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钦生平及著作考

明人戴钦非死于廷杖,而是死于服食药石。他的著作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文献记载共有四种,即《鹿原集》、《玉溪存稿》、《戴秋官集》、《鹿原存稿》。今存前二种。《鹿原集》见于多种目录记载,《玉溪存稿》较为罕见。     

《牧斋初学集》中的三则《水浒传》资料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中有三则与《水浒传》相关的资料,都透露出《水浒传》在明代中后期的传播与接受信息。这无论是对于《水浒传》传播与接受史的研究,还是对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探讨,都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值得《水浒传》与古代小说研究者重视。     

张载与二程语录混入问题辨析

《张载集》与《二程集》当中重出的语录可进行比较,并且可尝试根据已有的张载与二程材料判断其归属.经过对比发现,张载文献与二程的文献互有混入,《正蒙》《横渠易说》和《张子语录》部分的重出语录主要归属张载,而《经学理窟》部分的重出语录主要归属二程,《经学理窟》确有可能为张载与二程语录的集合而以张载为主,其中也可能有未发现的二程语录.     

苏辙佚文两篇疏证

苏辙佚文两篇《诗论》、《春秋论》,不见于《栾城集》、《后集》、《三集》及《应诏集》,亦不见于刘尚荣先生《苏辙佚著辑考》及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本所附《栾城集拾遗》,仅见于《三苏先生文粹》。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六四亦收此两篇,篇题分别作《诗说》、《春秋说》。本文校录《诗论》、《春秋论》两篇,并从思想内容方面进行疏证,一方面以苏证苏,彼此印证,转相发明,另一方面注其出处,揭示其学术背景和思想关联。这两篇佚文对于苏辙学术思想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张溥《七录斋集》四种考论

张溥的诗文集现存主要有四种,即《张太史七录斋初集》7卷、《七录斋诗文合集》16卷、《七录斋文集·论略》2卷《续刻》6卷《别集》2卷、《七录斋近集》16卷。前二种近年已影印出版,后二种则分别藏于天一阁博物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颇为稀见。四种诗文集体现了张溥的总体文学风貌,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献价值。首次对四种诗文集的版本、内容详加考述,指出其在张溥研究、复社研究、晚明文学史及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学术价值。     

《楚辞》研究二题

《楚辞》为刘向所集无可疑;其不见著录于《汉书·艺文志》,问题在其体例本身。《汉书·艺文志》之“屈原赋２５篇”,即《楚辞章句》中《渔父》以上２５篇题“屈原之所作”者;据今存文献,没有汉人对这批作品之归屈原持异议。     

从八旗作家盛昱、杨钟羲交游看二人对八旗文献的贡献

杨钟羲与盛昱乃姑表亲,二人均系八旗著名学者,相交数十年。他们志同道合,共同合作编辑了《八旗文经》,是书乃首部八旗文章选集;盛昱故去后,杨钟羲整理并刊行了盛昱遗著《郁华阁遗集》、《意园文略》,整理并保存盛昱搜集的《雪屐寻碑录》。二人相知甚深,共同为整理、保存珍贵的八旗文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祖堂集》中的感叹句

禅宗文献《祖堂集》中感叹句类型丰富,数量较多。一部分感叹句格式在上古汉语中就已产生,体现了句法格式的延续性;另一部分感叹句格式是晚唐五代时期新兴的,体现了句法格式的发展性。从感叹句这一视角,可以看出《祖堂集》的口语化程度较高。     

颜延之《逆降义》钩沉

颜延之《逆降义》,历代文献中误称、异名较多,当以"逆降义"为是。三十卷《颜延之集》和一卷本《颜延之逸集》于南宋末年全部亡佚,其中《逆降义》随之亡佚。唐宋以来编纂的一些类书和史志著作中,辑存了《逆降义》部分内容。《逆降义》主要是讲礼制之普通义理,而不是针对某部礼经所作的章句或注疏。     

《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编纂考论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罗振玉从天津到北京为王国维经纪丧事,并提议成立“观堂遗书刊行会”,罗振玉被推为总负责人。不到一年时间,《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四集即得以编纂印行。《观堂集林》与王国维手订“补编”首度合刊,《静安文集》虽未得及时列入,但搜集集外文的工作也已开始。赵万里在遗书编纂中厥功甚伟,罗振玉门生与诸子也在编校和补正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编纂遗书对整体呈现王国维学术成就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王国维家人后续生活来源提供了一定保障。赵万里后数年重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对罗刊遗书作了新的勘误、结构调整与文献增列,后出转精。罗振玉为王国维编纂遗书功高而不居,与其晚年与王国维交恶而带来的负疚心理有关。作为第一部具有全集意义的遗书,罗刊遗书奠定了此后诸种王国维全集编纂的重要基础,其价值应得到充分估量。     

伊尹与早期黄老之学

先秦文献中有大量关于伊尹的记载,伊尹也成为诸子依托的对象,但其中最推崇伊尹的当属黄老学。通过对《吕氏春秋·先己》、帛书《九主》、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等四篇文章的探讨,可以看出其中具有浓厚的黄老学思想,当是《汉志》所载道家类《伊尹》类文献。伊尹成为黄老学代言人的原因主要有:伊尹与儒墨的关系不如尧舜那样密切,客观上为伊尹成为黄老学象征提供了有利条件;伊尹的帝师身份与黄老学文献多为帝师类文献相合;伊尹事迹和传说与黄老学思想具有一致性。     

郦道元年谱拾遗补正

郦道元(公元469—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人(今河北省涿州市),北朝著名的地理学家、文学家,为《水经》撰注四十卷,具有较高的地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另有《本志》十三篇、《七聘》及诸文行于世。今仅存《水经注》,其余皆已亡佚。本文结合新发现文献主要就郦道元的生卒年以及《水经注》的撰著时间等问题加以补充裁正。     

《嵩山文集》校勘札记

《四部丛刊续编》所收宋人晁说之集《嵩山文集》系影印曹溶之藏本,惜其为抄本,难免有讹误之处。而《四库全书荟要》所收晁说之集《景迂生集》虽同为抄本但因皇帝御览,有馆臣校勘,故抄写较精。今以《四部丛刊续编》本《嵩山文集》为底本,参校《四库全书荟要》本、《四库全书》本《景迂生集》,发现《嵩山文集》讹误之处34条,遂加考订,议其是非,以期略有补焉。     

《安阳集》版本源流考

《安阳集》又名《韩魏公集》,是北宋名相韩琦的诗文集,它在宋代曾多次刊行,但今皆不存。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本子为明正德九年张士隆刻本《安阳集》五十卷,后附《家传》十卷、《别录》三卷、《遗事》一卷。张刻本影响很大,万历张应登书锦堂刻本、康熙徐树敏晚香书屋刻本、乾隆黄邦宁刻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均属于张刻本系列。明代安氏校正本是与张刻本同时代的刻本,在时间上可能要早于张刻本,后来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为底本收入。在《安阳集》的版刻流传史上,曾先后出现过《安阳集》五十卷附《家传》十卷《别录》三卷《遗事》一卷本、《安阳集》五十卷本、《韩魏公集》三十八卷本、《韩魏公集》二十卷本四个系统刻本,其中以安氏校正本《安阳集》五十卷本质量为最善。     

元杂剧《张生煮海》校读散记

今存《元曲选》本和《柳枝集》本中的元杂剧《张生煮海》,其最大差异,一是第三折前者由正末主唱,后者由正旦主唱,唱词却无大出入;二是为龙王做媒的,前者为石佛寺长老,而后者则为阆苑仙母。这种现象的产生,当是与当时演员的“旦末双全”及因而产生的伶工改本有关,臧晋叔只是在此基础上稍作修润而已。张生煮海的故事与《幽怪录》,《生经佛说堕珠著海中经》没有直接渊源关系。煮海故事在宋代即已流行,剧中“羊市角头砖塔胡同”当是记载北京具体胡同名称的最早文献。     

《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

元代先后颁布过两部具有法典性质的法律文献汇编——《大元通制》与《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残卷在韩国的发现,填补了元代中后期法律文献的空白,使元代各类法律文献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为学界重新认识元代法典编纂体系提供了宝贵资料。透过这两部文献,可以窥知元代立法制度的沿革,亦可了解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及其特色。而编纂时间介于《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之间的《经典大典·宪典》既反映了元代的立法思想,亦代表了编纂者欧阳玄、揭傒斯们的一种理想化的法典编纂腏健     

《船山遗书》流布、影响论例

文献在文化传承和复活中具有重要作用,湖南文献与湖湘文化的关系密切;《船山遗书》的逐渐传播,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深远:从王夫之逝世至道光中叶,为《船山遗书》和湖湘文化的沉寂时期;从道光末到清末,为《船山遗书》和湖湘文化的苏醒和引爆时期;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船山遗书》的广泛传播,船山文献仍将具有弥久的生命力。     

韩国文献中的《全唐诗》逸诗考

《十抄诗》是韩国高丽时期所编辑的一部唐诗选集,收录了中晚唐30位诗"的300首诗。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这300首唐诗中竞有180多首未被收录于后来的《全唐诗》。这些后代追诗大多数尚未见于我国文献,因此这些选诗的发现对于我国的唐诗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通过这些唐代追诗还可以从侧面了解到一些唐人诗文集的流传和散选情况以及宋朝和高丽的文化交流情况。     

论赵在翰《七纬》的学术成就及影响

赵在翰《七纬》的辑佚成果不仅对黄睪《通纬逸书考》、陈乔枞《诗纬集证》、顾观光《七纬拾遗》和《河洛纬》等辑佚著作有重要影响,而且其纬、讠鍼相分的观点,数量众多的按语,有关讠鍼纬篇目的“叙录”、“叙目”等对讠鍼纬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是讠鍼纬文献辑佚史上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     

清华简《书》类文献文本组合的三种形态

清华简《书》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书》文本汇编。《书》在先秦时期流传过程中呈现出多种文本组合形态。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等三篇的编联是"以类相合"的"类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是"以人聚合"的"聚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金縢》是"以事缀合"的"缀合型"组合形态,来源于三篇原始《书》类文献的重新缀合拼接。"以三为数"是以上三种文本组合形态的共同特征,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文本组合的惯用之数。从"类合""聚合"到"缀合"的文本组合方式揭示了先秦古文献编辑整理的演进过程和客观规律,即通过对文本的重新整合实现其内涵的融会贯通、主题的凝练深化和寓意的提炼升华,这是先秦"立言"与"立德"观念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编《书》以"昭法式"的《书》教实践。清华简《书》类文献的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反映出楚地《书》的编选者具有明确的政教主旨意识,并对战国以降的文本编辑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