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农民关系变迁中农村垃圾治理的实践转型与框架建构

农村垃圾问题与垃圾成分和处理方式密切相关,而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和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密切相关。农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国家道德倡导的"合意",使得农村生产生活废弃物得以在自然环境与乡村社会之间得到均衡处置。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国家道德约束在农村撤出,导致村民随意丢弃垃圾和垃圾围村等环境问题。而国家介入农村垃圾治理和城乡环卫一体化实践,却悬置了农民垃圾处理的积极性,带来农民环境责任感消失、农村垃圾治理不彻底等问题。新时代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需要重构国家与农民的合意性合作关系,建构基于"五个基点"的垃圾治理框架。     

农村生活垃圾的环境污染问题与对策——对湘南某镇的个案考察

通过对湘南某镇环境污染与处理现状的系统调查后发现,农村生活垃圾的环境污染问题非常严重:生活垃圾的转移处理方法非常普遍;上级财政无投入而乡村财力无能力;城市生活垃圾向农村转移;农村环保治理责任缺失;农村环保治理措施缺位。其危害是:造成空气污染与水土资源的严重破坏;存在传播疾病的危险隐患;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转移的处理方式使政府遭遇法律困境。并认为可以采取如下治理对策:完善立法,强化监管;科学规划,持续发展;教育引导,强化责任;加大投入,完善设施。所有的问题都归因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只有从整体性入手、具有结构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根除环境污染。     

内源发展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垃圾分类的路径

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不仅关乎"政绩",更是关乎"民需".面对这一治理问题,如何以内源发展的理念来有效激发村民参与的内生动力成为了解决目前困境的一种应然选择.而社会工作由于其"助人自助"的理念特性,与内源发展视角下的垃圾分类治理理念具有天然的适切性.因此,可以考虑从内源发展视角出发,结合社会工作的具体方法,讨论社会工作在与政府行政体制互嵌的情境下,如何从尊重村民需求、提升垃圾分类能力及环保意识、重构垃圾分类支撑平台等方面有效提升垃圾分类效力的问题.     

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四类典型模式的分析

在农村场域中嵌入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对于农村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地区在制度嵌入的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按照制度推动原动力不同可将现有治理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村民自发型”“政企合作型”“多元共治型”四类。据此,在持续追踪网络平台的基础上,选取四种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原动力截然不同的农村,对比剖析典型案例治理进程、技术路径、模式特征及治理经验,提炼出各行为主体深层次的行动逻辑。指出基层政府由因高位推动带来行政压力,被动推进转为追求个人政绩主动落实;村干部兼任三重身份承担多重责任;村民分类行为受综合激励链影响差异化遵循“四环节”逻辑;企业在两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理性逐利,由此提出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经验借鉴的实践应针对参与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强化按需激励,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先进经验的有效推广和运用。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90村的调查数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排放量迅速增长,导致村庄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并制约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提出三个假说,并利用对全国9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探讨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个人因素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人因素均对村庄生活垃圾治理有正向影响。其中,政府管理和村域社会资本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发挥作用,且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体因素的结构性优化,是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法律治理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日渐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文概述了国外垃圾分类法律治理经验,简要分析了我国垃圾分类法律体系不足,并在重点剖析广州市垃圾分类法律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从法治角度就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出建议。     

公共服务视阈下农村固体生活垃圾的危害与处理对策

当前,农村固体生活垃圾问题日趋严重.与城市相比,农村在固体生活垃圾处理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供给体制不健全、供给规模不足、供给质量不高等诸多问题.各个地区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垃圾种类与比例、离城市远近和交通运输情况等进行综合考虑,解决农村固体生活垃圾问题.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分析

我国自2000年起开始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在实践中,为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各地结合自身实际,采取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引导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相应形成了三种垃圾分类治理模式。从我国目前这三种分类模式的交易成本及内在运作机制的分析可见,尽管政策执行过程体现了追求效率的逻辑,但面对治理机制自身合法性的约束,各种治理模式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并不理想,垃圾分类政策执行面临着重重阻力。为改变这一困境,结合当前垃圾分类治理的新形势,应进一步加深对各种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的认识,鼓励各方力量参与,整合多元治理机制,实现垃圾分类的协同治理。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基础——基于河南省G县的两个案例分析

河南省G县的两个公共品供给个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可以从中探讨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基础。自来水供给陷入困境，生活垃圾治理取得成功，背后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生活垃圾治理充分利用乡村组织体系，市场力量可以与之有效对接；而自来水供给缺乏乡村组织支持，无法克服公共品供给中的各种管理难题。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乡村组织体系可以起到动员、解释、说服、奖励、惩罚等作用，承担了一种“类执法”功能，这是市场力量难以做到的。技术手段的有效应用，可能对“类执法”功能构成替代，但只能在电力供应等部分公共品供给中实现，在农田水利等另外一些公共品供给中，则因技术能力、财政能力缺乏而无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类型多样，性质各有不同，合适的供给模式取决于众多因素，但多数公共品供给依赖乡村组织发挥“类执法”功能。     

对城市生活垃圾回收的质疑与思考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生活垃圾问题作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日趋突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把垃圾回收作为减轻垃圾处理负担及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有效模式而大力推广。但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垃圾回收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垃圾治理模式,不具有成本有效性。垃圾治理应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重复使用率,政府应减少强制性的垃圾回收,而将政策转向征收适度的垃圾填埋税(费)。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探讨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生活垃圾的种类和数量与日俱增,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然而目前关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法律体系很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生活垃圾处理机制很不健全,监管严重缺失。因此必须健全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和监管体制,以城乡统筹为原则建立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和利用制度,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强化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法律责任。     

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现状、成因及责任主体

当前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化肥、农药和地膜污染;畜禽排泄物污染;农村生活垃圾;乡镇企业造成的污染等。根据污染物来源不同,可分为外源性污染与内源性污染两类。内源性污染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失效、养殖业和种植业的分离及责任主体的缺乏等。在治理农村环境问题中,除发挥政府和农户的责任主体作用外,还应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新的责任主体的重要平台作用。     

“后农业税时代”农村治理结构的制度变革

农业税取消后，中国农村步入了“后农业税时代”。在农民彻底减负之后，农村治理也陷入了迷茫期。目前县、乡、村三级管理职能都面临着巨大变化，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如何通过职能的调整适应现实的需要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不合理之处以及农业税取消后这种治理结构遭遇的挑战，探索农村新的治理模式，变县政——乡治——村办的治理模式为县治——乡协——村辅的新结构。     

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以电商村为例

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电子商务嵌入到农村社会后，对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同时对电商村的基层治理方式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基层政府如何调试治理方式以适应农村电商日新月异的发展需求，成为能否持续发挥农村电商推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进程等功能的关键所在。然而，基层政府治理电商村时在公共服务层面出现了一系列供给与需求非适应的表征。基层运作中存在的条块冲突凸显、地方精英截留电商资源、农民网商选择有限等问题导致了治理困境的持续复杂化。面对农村电商的治理困境，文章提出重新理顺基层政府权责关系、建构保护型的电商发展模式、改变制度设置等政策与实践建议。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阈下农村高额彩礼治理模式探赜

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首先,本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涵为起点,进一步阐述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容,多角度论证了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农村高额彩礼治理的契合性和内在逻辑。其次,基于多中心视角分析出当前农村高额彩礼的原因在于传统农村家庭解构、社会力量参与尚有不足、农村婚俗经济发展扭曲、法律法规不健全且政府治理职能缺位。最后,提出从重构农村家庭结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引导农村婚俗经济健康发展和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政府治理职能等构建高额治理框架,形成多元共治格局来解决当前农村高额彩礼问题。     

新型农村治理结构的重塑

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农村要建成新农村,必须改变农村现行治理结构。结合当前我国农村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造重塑农村治理主体;培育农村良好的治理氛围;选择合理的农村治理模式;构建多元合作主体的农村治理结构;完善多方共赢的治理机制。     

农村社会组织环保潜能研究

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困扰农村社会的一项重大难题,传统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农村环境治理的需要,单一的治理主体和以利益为导向的治理机制已成为目前农村环境治理困境的主要表现.环境问题的地域性特征和农村社会组织具有的先天优势决定了农村社会组织能够承担起农村环境治理的责任.因而,探求农村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治理模式是农村环境治理的发展方向.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的调研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村居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其发展的内在需求,如何实现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当前的农村社区治理大多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在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改造由传统村居转变为现代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发现,将治理机制理论引入农村社区建设,强调居民的主体参与作用及农村社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推动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经验对于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和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价值,同时也验证了现代治理机制理论对于指导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的主要原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尊重农民的创造,是党在农村领导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农村社会治理的成效取决于农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当前,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国家权力与农村民主自治的有机结合是农村治理应当关注的问题。     

我国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评价及提升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对生态环境的治理成为促进乡村绿色发展的保障。相对于城市而言,乡村的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低下,亟需加强研究。本文采用DEA方法中的BCC模型,构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与各区域经济发展程度、自然资源禀赋优劣密切相关,治理效率较差的乡村的垃圾和污水治理技术水平偏低、治理效率提升空间很大。本文就此提出对策建议:采用先进的垃圾、污水治理技术,加强乡村垃圾污水治理跨区域合作,加大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投入,建立保障农民全员参与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