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辞赋

鲁迅对辞赋的研究 ,从时间上而言 ,集中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他没有对辞赋进行系统、完整的考察 ,但在他的有关论述中 ,隐含着一条辞赋沿革的线索。     

益州战略与吴蜀关系

益州战略是孙权鼎足江东、图取天下的重要战略,也是刘备跨有荆益、谋取天下的基本战略.赤壁之战一结束,孙、刘均着手实施益州战略,围绕着略取益州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由于复杂的三国政治、军事、地理形势等因素的作用,孙吴基于国力与联盟的考虑,默许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但要求以取得荆州作为补偿,双方终于爆发了以形式为荆州之争而实质为益州之争延续的军事斗争.夷陵之战后,吴蜀立足现实,各自修正了立国方略,重新建立联盟关系,形成了新型益州战略.这一新型益州战略充满矛盾和统一,给吴蜀关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论韩愈的辞赋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溺。”陈寅恪《论韩愈》中评说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殊为经典之论。本文无意就韩愈历史地位再作赘论 ,亦因现有韩愈诗文之论详矣 ,而对其辞赋显得相对漠视 ,或者说论赋较多隐没在文论诗论之中。本文则试图立足于辞赋这种文体本身的演进流变和它与古文的相互比较中观照韩愈的辞赋观念与辞赋创作。一、韩愈的辞赋观念(一 )与韩愈明道奉儒的文论观念相对照的是韩愈在赋论观念上的重情崇骚。作为古文运动极盛时期的核心人物 ,韩愈以孔孟儒…     

魏晋南北朝辞赋三论:观念、分期与艺术特征

梳理汉魏六朝的辞赋观念、历史分期和艺术特征,是该时期辞赋研究的三个重要维度。围绕着辞赋的源流、发展分期、价值功能、文体形式等,当时已形成了一定的辞赋观念。关于魏晋南北朝赋的发展演变,则大致经历了建安、正始、西晋、东晋、元嘉、永明、梁陈七个历史时期,北朝作为一个在空间和政权上与南朝相对立的历史阶段,在辞赋发展史上表现出了相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至于在辞赋的创作倾向上,则显示出了回归诗骚的抒情传统、辨名析理的玄学化以及因为诗赋互渗所表现出的文类新变现象。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     

第八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1月6日至9日,由云南大学中文系和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共同主办的第八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计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50余家高校及科研单位的80余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三国蜀汉辞赋考论

蜀汉辞赋虽不是时代主流,成就也不高,但它是当时文学的组成部分,反映着当时政治、文化诸多因素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也是当时文学的一个有价值的部分。一般认为,三国时期蜀汉辞赋处于＂无文＂的状态,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蜀汉辞赋逊于魏、吴的主要原因在于本身的文学基础不厚;归晋后蜀人政治地位低下,坎坷沉沦,文章不易流传。     

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苏轼是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辞赋家,他的融汇古今的辞赋创作思想和深湛的辞赋艺术修养深刻地影响着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辞赋创作贯穿于苏轼文学创作的各个时期。苏轼的赋论与创作密切结合,综观其辞赋和辞赋观,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重视辞赋创作与作家素养的联系;二、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意识;三、寓深刻于平淡之中,追求理趣盎然;四、融聘词于流畅自然中的艺术表现。苏轼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代表着北宋后期赋坛的主调,众多赋家深受他的影响。     

辞赋研究专家龚克昌教授

龚克昌是我国著名的辞赋研究专家，是解放后大陆最早从事赋学研究、最早出版赋学专著、唯一招收赋学博士后的学者。其《汉赋研究》批驳了千百年来对汉赋的种种非难，恢复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全汉赋评注》是开创性的工作，很多篇章是第一次注解     

论南朝辞赋的题材选择

南朝文士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退缩，陶醉于家族门第的光环，自傲于脱略事务的清高，沉溺于贵族生活的享乐，其气质变得愈采愈纤弱、细腻，造就了贵族特有的病态文化人格。这种人格必然会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使其烙上了明显不同于汉、魏、晋文学的特征。文章探讨了南朝赋在时代背景下的题材特征，主要表现为所咏之物趋于纤弱，赋家笔下多是日常的琐细的东西，花花草草、风花雪月之类；所咏之人趋于柔媚，笔下多是女性神态形体世俗的矫揉姿态；所咏之情趋于低沉，极少吟唱高迈的节操和抱负，高蹈、旷达的情怀。     

论五臣注《昭明文选·汉赋》

《文选》五臣注对汉赋的注释包括作家小传、题解、释音、释义、解释创作手法和文旨等方面,并用简明通俗的语言对汉赋进行解读。《文选》五臣注对汉赋的注释以及研究有很大的贡献。     

蜀汉人口问题研究

本文主要探讨蜀汉人口数量锐减的问题。在蜀汉统治的地区,两汉时期的人口发展非常迅速,而到蜀汉统治时期却出现人口数量锐减以及人口发展十分缓慢的问题,其原因值得探讨     

三国·蜀经学发展考论

三国是一个经学式微的时代。与魏国和吴国相比,蜀国经学更见衰落。然而,经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蜀依然存在,并且缓慢地向前发展。通过钩稽现存史料,蜀国经学学者十二人,经学著作十五种;学术渊源既有师承今文经学,也有师承古文经学,还有师承融合今古文之经学;经学特点以今文为主,多元并存;经学发展由鼎盛走向衰微,由一元走向多元。     

《汉书》中所反映的天人谐调论

强调天人谐调构成了《汉书》的一大文化特色。这反映了秦汉以来贯通天人的学术思潮,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的敬畏与自我约束;它昭示人们要效法天地,顺应自然规律,珍爱资源,保护生态。对于统治者来说,则应施仁政,躬节俭,振贫穷,恤孤独,扶助弱势群体。如此方能真正形成一个和谐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     

《三国志》郑宝史料辨析

郑宝的史料问题有二:一、郑宝是想驱略百姓到江南去的“扬州盗贼”,还是为万民拥戴的地方领袖。这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在《魏书.刘晔传》和《吴书.鲁肃传》自相矛盾的记载,以后大多数史家就二者孰是进行辨析,结果都是赞同《魏书》,否定《吴书》。其实,《魏书》成书早于《吴书》,从《吴书.鲁肃传》刘晔给鲁肃的信上看,郑宝是江淮地区为万民拥戴,并被刘晔、鲁肃折服的地方领袖。二、《魏书》所记刘晔生平前后矛盾,进一步说明了关于郑宝史料问题上,《魏书》的记载不准确不可信,《吴书》的记载准确可信。     

商周之际三角援青铜戈与蜀人随武王伐纣

发现于陕西城固、洋县一带的以等腰三角形宽短援青铜戈为代表的商代考古遗存表明当时的蜀境包括陕南汉中地区。蜀文化不仅达到了大巴山以北,甚至也延伸至秦岭北麓周边一带。陕南城固与秦岭北麓周边一带在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佐证了史籍所载的往来于秦岭南北的主要通道——褒斜道的重要作用。随武王伐纣的应是居于巴山以北陕南的秦巴山地一带以及后来向北过秦岭的早期蜀文化之人。     

用接受美学读解《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关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主题、社会价值和艺术手法，学术界存在种种争论，聚讼纷纭。如果运用西方的接受美学理论，就能获得一个新的读解视角。在不断开掘这两部书的美学意蕴方面，应提倡认同而不求同，存异而不逐异；或者说，毋须共同理解，但求各有卓见。罗贯中、施耐庵加工整理创作这两部书，只是做了从民间流传到文人创作的文本赋形工作，而被称为作品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则应理解为从民间流传、到文人创作、到接受传播这样一个动态的、完整的真实存在。     

古文《尚书·说命》与傅圣思想研究

古文《尚书·说命》历来被认为是“伪书”,因而它所记载的商朝武丁时期有着“圣人”尊号的一代名相傅说的事迹和思想,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通过深入论证,可以看出古文《尚书·说命》是先秦流传下来的真古文献,有着极其珍贵的学术价值;《说命》所载傅说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当时对商朝的复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说命》记载的一系列言行来看,傅说不愧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圣人”。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论汉赋的文学成就

刘勰不仅充分肯定了汉赋在文学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丰富了汉赋作家论、创作论、文体论的内容.刘勰的汉赋观集汉魏六朝汉赋研究之大成,堪称是唐前汉赋研究的高峰.     

武则天执政与洛阳文学发展分析

武则天执政前后实施了多项政治措施,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家队伍和文学创作;而因政治革命导致的文人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巨大改变也如实地反映在不少文学作品中。这在洛阳表现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