网民群体交融找到突破口,试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构建和谐社会、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建设文化民生工程提供目标选择和价值导向。     

古代东南亚历史特点刍论: 从次生形态的早期国家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公元前后到10世纪前后的东南亚国家,可以看作属于次生形态的早期国家,并具有与此相应的政治上和宗教、文化上的一些特点.但在11世纪以后,随着缅甸蒲甘王朝的崛起、越南独立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柬埔寨吴哥王朝进入极盛时期以及泰族势力在泰国的兴起和发展,东南亚封建国家的发展趋于成熟.其主要标志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得以建立、巩固和发展;各具特色的封建制度如泰国的萨迪纳制和缅甸的阿赫木丹制形成和发展,统治的核心地域和基本经济区①也得以形成和发展;在民族关系和文化上,出现了在一个国家中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占主导和一种主导性的宗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状况.这些都展现了东南亚成熟的封建国家不同于早期国家的基本特点.这种状况,在中南半岛地区尤其显著,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占这些国家.     

从历史到现实:中华文明的世界文明意义

中华文明从古至今的发展与渐进,从历史到现实,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文明意义。无论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还是按照人类文明推演的足迹,中华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宝贵的明珠。在古代史中,中华文明就体现出了其先进性和创新性;经历了近代创造性转化之后,其智慧性和革新性进一步得到体现;面对世界大发展和大变革,中华文明又再一次体现出它的时代性和兼容性。     

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状态,政治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政治文明涉及政治权威产生与延续的合理性、政治权力结构的合理、政治权力运行的合理性、政治权威与人民相互关系的合理性等问题。政治文明的两个基本类型是人治政治和法治政治,宪政问题则是从人治政治向法治政治转变的关键问题。宪政的基本内容一是用宪法来约束政治权威的行为;二是运用宪法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力。我们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来造就法治政治的社会土壤、文化土壤和政治土壤,同时将法治成长的过程同民主成长的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实现宪政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