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领域经营反侵权的法律与经济学分析

司法实践的案例表明著作权领域经营反侵权的存在.经营反侵权存在的原因为大量的侵权行为、法定赔偿广泛适用及其在适用时变异为惩罚性赔偿.法律分析表明,著作权领域经营反侵权使司法实践背离民事侵权领域的全部赔偿原则,并促使著作权背离其本来设立的目标,导致稀缺的司法资源被浪费与霸占.经济学分析则表明,经营反侵权并不能消除著作权领域的侵权现象,无法用需求、供给与价格的基本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对法定赔偿应慎重适用.     

论著作权侵权的民事责任

著作权法短期的目标是为了保障著作权人个人的权益,长期的目标则在期籍对个人的激励,能促进整体文化的进步.著作权侵权罚则的合理应用,对实现著作权法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对著作权侵权的民事责任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民事责任形式进行分析.     

著作权间接侵权中无过错者补偿责任探析

著作权间接侵权作为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一种,随着科学文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增多的趋势,但我国著作权法对于著作权侵权归责原则并没有明确定性,对于目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间接侵权中无过错者的侵权行为构成及责任承担亦无统一意见。本文主要从著作权间接侵权纠纷中无过错者是否构成侵权及如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两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论网络侵权纠纷的司法管辖权

网络的飞速发展使著作权人的确定、著作权的实施、侵犯行为的认定都成为跨国界的问题，进而使传统的以土地管辖为基础的管辖权受到挑战和动摇。因此，对于网络侵权纠纷应探寻新的管辖模式（管辖权相对论、网址来源国法则、国际礼让原则、最低限度联系原则）。     

论大规模侵权案件中潜在受害人的救济

大规模侵权案件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存在特殊性,传统的侵权责任诉讼救济模式在我国现阶段可给予潜在受害人的救济较为有限,难以克服因侵权责任诉讼救济带来的赔偿数额减少的负效应困境与侵权企业破产后潜在受害人无法得到救济的困境。在公平受偿、保障效率和充分赔偿受害人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可借鉴各国潜在债权代表人制度、赔偿基金制度、责任保险制度的相关经验,构建适合我国本土的潜在受害人救济的具体路径,给予潜在受害人最大程度的救济。     

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的困境与出路

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问题,既是现代侵权多元化救济模式所带来的典型难题之一,也是中国《侵权责任法》与《社会保险法》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目前中国立法并未完全解决该难题。学说多围绕比较法上的补充模式、兼得模式、替代模式或选择模式展开讨论,见解不一;审判实践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侵权赔偿项目与社会保险给付项目在项目类别、表述及具体的计算标准上各有不同。并行给付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被侵权人、侵权人和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的利益调整。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是否构成重复填补,应依不同赔付项目的不同性质分别判断。     

侵害著作权损害赔偿的范围与计算

一般而言,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要以受害人被侵权后的实际损害为赔偿范围.著作权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对于著作权财产损失额的确定,要以受害人被侵权后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的违法所得或法定赔偿为依据.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在侵害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时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合理计算确定赔偿数额,既可以弥补被侵权人受到的损失,又可以有效地遏制著作权侵权行为.     

论有声读物的著作权侵权风险

著作权权利主体的多样以及权利种类的繁多使广播电台、音频分享平台等有声读物经营者所面临的著作权侵权风险颇为复杂。制作者以商业经营为目的,制作有声读物时,可能侵犯原文字作品著作权人的复制权或改编权;传播者可能侵犯原作者的表演权、广播权或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电台播放有声读物的法定许可的范围并不能拓展至广播电台App,上传到App的行为仍具有侵权风险。     

论环境侵权的民事赔偿模式——以惩罚性赔偿为视角

惩罚性赔偿和补偿性赔偿构成了民事侵权救济的两大模式.鉴于环境侵权行为具有特殊性,现行立法对环境侵权救济仅规定补偿性赔偿制度,存在一定缺陷,在实践中无法从根本上制裁环境侵权行为;只有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才能达到遏制与预防的效果.并且,就国内外立法现状而言,在环境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有着充分的实践可行性.但是由于惩罚性赔偿本身的惩戒性与严苛性,其运用应当局限于一定范围之内.     

快播“天价罚单”背后的网络盗版侵权思考

以快播公司为典型的网络盗版侵权现象,反映了网络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作品传播技术的变革与著作权保护制度之间的激烈碰撞。治理网络盗版侵权,首先应坚持知识传播与权利保护相平衡的原则,长远任务在于充分利用网络在权利所有人和终端使用人之间开通的市场之路,尽快建立著作权人与网站、用户三方互利共赢的成熟的商业机制,当前则可以通过加大监管与惩罚力度乃至追究刑事责任等方式打击盗版侵权。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之规定

在数字时代,继续保持著作权法的激励创作功能是令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的原动力,而技术中立的思想则是限制此种责任的基本政策依据。在我国侵权法语境下,该责任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者之责,且是自己责任。鉴于《侵权责任法》等已经对该种责任进行了规定,因而《著作权法》在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时,应当注重与现行立法精神保持一致。     

德国法上名誉侵权的举证规则

在德国法上,关于名誉侵权存在着一套饶有特色的举证规则,即：原则上,原告对陈述虚假负有证明责任;如果涉及的是一项损害名誉的陈述,则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被告须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如果涉及一项侵害名誉的陈述,但是被告证明其加以公布是代表正当利益,则举证责任仍归于原告。通过＂代表正当利益＂抗辩,信息发布人尤其是媒体摆脱了沉重的举证负担,从而在报道公众关注事项上获得了更大空间。     

网络环境下版权侵权的民事责任

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侵权具有技术性强、手段多、地域范围广等特点。可以根据侵权的特点将其分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两种类型。在认定直接侵权的责任时,应考虑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客观行为、损害后果、损害后果与侵权行为直接的因果关系等因素。在认定间接侵权行为的责任时,应考虑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客观行为、法定的免责条件等因素,并适当考虑网络产业发展的现实。     

对环保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质疑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公益诉讼制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对公益诉讼原告的规定比较模糊;各个地方的规范性文件也存在差异。环保部门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不仅违背公益诉讼的目的,也违背预防为主的原则。实践中,以环保局为原告的公益诉讼案例的存在不但不能作为支持环保部门原告资格的理由,反而暴露出公益诉讼对行政权过分依赖的问题。我们应从诉讼费用、监测和鉴定技术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     

P2P系统中的著作权侵权责任探析

P2P系统的应用,使得作品的传播变得更加方便与快捷,也使得对作品的侵权越来越成为可能,为了寻求文化艺术作品的传播与版权人利益保护之间的平衡,从网络技术和法律方法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了P2P系统中的著作权侵权问题。认为P2P系统中的著作权侵权应当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只要ICP所提供的内容侵权,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软件提供商在明知或应知软件侵权的情况下仍然提供服务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软件经营者则可以适用＂通知与删除＂规则,在有证据表明有人利用P2P系统侵害著作权的情况下,软件经营者应当停止相应服务,否则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对于P2P用户,则可要求其对其共享文件夹中的侵权作品承担侵权责任。     

论著作权转让变动模式

在当今社会,著作权与物权的区分并不十分的显著,传统民法在物权变动方面的理论完全可以运用于著作权的转让。著作权转让中的物权合意乃是客观的存在,著作权转让具有独立性和无因性。我国著作权转让变动模式应当采用“形式主义”模式,著作权变动之公示效力应适用“登记生效要件主义”的模式。     

言论免责及其侵权救济途径分析

从人权保障的角度看，公民的任何权益受到侵害都应该得到补救。言论免责权虽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产生的特权，但公民个人客观上可能因言论免责权的行使而受到伤害。为了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应该完善议院对议员言论的惩罚措施，议会在惩罚议员不当言行的同时，由议会本身给予受害者补偿。     

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侵权问题研究——以“腾讯与360之争”为视角

根据其开发是否获得软件著作权人的许可,第三方软件可以分为授权的第三方软件和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即第三方未征得主程序软件著作权人的同意而擅自针对主程序软件进行开发的辅助性软件。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也可以影响或改变主程序软件的具体应用功能,其中较为普遍的技术手段是修改与拦截。采用不同技术手段的第三方软件,其法律性质并不相同。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是否构成侵权应根据不同的技术手段进行具体分析。     

传奇及其背后——论《羊的门》的悲剧意义

李佩甫的小说《羊的门》充满传奇色彩,呼天成等人和呼家堡都有着曲折的、出人意料的经历和遭遇,而这些传奇故事无法带给我们阅读的欣喜与快感,却让我们不断感受到人性集体缺失的悲凉与沉重,以及李佩甫在对豫中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迷失进行展示后的深刻思考。     

关于《招魂》著作权与魂主问题——近20年《招魂》聚讼焦点问题研究述评之一

《楚辞·招魂》是中国文学史上争议最多的作品之一。与此前相比,最近二十年《招魂》聚讼焦点问题研究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新变。在著作权争议中,宋玉作说吹响了收复失地的号角;在魂主讨论方面,宋玉招襄王生魂说与宋玉拟屈原自招说影响日渐扩大。此期学术界围绕《招魂》著作权与魂主问题的研究,不仅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也有力地推动了其他聚讼问题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