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语、韵文经诰及人神感会之章--略论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诗歌之互动

宗教与文学在切近人类本质意识这一点上有着天然的缘分,二者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渗透、影响和交融的关系,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诗歌的互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上清道教中的隐语,即是宗教与诗歌最直接的关联结果;随着诗歌语言艺术的发展和成熟,精致化的韵语又成为上清道教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与宗教得到了自觉性的融合。更重要的是,诗歌最后成为上清入道者表现一己内心纯粹宗教体验的主要文学形式,传达了诗人在宗教感召与影响下的情感,体现出宗教与诗歌之间的更深一层次的互动。     

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萨都刺道教诗歌探析

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剌的作品中有较多反映道教文化的诗词,其中包括蒙元统治者所采取的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道教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及其文化特征、道教与元皇室和社会各阶层的互动关系等,无不具有丰富的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内涵。因而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研究这类诗歌,将会有新的创获。     

论李商隐的道教无题诗

李商隐的道教无题诗历来为研究者所注目,然而大多从追索诗歌的本事出发,主要运用传统的“诗言志”的观念,把这些道教无题诗比附为政治遭遇诗;另外解释为诗人与女道士秘密恋爱的本事记录．这两种解诗方法都忽略了诗歌作为有机的艺术整体本身所具有的审美内蕴．联系诗人的经历及理想追求,可知这些道教无题诗抒发了诗人人生遭遇的不平心绪．     

论道诗

诗歌与宗教,历来关系密切。纵观人类文明史,大宗教盛行的时代,必然有带宗教色彩的诗歌盛行。道教是中华文化滋生出来的最大宗教,随着道教的流行,道诗（即带有道教内容的诗歌）也繁荣起来。现存道诗估计在十万首以上,单从遗存的数量也可想见繁荣时的盛况。道诗有着鲜...     

论狄金森的基督教情感与宗教诗歌

狄金森的诗歌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包括诗人对上帝的背离与对天堂的向往等各种复杂的基督教情感。诗人以其独特的方式运用《圣经》的语言和意象对这些情感都加以具体和细致的描述。尽管狄金森不是基督教教徒式的虔诚宗教诗人 ,但是由于狄金森对基督教有着浓厚的情感和宗教诗歌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生的衍变 ,狄金森诗歌的确具有某些宗教诗歌的某些特点。通过对这方面的讨论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认识到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发生变化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从而导致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由传统的盲目性向现代人的更高思想境界追求的转变。     

道教与唐代诗歌语言

本文是关于中国宗教与文学关系的一份讲演稿，主要讨论道教对唐代诗歌语言的影响。作者认为，由于种种原因，道教语言逐渐与儒家语言、佛教语言形成了差异，其风格是追求古奥与华丽。在唐代，道教语言给诗歌带来了道教古奥的语言形式和华丽的词汇意象。当然，还应当指出对道教故事与境界的想象使唐代诗歌更富有神奇缥缈的意境，道教对生存的忧患使唐代诗歌有了深沉的生会意识。     

道教影响下的薛涛诗歌研究

同时享有“巴蜀才女”和“唐代著名女诗人”两项殊荣的唐代四川女诗人薛涛是我国留存诗歌数量最多的女诗人。因其在时间上处于道教极端鼎盛的唐代,在地理上处于道教的重要发源地四川,薛涛的大量诗歌中均有明显的受到道教思想影响的痕迹。通过分析其诗歌语言、诗歌典故和诗歌想象,本文发现道教思想是助推薛涛诗歌经典化的重要动力。     

真理性与普遍性:道耶道德观的形上基础与品质

道教道德的根基是一种非人格性的存在物,绝对道德主体缺如,无力应对人类自身的软弱和邪恶;道教视道德为道在万物中的功用,这使其道德有功利主义取向;由于不认为人格需要在与他人的积极互动中形塑,故道教的道德主体是单子式的,并不强烈主张对他人及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基督宗教的根基是超人格的上帝,其作为绝对的道德主体,有效遏制着人的软弱和邪恶;基督宗教的上帝本身及其眼中的人与世界皆关系性的,故其强调个人对他人的接纳、成全及对社会的责任;由于基督宗教的“上帝即爱”,故其道德是非功利的,只以道德本身为目的。其道德观各有其真确之处。     

悖论：生存的黑色图景——奔雷诗歌评析

诗歌存在于世俗和超越之间,它源于生活又指向宗教,它永远在圣与俗之间寻求平衡.这是诗歌存在的悖论.山西新锐诗人奔雷的诗通过对黄土地的书写反映了时代变迁给诗人造成的内心激荡.从写作内容,诗歌特色和诗风转变等各个不同层面反映了诗歌的这种悖论特质.     

别列列申东正教主题诗歌赏析

瓦列里.别列列申是一位杰出的俄语诗人。别列列申创作了大量的宗教主题的诗歌,这些诗歌反映了诗人的宗教观,强调他的禁欲主义和逃避现实的特点,反映出诗人开始在宗教中寻求心灵的慰藉。     

唐代道教山水诗中的艺术化人生

唐代道教山水诗,以真实或想像的山水为审美对象。道教诗人在山水之间安置契道之心,通过修心、炼性实现其宗教目标,同时也达到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在唐代道教诗人的隐逸生活中,表现出超凡脱俗的时代理想和艺术化的人生追求。     

玄学派诗人及其诗歌

以约翰·多恩(John Donne)为代表的玄学派诗人是17世纪初在英国出现的,以反对伊丽莎白时期爱情诗中的浪漫主义传统因素,注重对爱情和宗教进行细致心理分析的一批诗人。本文通过对玄学派中的代表性诗歌进行较详细的分析,指出了运用“奇喻”(conceit)、“反论”(paradox)这两种手法是玄学派诗歌的突出特点。文章还指出了玄学派诗人所运用的“奇喻”等修辞手法对本世纪英国诗歌的影响。     

玄学派的巧思妙喻和机智

玄学派诗人是指17世纪的一群诗人,他们在世俗诗歌或宗教诗歌中都采用了相似的诗歌创作手法及意向描写。巧思妙喻和机智是玄学派诗歌的两大特点。通过分析玄学派代表诗人约翰.多恩、安德鲁.马韦尔两篇主题截然相反的佳作,试图揭示玄学派这一同质性在英语诗歌中的运用。     

焦虑的意义——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态构成与诗歌理念转变之关系

“焦虑”是郭小川建国后重要的心态要素和精神症候,诗人的焦虑心态和诗歌理念转变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确立诗人身份的焦虑促使其诗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自觉,诗歌成为主体复杂灵魂实现独特传达的艺术;双重身份的焦虑使他产生精神危机,诗歌成为主体缓释身份焦虑的艺术选择;道德焦虑则摧毁了他秉持的诗歌理念,诗歌成为主体展示革命忠诚与纯粹的深情表白方式;存在焦虑迎来了主体精神觉醒,诗歌成为主体另辟生存空间、重寻生存意义的“革命武器”。     

佛教文化与藏族汉语诗歌

藏族汉语诗歌受到了传统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宗教文化为藏族汉语诗歌带来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体现了藏族诗人们对生命和人生价值终极意义的追问,并且使之具有了形而上学的哲理品质和浪漫抒情的诗歌气质,构成了藏族汉语诗歌的精神标记.     

郭沫若早期诗的神话原型

一、诗、泛神论与神话意识郭沫若的早期诗中充满着大量的宗教神话意象,细究其原因,除了诗歌艺术本身与宗教神话本质上的一致或相近外,泛神论思想对诗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泛神论作为诗人早期诗学的思想基础,这是大家所共同认可的事实。但泛神论何以必然导致诗人走向原始的心灵和宗教神话,却是很少有人顾及到的。所谓泛神论,本是西方的一种哲学思潮,以     

艺术与宗教的融合——基于印度宗教思想的叶芝诗歌主题重释

诗人叶芝尽管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但他对世界主要宗教思想的理解与吸收却成就了其诗歌创造的主要源泉和思想基础,形成了影响诗人作品的独特宗教意境,其中,来自印度宗教思想的影响尤为深远而成功。诗人虽未受印度宗教教义的严格引导,却仍能取得对它们进行独特阐释的艺术视角,并以此凸现灵魂与主观真理在宗教和艺术中的永恒性。在诗人的眼里,正是这样的永恒性主题才真正造就了生命意义和宗教关怀的所在。     

俯仰宇宙 物我两忘——谈李白诗歌写景咏物的主体意识

自然界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诗人、作家涉足的领域。李白一生酷爱自然,他仰观天宇,俯察品汇,神游神话和宗教的幻想境地,从广阔的时空摹状自然景物,抒写情思,恐怕在中国诗史上很少有人企及.审美心理学认为,文学是主体意识的表现。但是,在不同的诗人、家作那里,主体意识的表现会显示出个性的差异。李白诗歌写景咏物有一个显著的持色,这就是充分发挥浪漫主义的审美创造功能,突出主体位置,着重表现自我,从而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     

宗教、世俗与艺术的媾和:论唐代女冠诗的审美中和

唐代女冠诗人持有的宗教身份与负载的文化背景之间的矛盾对抗性质,使其诗歌创作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多元内涵。一方面,儒教与道教的教义决定了她们宗教选择的世俗化倾向与现实生活的非宗教性特征;另一方面,世俗人生中的“爱情”与“婚姻”,则成为她们颇具宗教情结的精神寄托。作为维持精神平衡和释放生命激情的载体,诗歌成为她们生命意兴、人生理想与独立人格的“中和”体现。三者的媾和,不仅意味着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与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的融合,而且典型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中和”原则。     

道教山水悟道诗的宗教思想探源

道教山水悟道诗是道教诗歌的一个重大题材,亦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起与勃兴肇基于以老庄哲学为主体的道教哲学思想和以名山皆仙境的洞天福地思想。在道教哲学中,“道”是最高的范畴,是一种超越具体物象的虚幻之象,神秘而不可言说。但人可以从天中感受“道”。道教“名山大川皆为仙境”的思想经过漫长的发展,最终在隋唐五代时期确立下来,它促使宗教徒走向山林,在登山临水中修炼与悟道。因此,天地山水在道教世界里有着与世俗社会截然不同的宗教意义和审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