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庄子的悲态人格及其意义

庄子人格是一种悲态人格。庄子放达的外表下面是安时处顺的精神内核。面对命运的捉弄,庄子采取一种顺应的态度,呈现出悲态人格;庄子对德有很高的期待,但社会虚假之德泛滥,他又无能为力,显得逆来顺受,反映出他的悲态人格。庄子笔下的理想人格,是他在现实束缚下寻找的精神出口,是不超然基础上的超然,超然是出于无奈,理想人格只是他深层悲态人格的一个出口而已。同时。庄子的悲态人格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论北宋前期词的悲情意识

悲情意识是北宋前期词的基本精神。感性追求的无限性与客观条件的有限性形成根本性矛盾,对此悲情性质的明确感知和应对即悲情意识。它分为＂不足＂之悲、＂不永＂之悲、离愁、闲愁四种,其特质为生命层面的感伤与执著。这种不注重功业追寻与价值求索的＂唯情主义＂,为苏轼的＂情本体＂作了充分准备,预示着传统社会后期新的人性心理与社会形态。     

简析方方小说的悲剧性叙事类型

通过对方方小说的文本性分析,着重阐释了女性的弱势生存地位和困惑矛盾的悲凉生存境遇,以及整个社会中人性的蜕变、物质的艰难、精神的贫乏酿成的家庭伦理和人性亲情沦丧的悲剧,并将其从两个视角进行建构,提出观点,即方方小说中的悲剧性叙事主要呈现为“‘何处家园’的女性婚姻爱情之悲”和“冷漠自私的家庭亲情之悲”双重类型。     

悼时之悲与人格超越

魏晋文学中的悼时之悲是先秦两汉文学悼时之悲的历史延续。建安文学的悲时是在人的客体性与主体性激烈冲撞的历史情境中生发的,因此,以建功立业的方式超越有限的人生,是其人格上的终极关怀。正始文学从“道”的层面对时间进行审视,更富有哲学的深刻,尤其是阮籍所建构的“大人先生”人格体现了对时间的绝对主宰意识。陶渊明作为一个阅尽人世沧桑的文人试图以委运随化的方式消解由悲时引起的精神激荡,但时间的不可抗拒性又使他焕发出“金刚怒目”的情怀,因此,人生的悲剧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悲美之源——论《源氏物语》的审美情趣

悲美作为最优先的审美价值取向源于《源氏物语》。小说以悲为美,熔写实精神与唯美倾向于一炉,把风雅、幽玄、物哀等美感特征编织在悲美这一文化网络之中,体现了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     

唐末五代文人的"悲剧意识" 及其文艺转化

唐末五代文人的心灵普遍承载着深重的悲剧意识,具体表现是乱世之悲、亡国之悲、命运之悲和人格之悲。唐末五代文人消解悲剧意识的各种方式促使文艺彰显出独特的时代特点:入骨讽刺以发泄悲愤,由此形成唐末讽刺文学的高度繁荣;冷眼旁观以求平静,这给唐末诗文带来了清醒的哲理性和历史穿透性;皈依宗教与隐逸山林,由此造成唐末五代大量诗歌具有空寂色彩和淡泊情趣;沉湎酒色和世俗娱乐,唐末五代城市文艺的艳情化和世俗化与此是互为表里的。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     

乐教与儒者的宗教情怀

乐教是理解儒家精神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乐教扎根于“亲亲”之情,具体体现为与“忧患意识”有别,而与“安”“乐”相协调一致的“怛”和“哀”“悲”之情。此情实质上是超越的天道内化为人的心性而落实下来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得以呈现的方式。儒者虽深知人生之哀、悲,但以乐入手,解悟和转化现实的人生与宇宙,是一大特色。如此,宗教情怀转化为现实的人生关怀,成为特有的礼乐文明的核心内涵。     

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

屈原第一个把"气"的概念引入诗中,形成了他以"天地之美气"为形上本体、以"缭转"之"悲气"为诗歌之气的诗学本体论,蕴含着"生生之德"的生命精神.屈原提出了"作颂自救"、"赋诗自明(证)"的诗学命题,使他脱离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走上了以诗歌创作确证自我生命价值的诗学新路.这一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我创作,故我在.具有悲剧精神的屈原诗学是建立在其"知性"哲学理性基础上的,这与具有辩证精神的儒、道哲学异质而互补.探讨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对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乃至发展民族精神都有重要意义.     

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及其文化渊源

船山诗学崇尚真情,对汉魏六朝诗歌中的质朴自然之情加以推崇,呈现出汉魏六朝祈向。这一祈向体现了崇尚悲美与自然的精神,是楚歌中悲情的传承,对清代文学特别是道咸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和歌悲情之美的美学本质

悲情之美无疑是日本和歌美学的最高审美范畴,而和歌之芙的独特性也正体现于此.问题是,缘何日本歌人独独要千百次地来冲撞这样一个生命的痛点一以"悲"为审美的最高信仰?这是一个关乎美学本质的难题.而其独特审美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这宇宙真相认知中发现的善,并由此来凝固出生命短存的崇高,以实现"以悲为美"的精神超越.     

玉柄尘尾背后的激情生命——论阮籍的人生悲剧

阮籍本性求真、求自由,更热爱生命,当时代逼他做出取舍时,他首先选择了生存,又无法放弃对伟岸人格的追求,采取了佯狂与矫情的消极又极端的反抗形式,遂成混世之狂。这不仅没有超越社会,反而失去了自我,深陷于失路之悲、忧生之悲中不能自拔。     

“我正悲秋,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

“伤春”与“悲秋”这一传统的文学主题在宋词中表现得非常集中、强烈。其中的“伤春”主题大致有两方面的内容 ,有的旨在抒写时代哀感 ,有的重在表现身世之悲。前者主要产生在风雨飘摇的乱离时期 ,针对性较强 ;后者则是特定环境下某种情绪的流露 ,意义指向是多元的 ,但与“忧生之嗟”更为相近。而“悲秋”的心理指向主要定位在“感士不遇”方面 ,在南宋作为抗战志士的词人身上表现为更为悲郁的“英雄失路”的情怀。到了朝代鼎革的宋元之际 ,词人“悲秋”更多的是将“悲身世之秋”与“悲时代之秋”打并在一起。     

马致远散曲的庄学色彩

马致远崇尚庄子 ,其散曲的愤世精神、悲世之心及遁世情怀带有浓厚的庄学色彩 ,但由于各自的出发点不尽相同 ,二者又表现出某种差异。马致远散曲的庄学化 ,既是元代社会政治的产物 ,也离不开其自身的思想经历 ,同时它与全真教的盛行密切相关。     

盛唐诗人的“时空焦灼”

一个音符在盛唐诗人的心中跃动、激宕……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王勃《滕王阁序》)     

试论悲喜剧杰作——《四声猿》

徐渭《四声猿》之《狂鼓史》、《雌木兰》、《女状元》有一共同的"换装-脱装"结构模式。通过换装,剧情进入虚拟世界,脱装后回归现实世界。脱装时,悲声随之而起。《玉禅师》则写玉通和尚受迫害与反抗的故事。《四声猿》是一部悲喜转化,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悲即喜、喜即悲的独特的悲喜剧。     

重读南京

以往南京给人的印象是短命王朝、偏安朝廷、伤感之地、悲情城市;但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它承载着救亡图存、繁荣文化、走向复兴的责任和使命,它是一座英雄之城、胜利之城。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那一座城市像南京这样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京的命运,实际上是中国历史沧桑荣辱的一个缩影。南京之悲是民族之悲,南京之兴是国家之兴。     

论丁玲早期创作中新女性形象的悲剧审美价值

丁玲早期创作中新女性形象的悲剧性决定了她们的悲剧类型是一种生存悲剧.借助现代悲剧理论的启示,分析丁玲笔下新女性悲剧的人文内涵与审美价值;指出缺乏在绝望中抗争,在死亡中求生的悲剧精神,使莎菲们的悲剧审美特质更多的是悲渺、悲郁,而不是悲壮与崇高.     

悲风劲吹与好风如水--一个古典意象的两种生存解读

风作为一种客观物象被文人有目的地选择,并将自己的主观情感寄寓其中者主要是在汉代以后。“悲风”现象如此普遍地进入文学的世界,至少是两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二是先秦以来所积淀的“以悲为美”的审美文化心理。悲哀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但在这个底色之上,中国文化同时建立起了自己的乐感文化。中国文化兼备的这两种精神,促成了中国文人理想人格的建构。理性的快乐可以化解外感之悲,于是“好风”便以其活跃的生命向世人发出了诗意的微笑。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伤春意识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伤春作品，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对个体生命所生的忧叹，表现了对生命的珍惜，有着强烈的生命自主精神。体现了作者对符合人性要求的美好情感生活的热切向往与不懈追求以及由于社会现实的严酷性所带来的对美好爱情愿望难以实现的怨怒与哀伤。体现了作者的家国命运之悲，以及他们怀才不遇、个人抱负难以实现的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