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探析——以道统论为中心

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的思想,以仁义礼之道作为社会的终极价值和处理君臣、君民关系的标准。强调君主的权位应服从于仁义礼之道,这是荀子对儒家道统思想的重要贡献。并把“从道不从君”与君主得道必须得人联系起来,提出立君为民,以对民的态度作为判断君主是否符合道、是明君还是暗君的标准。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颇具特色,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道统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具有一定的制约君权的意义。     

“行道”与“得君”——宋孝宗时代的朱熹与周必大

朱熹与周必大是南宋孝宗时代不同类型政治人物的代表,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朱熹在孝宗时代逐渐走上道学领袖的位置。朱熹的"得君"之路并不顺利,他更多地是以"行道"的方式,试图通过道学来匡正君心和整治人心,从而改变时世。而作为一般职业官僚的士大夫周必大则是通过"得君",成为孝宗时代重要的当权人物,深得孝宗的信任和器重,是当时内政外交的参预与重要决策者之一,通过助政孝宗,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传统儒学中“仁”的身体性阐释

中国哲学中流露着强烈的生命气息,尤其是传统儒学中仁的观念的初始根据源于身体。这个本然地含有认知、道德与伦常意识的身体,并非现代医学科学视野下的身体。身体的仁学意义是指身体的感通性、自发而本然的回应照料能力,因而之于仁具有本源性、可返回性。基于身体的这个初始出发点,层层外推,逐步演化成了父子、乡党、陌生人,直到天地万物。对于道德意识结构和伦理秩序的研究与探讨,既不能重蹈西方贬抑身体抬高思维能力的老路,更不能遗忘身体之于道德伦常的本源性价值。消除自我、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会以及自我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与身体都存在直接关联,这是回应、照料和关怀德性的实践理性上的必然要求。     

陈亮“治道”思想的两个向度——“君道”与“师道”的内在逻辑

＂君道＂和＂师道＂是陈亮＂治道＂思想两个向度,＂君道＂施的是＂礼乐刑政＂,＂师道＂行的是＂仁义孝悌＂,君主＂经世致用＂之道在于能够＂交修而并用＂＂君道＂与＂师道＂。从＂王霸义利之辨＂的批判来看,＂君道＂与＂师道＂统一的＂治道＂思想之所以能解构朱熹＂三代＂历史的必性命题,在于陈亮清晰分析＂君道＂与＂师道＂存在的内在命理,即＂号令＂与＂教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可归纳为三对共存范畴：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实体规范与道德约制、外在行为与内在修养,这三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有力地佐证君主治理国家过程＂君道＂与＂师道＂的施行统一。     

消解“百姓之道”与“圣人之道”的对立——王艮儒学民间化蕲向之新探讨

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致力于儒学民间化。儒学民间化是消解儒学生存危机、推进儒学发展的新路数。问题是,王艮为什么要提倡这个发展儒学的路向?它的思想基础、价值理念是什么?它的实践理念与实践途径又是什么?本文希望通过对王艮所倡导的儒学民间化蕲向的较全面的探讨,以期回答这些问题。     

儒家伦理的“脉络化的普遍主义”——以“仁”为例作说明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对儒家来说并不是极端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的,儒家伦理其实是要体现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整合起来看待,建构一个它们的综（Synthese）,笔者称之为。脉络化的普遍主义”（kontextualisierter Universalismus）。就文化上而言,儒家伦理真正体现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综合,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的体现。     

从“道”的演变看三教融合

“道”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是变化发展的,“道”的演变反映出不同时代儒、释、道三教关系的演进轨迹:汉魏时期的儒道互补、隋唐时期的佛道合流、宋元明清时期的三教合一。三教融合成为历史的主流。因此,从“道”的变化视角研究三教融合,在三教关系史上具有深刻意义。     

以“人”为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共同旨趣

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确立的关注人及其现世生活的哲思意趣,与儒学自孔子以来的哲思基调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均以社会关系规定人的存在,并分别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完美人格培育共同将哲学归属于人本身。二者的上述共通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属性与儒学包容气性的自然表现,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确立哲学根基,更为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中心”的实践实施确证根据。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以范仲淹的“天下”观与“琴之道”为例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言行,成为我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典范。自古及今人们评价其都以一种较为宽广的“天下”视角,推究其“天下”观的主旨,则与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要义完全一致。然其至为可贵者,坚守于心而付诸于行,贯穿始终而不离此道,则是范仲淹平生喜弹琴,师从崔遵度、唐异二位高士,“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旨在以此传播尧舜之音,践行其所持“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的“琴之道”。考其“天下”观的旨归与“琴之道”的操守,二者并无二致,均属成仁成圣之途,由此堪称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     

道家思想中的权能经验及思想——以“道”和“德”为参考初步观察

道德是权能的重要表现,是构成及维持人类社会功能的权能模式,道德的权能可以说是文明秩序的骨干,"道"无处不在,无穷无尽,具有整体自反的特性,使自己不断重造再生而为万物生生不息的创化之元或泉源,"道"有超越性及内在性的特质,其内在性特质又称"德","道"与"德"在权能基础上本质是相同的,"道"是"德","德"是"道";原创字"道"字的原本语义内容是道的人的图腾物体,"德"字的古意也隐含于"道"字的形符,以直立的姿态行走的权能及能力为重点;"德"是持久正直的活动或行动的善德或超卓,人类虽有能力达成,但要实现正当或真实的人性,仍须靠努力;从广阔的角度考虑,中国哲学传统或是我们开展研究事业的最佳位置,要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先正确认识太古时期的语义学中的古代逻辑及文法。     

寻找健康和谐的人际世界——孔子“仁”的思想简评

当今社会要想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世界,可以从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中去寻求答案。因为这种“仁”的思想对处理家庭关系、搞好管理工作和正确结交朋友都有借鉴价值。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世界,从个体自身角度出发,需要掌握孔子关于修身的一套原则和方法,即自律克已、自省向善、勇于改过。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对人类寻找健康和谐的人际世界大有好处。     

朱熹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以体用一源思想为视角

朱熹继承和发扬周敦颐、二程体用一源思想,既突出体用的同源与无间,又强调体用的不同,并将其贯穿于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之中。一方面,他分别体用释仁,强调仁是体,其逻辑理路为：性是未发,仁是性,仁是未发,未发为体,仁是体;情是已发,爱是情,爱是已发,已发为用,爱是用。仁作为体,与为用之爱层次有别。另一方面,他强调仁兼体用,突出仁之体用不离,“全德之仁”统体用,“专言”之仁兼体用。朱熹以体用一源思想进行仁的体用诠释,既驳斥了二氏“体用殊绝”之截然两分体用的思想,警惕了其不良影响,也对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回应,彰显出坚定的儒学立场和现实关怀,推动了理学的全面建构。     

“全球本土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身份重构——以“后殖民”理论为视角

全球化所导致的边缘化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这种边缘化既是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也是社会与文化层面上的。这是后现代主义入侵文化领域的必然结果。当全球化遭遇本土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这种强势文化类型时,其后现代主义特性也会发生形变,形成"全球本土化"这一奇特景观。"全球本土化"的语境存在于后现代,它从中国视角重构全球话语,选择"国学"复兴为方式,最终以新儒学建构的方式指向自身文化身份。虽然"国学热"以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为出发点,应和转型时期市民阶层的文化追求,但其体系性不明显,同时迫切追求文化身份认同的状态。但"国学热"推动了新儒学的重建,作为"全球本土化"语境中的后殖民话语,新儒学正逐步成为中国文化身份中主导性的话语力量。在后殖民主义视野中,新儒学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重要文化理论资源,也是重构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     

史由巫出：史以载“道”与中原“正统”史观——以司马迁《史记》为观照

中国古代的史由巫出,由巫而史,导致早期史官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史前"巫"的宗教祭祀与建构道德秩序等特征,并形成史以载"道"的功能。史以载"道"使中国古代史官文化在价值理念与书写格式上均有自己显著的特点,并在战国秦汉时代层累式的构成以中原王朝为主线的五帝三王"正统"世系。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这一价值取向下的产物,它的史家价值理念与史学的书写风格对后世史学有着重要影响。     

《老子》之“道”与龙树之“空”的比较——以“有”“无”关系作为着眼点

《老子》的＂有＂＂无＂关系可以分为形而上层面之道的＂有＂＂无＂关系、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的＂有＂＂无＂关系、作为人世间及天下治理层面的＂有＂＂无＂关系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贯通的。《老子》的＂道＂与龙树的＂空＂虽有很大差异,如《老子》的＂有＂与龙树的＂有＂、《老子》的＂无＂与龙树的＂无＂的含义差异巨大;但两者也有诸多可融通之处,如《老子》的＂道＂是＂有＂＂无＂的统一体,龙树的＂空＂体现色空不二的关系,等等。     

诠释与文本的契合——论老子之“道”“无”“有”的关系

道体与"无""有"的关系是老子《道德经》第1章的核心问题,受王弼注解的影响,把道体等同于"无"的观点甚为流行。"无""有"属于同一层次,是一种逻辑上的并列关系,竹简文本第40章与牟宗三的阐释的一致性表明了"无""有"同为道体的属性。     

“孝弟”:“仁之本”还是“为仁之本”——以朱熹对《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诠释为中心

对于《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句,历来有不同的解读。汉唐时期大都将其解读为"孝是仁之本",而唐宋时期还出现了"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的文本。朱熹继承二程所谓"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仁为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明确讲"仁是体,孝弟是用",把仁与孝弟的关系看作体用关系,并由此将该句解读为"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而不是"孝是仁之本",这些观点在理解仁及其与孝的关系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的论观照下的《论语》中“仁”和“礼”的英译——基于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重要著作,现在流传着不少译本。文章以理雅格和辜鸿铭的两个《论语》译本为依据,选取译本中＂仁＂和＂礼＂两个核心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定性的分析方法,旨在揭示翻译目的对译文语言表达的制约。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翻译目的形成了风格迥异的译文,翻译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译文语言表达的选择性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