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诗歌意象建构

论文围绕戴望舒诗歌意象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第一部分从戴望舒诗中的意象“泪”入手，从具体的诗歌作品分析中，指出其诗歌感伤的特征；第二部分分析意象“梦”，在“梦”里，既流露出诗人对前途的迷茫，又寄托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第三部分从诗人对意象“水”的选择，看出诗人的个性气质，以及在时代潮流中的变化。     

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好教材

唐之享副省长主编的《“三个代表”思想概论》，是阐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部好教材。首先，好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准确的阐释。该书在导论中从总体上介绍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内在联系、重大意义、实践途径；１－３篇分别详尽的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每一个代表的具体内容、来龙去脉、重要地位、历史发展、实践经验和执行措施；第４篇系统地阐述了按照“三个代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内容丰富，观点正确，阐述清晰，有助于读者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贯彻执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二，好在注重“三个…     

王充历史观评析

两汉时期，以经学为形式、以神学目的论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正统思想在文化学术领域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而身处东汉时期的王充直追战国末期的荀子，异军突起，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但由于为那个时代所决定的历史局限，王充的思想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社会历史观尤其如此。他主观上力图在社会政治历史领域贯彻唯物主义，但客观上展现出来的却是历史唯心主义；他坚持“汉高于周”的历史进化思想，又摆脱不了不变论和循环论；他坚信历史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而又将这种必然性降低到偶然性；他认为教化与治乱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认为最后决定治乱的是“时”、“数”；他笃信命定论，但有时也相信人的主观努力；他把无情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统治及其偶像，但又以令人生厌的阿谀之词去歌颂他所面对的王朝和“圣王”，乃至匍匐在“至圣先师”的脚下等等。总之，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时是傲世的天才，有时是可厌的俗物，然而，这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王充，而不是被抽象化了的或被一些人用圣水洗礼净化过的王充。     

宋代传播艺术及媒介特征——从“邸报”、“小报”、书院说起

北宋和南宋各经历了九代皇帝，三百年的时间给今天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物质生产领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宋代传播领域掀起了一次革命；传播活动方面，“邸报”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报纸统称在这一时代细化起来：“邸报”代替了“进奏院状”，官方信息传播系统更加健全，“小报”这一民间传播方式出现，引发了争议；教育活动方面，书院作为教学机关更加完善，理学思想传播范围广泛。传播媒介在宋代得到了改善，传播思想在宋代得到了发展，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更加发达。     

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思想论析

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党内不仅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而且也存在着“左”倾思想。其突出表现为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混淆；其核心内容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特征的阶级斗争思想。“左”倾思想起始于中共“四大”，强化于五卅运动，后经近一年的沉寂，全面回潮子1927年大革命的后期。在中共党内，瞿秋白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究其产生的思想原因，除了受共产国际决议、指示影响外，主要是中共对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主力军、阶级斗争等问题的理解有误或不够准确。     

信宜市＂同心＂品牌的实践和思考

信宜市统战资源十分丰富，努力打造“同心”品牌大有作为。信宜市通过打造好“七大工程”，对推动信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效果；很好地利用好“同心”品牌这个平台、载体、抓手，能够很好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领统一战线成员同心同向、团结奋斗。     

习近平同心思想的哲学探微

同心思想是我们党统战工作智慧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展了同心思想,以先进的意识形态凝聚思想力量,以中国梦汇聚同向目标,以发展为民积聚同行之力,大统战思想又赋予同心工作新的认识、新的重点和新的任务,在同心思想的运用上展现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和超凡的政治智慧.     

战国纵横术与“形”

战国纵横术在“纵横”本义上即与地“形”联系紧密，使得各诸侯国在聚散中遵循着特定的规律。从纵横术的使用角度来看，地“形”亦为游说之重要切入点，而“三晋多权变之士”则说明地“形”是促动纵横术多向衍生的一种重要间接因素。纵横术之“短长”、“抵蛾”、“捭阖”核心要旨，也都在于创造有利之“形”，将潜在的有利因素具象化、实物化，使之现之于“形”，易于控制；亦善于顺“形”顺势在巧处对阴阳双方进行转化，及把握“形”转化之间的时机。这种对“形”的重视和利用，是对老子“反动”、“弱用”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贯彻“三个代表”思想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入领会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从“三个代表”的高度对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新的更加深入的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实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大任务和根本举措，是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必然要求，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应有之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增强“三位一体”的自觉性实现“中国梦”

2012年度，“梦”字当选为这一年的年度汉字。“中国梦”这三个字，从十八大到两会都出现在了举世瞩目的场合，也出现在了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上。胡锦涛主席在十八大报告中说：“经过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实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在观看《复兴之路》后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懈地探索，求解放、求独立、求民主、求科学、求富裕等一个个梦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中得以实现”；     

＂同心＂思想的文化探源及其＂价值观＂之观照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同心”思想，不仅对指导我国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而且此一思想还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容和深邃的反映民族智慧和特色的价值观。本文着重探讨“同心”思想的历史文化根源，阐明它与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思想的关系，讨论其所可能蕴涵的普世性价值观内涵及其重要意义。     

谢榛的“文随世变”论与格调“通变”论

谢榛的诗学思想以“声律”为中心。其历谈声律格调，以分正变，来规避旧格调论单纯崇“正”的缺陷；以“三要”与“一我”“一心”为立足点，建设以“悟”为核心的主体才能，来丰富格调论的内涵；以“走笔成诗，琢句入神”来改造旧格调论的琢句求工之弊；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力图让诗性分析从偏执两极走向融通，以改变格调论崇尚汉魏范式的不足；他以对“法”的具体讨论，落实了对格调论内容的梳理。这样，“法”、“悟”、“神”、“兴”、“走笔”与“出入（初盛唐十四家）”一起，构成谢臻格调论诗学的新鲜特色。     

建国以来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探索

我们党及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都十分重视“三农”问题。毛泽东的农村公社化、农业合作化、农民集体化的思想是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邓小平主张农民自主化。其目的是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江泽民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的基础上，以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为统领。确立了农业产业化的新的农业发展观；胡锦涛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指出农民增收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保证。     

论“中国梦”的报道视域及策略

“中国梦”已成为我国主流媒体新时期的首要宣传任务。只有正确理解新闻媒体与“中国梦”的关系,才能增强报道工作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当前,“中国梦”的报道,既要防止出现“空洞化”,又要防止“碎片化”。只有站在历史、国际和发展的视野,采取虚实结合、点面结合、以人为本、突出特色等策略性原则,“中国梦”的报道才能真正起到凝聚人心和振奋人心的作用。     

准确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想的重点

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在其党建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容非常丰富。其重点内容包括：重点主体是执政党，重点动力是忧患意识和自我反思；重点内容是反腐败、反特权、改作风、遏制“贪欲”;重点对象是“关键少数”;主要途径是进行改革，制定、执行法规制度，依靠群众；重点检验标准是人民群众的参与度、满意度，党政干部的反应。     

试论江泽民核心地位的形成

从邓小平提出“三个核心”理论到江泽民“七一”讲话系统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2年的历程。这12年，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新老合作与交替的12年；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胜利地迈向21世纪的12年。“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江泽民核心地位在世纪之交已经真正形成。     

新出秦简与秦代“新黔首”户籍管理

过去将“新地”民或者故六国人称作“新黔首”,并不确切。在法律上，“新黔首”可界定为“新地”六国遗民符合条件重新登记户籍者。秦代从法律层面落实属地登记原则，统一将“新地”六国遗民纳入国家户籍体系；区分不同性质的“新地”六国遗民，编制“新黔首户”与“从户”等不同性质的户籍，实施差序化的政策；同时区别“新黔首”与“故黔首”,实行差异化管理。这些体现秦代大一统国家整合地域社会的差序规制逻辑，具有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     

“日神精神”的流变和美的生成──关于尼采美学思想的一点思考

尼采早期美学思想中的“酒神”和“日神”来自于他对古希腊哲学的继承，对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发扬。靠着对古希腊宇宙本体论和永恒生成思想的深刻理解，尼采合“酒神”与“日神”而成“强力意志”，“强力意志”使人作为一次“美的事件”在宇宙间生成。     

马克思“支配自然”的思想与生态环境问题关系之辨

大多数环境主义者以“支配自然”为口实，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人对自然有意识的改造，忽视了自然的极限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从而把马克思视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立面。这是对马克思“支配自然”的思想不加分析的结果。由于“支配自然”的目的和方式的异质性，马克思关于“支配自然”的看法也有着鲜明的不同。对于以“支配自然”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坚决批判其逐利逻辑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于未来社会仍然存在的“支配自然”的事实，马克思在予以积极肯定的同时，还从其支配方式和支配目的中思考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质言之，在马克思那里，的确存在“支配自然”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却不必然导致生态环境问题。     

论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教育价值

湛若水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是明代大儒陈献章的学生，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思想。陈献章对此高度评价，并将“江门钓台”作衣钵传与湛若水执掌。湛若水在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后升至礼、吏、兵三部尚书，创建书院，教书育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完善和丰富“随处体认天理”哲学思想和实践理念。“随处体认天理”具有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是指“静养”，更重要的是指在实践发展中“感悟”“认识”，“吾之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而。”“天理”有二层意思，一是指自然之理、自然法则；二是指德性之理、道德法则，包括尧、舜、孔、孟以来的“仁、义、礼、智”等方面内容。体认天理的关键是勤于学习、涵养心性、努力实践。湛若水所述的“随处体认天理”哲学思想对当代教育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深入发掘和传承“随处体认天理”思想，有利于激励青年立志，勤奋学习，树立科学精神；有利于培养青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有利于引导青年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敬畏自然；有利于青年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陶冶情操，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