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子·坚白论》新解

在传统名学逻辑化研究范式中,多注重以“概念”释名。公孙龙的《坚白论》常被误读乃至曲解。公孙龙在《坚白论》中,以“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深度揭示了“以通称随定形”的兼名合成法则,从新维度解读《坚白论》,对于恢复公孙龙名学原貌,重新审视公孙龙名学思想,客观评价公孙龙名学成就,极富学术价值。     

公孙龙《指物论》篇悬解

对《指物论》篇的解读,可划分为传统和西学两种诠释理路。而吊诡的是,本来截然相对的这两种诠释理路却共有一个相同的思想预设,即皆以事物诂物。这个预设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在先秦语境和《公孙龙子》文本中,物字实有两个意义:一是可感知的具体事物,二是可感知的具体事物之名称。指字的意义是指谓,但亦有广狭之别。故《指物论》篇所论的指物关系,具体分为两大类:一是具体可感的事物与其指谓之间的关系,二是此类事物的名称和其指谓之间的区分、统合关系。公孙龙的这一思想,已超越了白马论、坚白论诸论所达到的思辨高度,体现出综合和辩证的新特点。公孙龙从语言、事物和主体这三个向度来论析指物关系问题,这对现代语言哲学的相关探讨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专家评说《宋诗论集》

张福勋、徐文潮新著《宋诗论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公开出版发行以来,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学遗产》、《中国典籍与文化》、《古典文学知识》等权威专业刊物给予报道、评介。孔凡礼先生的序又先后于台湾《宋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韵文学刊》、《阴山学刊》等给予转发。台湾成功大学宋诗研究所作为研究典籍;韩国庆北大学校人文大学汉文学科、岭南大学校文科大学所主持之东方汉文学会、东方诗话学会都作为藏书。一些著名的古典文学专业的专家学者,在宋诗研究领域卓有贡献的著名博导及博士生,从不同的方面…     

重新认识公孙龙

公孙龙其人,历来是引起学术界论争的对象。总起来看,褒他的人少,贬他的人多。褒者认为,公孙龙是一位杰出的唯物辩证法大师;贬者认为,公孙龙是一个欺世惑众的唯心主义诡辩家。我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符合公孙龙留给后人的那些著作的原意。其实,公孙龙既非辩证法大师,更不是唯心主义诡辩家,而是一位“离形而言名”的形式逻辑学家。     

《通变论》是公孙龙的逻辑分类理论

《通变论》是阐明公孙龙的逻辑分类理论的一篇著作,在《公孙龙子》一书中占有重要地位,且是《公孙龙子》中最难读的一篇,素以文句奥衍、譬喻繁复、晦涩难懂著称。伍非百曾对此篇作了这样的批评:“前辞未晓,更以后辞释之;正喻未明,复以旁喻解之,以致读者昏然如入五里雾中。”(《<公孙龙子>发微》)正因为如此,历来注家对《通变论》的解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里略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集成与开拓─—《惠施公孙龙评传》评介

集成与开拓─—《惠施公孙龙评传》评介金眉《惠施公孙龙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装帧精美的著作，出自名学研究专家杨俊光先生之手。惠施、公孙龙是先秦“名家”，学术的代表人物。在古代中国哲学中，名学以其思辨的特点独树一帜。在两千...     

公孙龙新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名家及其代表人物公孙龙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古代思维特色。名家又称“辩者”,是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学派。他们把名实关系的争论发展成为对逻辑问题的研究。名实问题,相当于概念与事物的关系问题。战国末期的公孙龙(约公元前320——前250年),对名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成为当时名家学派的显赫人物。研究名家,应该注重公孙龙。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公孙龙的     

简论元人对《宋史》的评说

《宋史》全书问世后,立刻引起了以黄溍、宋濂、杨维祯为代表的元代学者的重视,他们在认真研读了《宋史》以后,肯定了其史料价值,并将其运用于对宋代史的研究和史籍勘误。同时,他们也指出了《宋史》的不足之处,一是史料采择、史实考证不够精审;二是列传失收重要人物甚多;三是史法体例不正(主要指辽金宋三朝的各为正统)。元人的《宋史》研究在史料占有上超过了明人,对《宋史》的纠谬补正也为明代《宋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因此,对元代《宋史》研究进行梳理,不仅可以弥补《宋史》研究从成书到明代之间的一段空白,对丰富当代的宋史研究、拓展史学史研究的视野,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价值。     

《中国当代话剧论稿》评说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戏剧史”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新的学科，先后出版了《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张炯主编）、《中国当代戏剧文学史》（高文升主编）、《中国当代戏剧文学研究》（高文升著）等专著。这些专著，为中国当代戏剧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最近出版的《中国当代话剧论稿）｝（倪宗武著，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论稿》），是这一研究的又一新成果。《论稿》分上、下两编。上编重点探讨当代话剧发展的轨迹及特定阶段、特定题材的话剧创作；下编侧重研究建国以来重要作家作品及有争议的戏剧现象。它…     

韩国《资产流动化法》评说

韩国政府通过法律先行主导资产证券化市场,迅速推动了资产证券化的产生和发展.韩国<资产流动化法>主要就资产证券化的总则、资产证券化的交易主体、资产流动化计划的登记及财产让渡、流动化专营公司、流动化证券的发行、补则等内容进行了专章规定,允许广泛的资产证券化创始机构主体;赋予债务人异议权;明确规定资产的移转不是担保交易;并对资产管理的委托、管理和资产管理人的破产、资产流动化计划的登记及财产让渡的登记和登记文件的公示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资产证券化在我国是一种新型的金融工具,我国还未能建立起一个可以与之相配合的法制环境,在参与主体范围、管理登记制度、发行规则、交易场所、交易规则等方面存在局限.目前,资产证券化被分成两个部门(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分别审批监督管理的产品,造成了资产证券化规则的不一致和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展开还面临着诸多法律空白和繁琐的法律障碍.我国有必要借鉴包括韩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立法经验,走法律主导市场这种模式,对资产证券化单独立法,从而推动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有效开展.     

公孙龙诡辩哲学批判

公孙龙是先秦“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謂“名家”,用我們現在的話来說,就是以谈說思維形式及其規律为特色的一种学派,或邏輯学派;不过他們在討論邏輯问題的时候,往往犯着形而上学毛病(相对化或絕对化),成了詭辯,所以也可叫做詭辯学派。于是那些在正确討論邏輯理論的思想家,如《墨辯》作者,在习慣上,倒不归在“名家”里了;其实他們倒应该叫做真正的“名家”。     

公孙龙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初探

公孙龙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初探王永祥自侯外庐和其他几位先生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论定公孙龙为“绝对主义”的唯心论之后，这个结论便一直在中国哲学史界据于统治地位。然而以此来解释其《名实论》，则显系牵强，故而近些年来有人已提出异议，但是多数人对其《指物论》仍...     

试论公孙龙的哲学思想

公孙龙(约公元前320—250年),姓公孙,名龙,传说字为子秉,战国末期赵国人。生平中,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寄居在赵国宰相平原君赵胜门下,过的是门客生活。《公孙龙子》一书,是他的著作。原有十四篇之多(见《汉书·艺文志》),现仅存六篇。而且,其中的《迹府》篇,还是后人辑录有关记载,给他作的传略。只有《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等五篇,是他自己的作品。     

重读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普通劳动者》,原载一九五八年第八期《北京文艺》,后又转载于一九五八年第十一期《人民文学》。这篇优秀作品,以充沛的无产阶级革命激情,热烈地赞颂了身经百战的革命老前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并充分地表现了革命前辈和革命后代在革命传统上的继承关系。它既是一曲对革命老前辈崇高的革命精神的热情颂歌,又是一篇对年青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千秋功罪任评说--《花园口事件研究》读后

在“花园口事件”发生65周年之际,第一部系统深入地研究“花园口事件”的史学专著《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部40万字现代史学专著主要内容有:艰难的抗战与决堤策略,豫东抗战失利与仓促的决堤行动,黄泛区的形成与新黄河的军事意义,黄泛区的艰苦抗战,抗战中国民政府的善后与社会救助,沉重而复杂的历史反思等。它不是一般的社科学术成果,而是渠长根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一、学术背景把握的严谨性“花园口事件”发生在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它以“花园口决堤”、“黄泛区”两个特殊的概念…     

先秦逻辑大师——公孙龙

先秦“名”家公孙龙,其人其书,古今交毀,古毀之为“奸人”、“怪说”;今斥之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诡辩”。古人由于历史局限、阶级偏见,自不屑言。今天,如不对之作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或拾古人牙慧,或囿于成见而加以种种不实之辞,则是     

公孙龙“白马非马”之我见

“白马非马”一命题历来被看作是中国古代逻辑史上一个诡辩论的实例。本文所要论证的是,不能简单地将这一命题看作是诡辩,它更多地包含了公孙龙对名与实之间关系问题的阐发及澄清,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命题。     

千秋功业谁评说——论刘保昌新著《楚武王》

公元前704年,即周桓王十六年,已在君位37年的楚国国君熊通,因周王室不允尊其号,怒而自立为武王.这种躐等破格之举,发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君僭号称王之先声.虽然在正统史籍中,楚国国君仍被书为"楚子",但楚君从此以王为号,不再受到质疑,即使半个世纪后齐桓公经营霸业,打着"尊王 攘夷"的旗号,率诸侯之师伐楚袭蔡,其问罪之由也只不过避重就轻地列举了两条,其一是"尔贡包矛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其二是"昭王南征而不复",对"楚子"()号称"王"一事,竟然不置一辞!     

考茨基编《剩余价值理论》功过是非的再评说

一部著作的命运,往往同作者或编者个人的命运牵连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荣时受到过誉,损时遭致溢恶。考茨基编辑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情况就是如此。考茨基先是受命于恩格斯,后来又正式受托于马克思遗稿的继承人,着手整理编辑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的手稿,最后于1905—1910年出版《剩余价值理论》一至三卷。马克思这部隐藏了半个世纪的重要著作,恩格斯曾多次预告要编辑出版,终于经当时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之手与广大读者见了面。它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受到热烈欢迎,是很自然的。不过,这时也确有一些过誉之词被加到考茨基身上,甚至不无吹捧的味道,就连当时已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等人也未能免俗。例如说,考茨基“限于清理马克思混乱一团的手稿的思想内容,用可以说看不见的手把它整理成为一个内在的整体”。他“极其自如地运用材料,而最后提供给公众的则不过是马克思本人的和仅仅是马克思的东西”。总之,考茨基是“完全成功”的,考茨基的版本是“一个高度成熟形式上的有机整体”等等。但是,考茨基成了修正主义者之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除了列宁在彻底批判考茨基修正主义的同时,尚能给考茨基版《剩余价值理论》以肯定并多次加以引用而外,几乎再也听不到一句公道话了。特别是在准备和后来出版、介绍苏联新版的过程中,考茨基版一直被当作批判的对象,而且批判愈演愈烈,不仅被说得一无是处,而且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