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承载力约束下的重庆市适度人口规模情景预测

本文考虑区域生态承载力的"可能度"和人们对生态产品和服务消费的"满意度",提出结合生态足迹法和"可能-满意度"法的适度人口规模预测方法。以重庆市为研究区,在分析该区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基础上,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不同收入国家的生态足迹水平,构建生态承载力约束下的生态足迹发展情景,对该区适度人口规模进行预测。结果表明:重庆市在生态足迹缓慢增长情景下的"可能-满意度"最高,对应适度人口规模为3306万人,该指标主要取决于土地利用变化与人们生态产品和服务消费结构和水平的变化。因此,重庆市应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引导人们通过调整消费结构降低生态足迹,这对于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三峡库区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吉林省生态人口容量研究——以2002年为例

测定现今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利用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的量,评估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的模型叫做生态足迹模型,这是一种用来衡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有效方法。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纷纷开始将其应用于对生态承载力的计算。而一个区域生态人口容量的确定取决于区域生态承载力与区域人口对生态资源的需求。吉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其自然资源和人口数量的协调尤为重要。     

人口赤字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生态足迹理论在新疆的应用

在既定的生态承载力和既定的生活目标追求下,实际人口数量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必定产生一定的人口赤字.在对外界进口依赖不大的情况下,主要靠超额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本存量来承载这些超载的人口,因此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本文以新疆为例,应用生态足迹理论,分析人类消费的供需矛盾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力,反映出新疆人口过度,人口赤字逐年上升.人口赤字以及由此带来的过度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加剧.滥垦、滥伐、滥牧、不合理的水资源利用等人类经济活动成为近些年来推动新疆荒漠化的主要原因.     

生态足迹模型回顾与研究进展

生态足迹模型是一种测度和比较人类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与其生态承载力之间差距的测量方法。运用该模型可以定量地评估区域生态经济系统与人口数量之间是否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研究定量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生态足迹概念自提出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各国(区域)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由于生态足迹概念和模型提出与发展的时间较短,因此,该模型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模型静态性问题、生产力状况与土地合理利用等。在有关国际机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和参与下,其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正在不断完善,其应用范围也将不断扩大。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青海省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论文从生活消费入手,采用修正生态足迹模型,评估青海省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水平。结果显示：2010年青海省城乡居民消费足迹小于人均生态承栽力,不存在生态赤字,但土地结构与生态承载力结构不对等．存在结构赤字。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足迹略高于农村居民,但全省城镇居民足迹总量低于农村居民：城镇不同收入组居民消费环境基尼系数小于收入基尼系数,消费占用生态环境资源相对公平;从消费项看,交通消费基尼系数最大,食品消费基尼系数最小。研究提出培养可持续消费观念,引导绿色、健康和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模式等建议措施。     

基于STIRPAT模型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甘肃省环境压力的影响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分析了甘肃省环境可持续性动态变化特征,甘肃省环境可持续性状况随时间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并以1998年为分水岭,之前,人类生产消费活动处于环境承栽范围之内,此后,出现人均生态足迹赤字且总体呈显著的上升趋势。同时。万元GDP生态足迹以较快的速度递减,表明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很大提高．且潜力依旧巨大。以1991—2006年甘肃省生态足迹时间序列数据作为环境压力的衡量指标,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人口数量、经济（人均GDP）、社会（城市化水平和产业结构）等人文驱动力对环境压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数量的增加,富裕程度的增强都将不同程度地加剧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而产业结构的适当调整能有效减轻环境压力。     

中国人口生态态势的系统分析和空间发展格局探讨

区域人口分布态势是由地区资源、环境生态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文化渊源决定的。本文在对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数据信息的挖掘和对已有研究资料分析的基础之上对人口变动的生态学机制进行研究,探讨人口、资源、环境耦合与调控的人口生态学方法,为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环境保育以及人口生态安全的宏观调控提供科学方法和决策依据。     

论生态移民与长江上游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切入点 ,长江上游是西部地区和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本文在对生态移民进行界定的基础上 ,通过对长江上游生态脆弱与环境恶化状况以及该地区在整个长江流域重要地位的分析 ,研究了长江上游生态移民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关系 ,提出了在生态移民的过程中应当关注的问题 ,进而阐述了长江上游生态移民在提高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可持续发展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     

社会经济因素对中部地区环境压力的影响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文章采用生态足迹作为环境压力的测量指标,以江西省为例基于STIRPAT模型定量分析了1990～2006年人口、经济(人均GDP)和社会(主要是城市化率和产业比重)因素对环境压力的具体作用.研究表明:(1)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足迹总体呈上升趋势;(2)人口数量是江西省生态足迹增大的一个主要影响因子;(3)经济发展对环境压力产生正效应;富裕程度增加也将加剧人类对环境的影响;(4)城市化带来的消费结构改变和数量加大有可能导致环境压力的增大;(5)降低第一、二产业的比重有利于减少环境压力.     

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采用相关经济数据．计算了1990-2010年工业化进程中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然后采用STIRPAT扩展模型,应用岭回归方法计量分析了人口、消费、技术及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生态足迹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由1990年的0．7133hm^2增至2010年的1．3699hm^2。但自2007年以来．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速有所减缓．这与长沙市培养居民生态消费模式密不可分。（2）人口增长、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高导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而人均万元GDP生态足迹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人均生态足迹的降低。为缓解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长沙应降低人口负荷,大力推行生态消费模式,推进工业化的成效,强化技术和服务支撑。     

人口预测的方法比较——以生态足迹法、灰色模型法及回归分析法为例

人口预测是城乡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陕西省汉中市人口预测为例,运用生态足迹法、灰色模型法及回归分析法,对2015年汉中市总人口进行预测,并针对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基于生态足迹分析的预测所得汉中人口规模偏大,其原因在于生态足迹分析的本质——环境容量;灰色模型预测所得结果较为保守,其原因在于原始数据序列经累加生成后发展趋势稳定;回归分析预测结果居于二者之间,其原因在于综合多种不同的回归模型,人口变化发展趋势较为灵活。     

“新东部”渔业资源人口承载力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本文以“新东部”海洋渔业强省——山东为例,参照全国,对比了该区域相对渔业资源人口与经济承载力的理论值与实际值。文章倚重合理的权重选择,研究了从1978到2004年其人口与渔业资源的匹配关系。研究表明。山东渔业资源人口承载力经历了从超载、极大富余到富余三种状态,但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表明“新东部”海洋资源人口承戢力的存在、持续发展与海洋生物技术水平发展、人类生活方式选择、海洋环境生态等多种因素密切关联。海洋渔业资源来源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海洋技术掌握的局限性将决定其人口承载力的极值。目前只有抛弃粗暴利用海洋渔业资源的方式。才能长久维持人与海洋渔业资源的和谐与互惠。     

基于PSR模型的生态移民安置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估方法研究

本文根据生态移民安置区这一特殊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内在的制约因素、特殊内涵及目标,应用PSR模型对生态移民安置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移民安置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以及探讨其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方法,以期对移民安置区发展现状的正确认识．并为其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进一步的评估和建设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The Assumptions Underlying Eco-Footprinting

In essence, the concept of a person's ecological footprint is simple: it is the area of land needed to support permanently a specified lifestyle. But in practice eco-footprinting is more complex. I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to investigate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that complexity. We avoid discussion of a recent elaboration of eco-footprinting, namely including the sea as a component of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the use of equivalence factors. The reason is that we see those changes as being less fundamental, and intend to cover them in a separate paper. The current paper—concentrating on the fundamentals—concludes that eco-footprinting is the best method available for making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extent to which consumption, by a specified human population, is exceeding biocapa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