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上）

礼义、礼仪、礼制、礼度是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也是其学说得以建构并付诸实践的保证。其中体现的逻辑关系是：礼义概括礼的本质特性,是礼仪、礼制调整的内在规定,而礼度正是体现这些规定性的理论空间和实践尺度。礼仪是礼在天人、朝政和人伦交往中程序性的活动,礼制则是在礼器形制、数量方面的规定。四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从理论层面、程序过程、器物使用和调整原则等四个方面维持了礼的运行,使之成为延续数千年并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行为。     

礼与生活——圣城贤谈

礼分为＂礼仪＂、＂礼制＂、＂礼义＂三个层次。礼义决定了礼制,礼制决定了礼仪。因此,所有的＂礼制＂及其外在的＂礼仪＂表现,其实都不是根本的,最根本的是＂礼义＂———正义原则。儒家的正义原则一个是正当性原则,一个是适宜性原则。     

高丽礼制研究

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其架构了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释惑——兼谈如何阅读出土文献

清华简《耆夜》中＂饮至礼＂的仪注与《仪礼》之＂燕礼＂确有不合之处。这是因为《耆夜》所记是西周王室的礼制,与《仪礼·燕礼》反映的诸侯之礼不应该放在同一层面进行讨论。基于传世礼书建立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覆盖周代礼制的全部,以所记仪节是否符合传世礼书记载来判定清华简的真伪未必合适。在讨论出土文献反映的新问题时,要对现今已不得见的佚失文献进行充分地考量,避免使用不加限度的＂默证＂。我们阅读出土文献,不能以现有知识体系作为检验其真伪的唯一标准,更不应该因其有违＂经说＂而产生先入之见。     

民国初期服制变革的成效及其文化意蕴

民国初期的＂风俗革命＂影响深远。本文考察了民国头十年（1912-1921年）衣冠服制变革后民间衣冠服饰礼俗的成效,发现民国初期礼制变革的成效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开化地区效果较为明显,在广大乡村、内地远未普及。与礼制相比,这一时期的礼俗变迁具有＂过＂与＂不及＂两个极端特点。说明化礼为俗不仅需要政治意识的进步,更需要价值观念的更新。     

两汉礼制发展之比较

在中国礼制史上,两汉礼制虽然比较粗糙,但开辟了礼制建设的新时期,奠定了其后近2000年以礼治国的基础.两汉历史上有过3次制礼高峰,但每次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汉武帝时期制礼重在郊祀、宗庙等祭祀鬼神的礼仪,西汉末年托古改制量在国家制度的制定,东汉初期的制礼重在仪礼等社会成员名分的维护.在两汉礼制同中有异发展的背后,隐含着大一统帝国的真正形成.     

色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先秦两汉为中心

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以色彩论文学的现象。首先,人们借助器物色彩的礼制规定,说明了文学作品的礼制内涵,引申出了雅与俗、真与假的趣味之别。其次,人们通过器物色彩的铺排顺序和修饰功能,说明修辞有助于作品的流通和经典化,其中,以文采传达作者情志是关键,但过分注重文采容易忽视文学的讽谏和社会功能。再者,人们以色彩喻文学,揭示了文学成像的原理。这是因为汉字起源、文章载体和文学目的,往往以器物色彩的图像和视觉形态为重要参照。色彩之喻这一表述方式具有与西方诗学的"文本—织物"说展开对话的空间。     

平等与富民：谭嗣同早期宗法礼制思想析略

礼制是维护宗法制度稳定运行的要件。谭嗣同早期宗法礼制思想以议礼为主，在“器体道用”观指导下进行的对晚清社会没落宗法与异化礼教的批判是其思想主线。从“继别为宗”结构下失衡的尊亲关系出发，他初步提出“不分嫡庶，皆称别子”的宗统设想；通过溯源“为人后”到兼祧制的历史与礼典根基，他批判晚清独子出继与兼祧引发的社会乱象。他变通的宗法观旨在提升个体的平等，“复于古”的礼观又将富民的民生问题放置于礼教之先。最终，以倡民权、兴民生为旨归的宗法礼制思想显现出“礼情并蓄”的人文色彩。     

从玉器看先秦礼制的发展

礼制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先秦是中国礼制发展的奠基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史前时期是礼削的产生阶段,夏商时期礼制初步发展,到西周礼削进入成熟阶段。而玉器作为一种独特的礼制物质承载体,与礼制之间关系密切,不同的玉器及其组合可以体现出每个阶段礼制内容的变化、发展。     

宋代国家、礼制与佛教的互动考论

宋代国家、礼制与佛教的互动关系表现在:国家礼制吸纳佛教,如将佛寺声钟、开启道场等纳入国家礼制;国家多方扶植佛教,如临幸佛寺、政治上支持、经济上赏赐和兴修佛寺;佛教参与国家礼制,这在吉、嘉、宾、军、凶五礼上均有所体现;佛教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文化娱乐上。此外,佛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其突出表现是佛教火葬习俗对儒家礼制与封建秩序的强力冲击。     

《招魂》“像设君室”与楚简帛之“象”

《招魂》“像设君室”之“像”,前贤或解为法像,或解为画像,以顾炎武“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之推断最有见地。上博藏六《天子建州》“士象大夫之位”、“大夫象邦君之位”、“邦君象天子之位”之类记载,其“象”谓祭祀之设象。楚地出土的楚帛画以及西汉帛画对研究招魂之礼具有重要意义。据此由周代之“尸”到战国之“象”的礼制变革可以得到更为深入的认识。     

西汉后期郊祀礼的儒学化转向

郊祀是皇帝祭天的重要国家祀典,西汉中前期主持这一祭典的是方术士。元帝之后,随着儒学在政治和社会上势力的上升,为了争夺对于郊祀等国家祀典的主导权,儒家礼学完成了从＂士礼＂到＂天子礼＂的转向,儒臣们以新的理论为武器,对汉家祭祀进行了一次清理,力图在郊祀中植入儒家的天子观,凸显皇帝祭祀＂公＂的性质。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郊祀改革多有反复,最终完成于王莽之手,对后代王朝郊祀制度影响深远。     

试论孔孟荀对礼制合法性基础的构建

在古代社会,礼源于祭祀,天命秩序构成礼制秩序合法性的终极根源。春秋以降,天命陨落,周礼出现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孔子以“仁”释“礼”,开启了从人道的角度为礼寻求内在合法性基础的先河。孟子则进一步将礼安顿在内在心性之中,将“心”作为礼的合法性基础。孔孟的理论取向注定他们更多地强调礼的自觉性而忽视礼的权威性。荀子则通过“群——分——礼”的逻辑推演,为礼构建了外在的社会生活和经验层面的合法性基础,使礼更具现实性和强制性,但同时也暗藏了忽视人的主体精神、过度强调道德他律的片面性,最终使其思想沦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     

儒服、儒者与殷商宗教生活考论

根据《墨子.公孟》的记载,公孟子穿着儒服,儒味十足,具有一定的儒家背景,或者他本人就是一个保守、地道的儒,至少他相信并引用过儒者的名言。《礼记.儒行》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而孔子则回答说:丘少居鲁,衣逢掖之长。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章甫是殷商玄冠之名,属于一种用缁布制作的礼冠。如果儒服即是殷服,那么,儒礼也就是曾经推广并盛行于有殷一代的古礼。孔子的祖上一度是殷商王朝的宋国贵族,上溯三代,也出过鲁国的武士。故孔子既有殷人的血统,也有周人的血统。周初时期,那些自觉保留了殷商文明的前朝遗民开始被称为儒。殷人中的祝、宗、卜、史并未随商的灭亡而消失,现实社会的祖先祭祀、土神信仰与上帝崇拜造就了一定数量的礼俗专门职业者,所有的郊祀、祖祀、社祀都必须依靠他们而进行。殷周时代的宗教生活催生出了儒者阶层。     

春秋时期传统礼治与法治思想的孕育

春秋上继西周、下启战国的过渡性质使其社会思想的表现极为复杂。春秋时期,不仅社会上涌动着以礼外交、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传统礼治思潮,人们对传统礼治所表现出来的内部矛盾,即礼之实与礼之仪的相互脱节也发表了批判性意见。为实现“天下国家可得而正”的礼之实的政治目的,一些政治家甚至摒弃了虚而无用的礼之仪。在其政治实践中,已初步具备后世法家的法治萌芽。     

周公制礼与作乐的时间和区别

周公制礼作乐是先作乐,后制礼作乐。当时还没有形成新的礼乐制度,因此主要是按照三代以来＂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传统。作乐在翦商当下,以《大武乐》为代表;制礼在六年之后,大会诸侯时,《诗经》的第一个文本因此形成。诗乐舞三位一体,可以分合,也有的诗乐舞并不匹配,如《大武乐》和《大武诗》。     

婚冠之礼与《诗经》婚俗诗

人生成长离不开礼的教育,而《诗》正是礼的教育的重要形式。作为礼之始的冠礼,是进入婚礼的前提(它来源于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包括缁布冠、皮弁和爵弁等程序,每一程序后面各有其规范教育意义;婚礼是礼之本,包括纳采、纳吉、问名、纳徵、请期、亲迎等六种礼仪,每一礼仪亦包含其伦理示范意义。《诗经》婚俗诗与礼结合,是上古人类自然行为的仪式化肯定与约束,是先秦文化的集中体现。     

河北省乡村汉人社会丧葬仪式的考察与探微——基于河北省献县地区的个案研究

丧葬礼仪从古至今在仪式上就受到民众的普遍重视。在对河北省献县地区丧葬仪式调查搜集的基础上发现,近年来仪式呈现出墓地家族属性弱化、丧事采办用物市场化、丧礼仪式情感与场所的部分缺失等一些变化,但是,群众心目中的仪式依然具有抚慰生者、安慰亡灵的双重作用,同时,仪式对民间社会及相关利益群体发挥着慰藉、聚合、规范和教化等功能。     

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的仪式符号传播——以电视剧《东归英雄传》为例

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仪式活动既是承载蒙古民族文化信息的符号,更是蒙古民族文化传播的媒介,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提升和宣扬了蒙古族文化精神。仪式活动是蒙古民族文化的贮存器。电视剧《东归英雄传》中运用大量的蒙古族仪式符号,表现了仪式对于一个族群的重要性。在文化共享的过程中,仪式成为维系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塑造群体认同感的文化象征体系。     

张载礼学思想的建构特征

张载通过对礼的理论建构,试图为重建社会秩序寻找依据。在起源上,他认为礼本于天,论证了礼的永恒性、合理性及其实践过程中应有的自觉性;在内容上,他推崇《周礼》,并据此描绘了一幅治世的理想图景;在本质上,他强调礼合内外,主张内外兼修的践礼方式;在实践上,他坚持以礼为教,体现出“为天下开太平”的儒者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