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史学研究

<正> 我是解放后党和人民亲手培育的史学工作者,年龄还不到六十,比起在本刊撰写治学经验的许多老一辈学者来说,还只是小学生,对史学研究,还未曾升堂入室,谈不上有什么治学经验。加上辛勤教导我多年的唐长孺教授,也给了我以不敢侈谈治学经验的影响。他老治学经验丰富,除了深得前贤榘效外,还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卓识良方。然而,他从不写治学经验之类的文章。尽管有不少杂志向他约写这方面的稿件,他老总以无经验可谈婉言谢绝。唐老尚且谦虚如此,我这个作学生的,又何敢不遵师训而妄谈!但是,《文史哲》编辑部既有此命,拒之未免不恭,且后学之言,也许更切近青年学生实际。故遵命为之,盼勿以有违师训目之! 我所要谈的,主要有如下四点:一曰尊前贤,二曰考源流,三曰明致用,四曰勤用力。     

李大钊思想研究方法之我见

拙著《李大钊思想研究》出版后,受到学术界许多同志的鼓励.治学,我无什么经验可谈,现将我怎样研究李大钊思想的一些想法与做法写出,以与青年同道进行交流.     

关于练基本功

<正> 近数年来,屡承《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约写谈治学经验的稿子,之所以迟至万难推却的时候才勉强动笔,是有难言之苦的。认真治过几十年学,才会有治学经验可供别人借鉴,这是最简单的道理。而我呢?五七年以后,就被当作“厚古薄今”、“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不断批判;“深刻检查”尚难过关,哪敢治学!“文革”将开始,又因曾经论述     

我的治学经验

各位老师,各位同志:这次参加江苏省语言学会成立大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会上得到了各位先生、同志的论文,大概翻了一翻,内容很多,有心得的地方也很多,对自己的学习有很大帮助。在这个会上本来不打算讲什么话,因为自己懂得并不多。不过、主席同志他要我来讲一点,所以我就临时凑了一凑。讲讲自己的治学经验。实际上也谈不上什么治学经验。只是把学习的一些感受、这次开会得到的一些感受向大家汇报一下。当然,有些意见自己过去也写出来过。今天对过去写过的东西不必多谈,只是把自己的学习感受向大家汇报一些。     

怎样继承前人的治学精神

<正> 《文史哲》编辑部要我再写点读书经验,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只好介绍一下我所闻见的前一辈学人的治学经验,作为个人和爱好史学研究的青年同志们的参考。前几期《文史哲》的“学者谈治学”栏里曾介绍过陈垣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治学经验。他们二人也是我的及门业师,对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知道一些。以我看,陈垣先生治学十分谨严,丝毫不苟,方面也很广,无愧是一代大师。顾颉刚先生治学不如陈先生谨严,方面也不如陈先生广,但他对于学术的忠诚,推动学术开展的努力以及自己所下的苦功,也大有值得后人学习之处。这里着重介绍陈先生过去的一些事情。     

梁廷Dan暨第六届中国散曲学术研讨会小结

这算不上小结,只不过是个人参加会议的一些心得体会,谈出来供大家参考、批评.我想谈四点.     

学习哲学的一点体会

<正> 《文史哲》的同志要我谈谈怎样治学,我感到很为难,我还站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在摸索,没有什么经验可谈。但编者一再嘱咐我写一点,并说对象可定为大学生与哲学爱好者,既然如此,作为一个教员,谈一点体会吧。我们研究哲学象研究其它科学一样,必须热爱它。一些人认为数学很枯燥乏味,但在数学家眼里,数学远比小说、戏剧动人有趣。哲学也是     

生平治学的几点心得

最近有编辑约我谈谈生平治学感悟.我认为,一个人要想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必须要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根据我生平长期治学的经验,我觉得主观和客观条件各有三条.     

治学漫谈

<正> 研究生入校,希望我谈谈学习方法,为此谈了一点意见。《文史哲》编辑同志一再催索治学方面的文章,推却不过,只得请钱振纲同志根据笔记整理如下,不当处殷盼同志们指正。我们今天讲治学,也要注意讲点辩证的方法,注意防止某种片面性。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治学也不例外,如博与专、学与思、学与用等都是治学中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些关系处理不当,就难以取得好的效果;如能根据不同情况,自觉地维持这些关系的合理平衡,尽可能找出调节这些矛盾关系的黄金分割点,大家就肯定会节约时间和精力,提高治学效率。如何理解和处理这些关系,我们不妨分别来谈一谈。     

老校长的风范

有杂志提出"谁来当中国大学校长"的问题,引起大家关注.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参照系:一是国外的成功范例,二是我们的经验教训.前者已经有人论及,这里只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我对于研究史学的一些看法

<正> 《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们,到我这里来说,要在《文史哲》开辟一个专栏,专门谈说治学的经验和方法。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很需要,很及时。主要是要求年纪大一些的人来谈,青年人也可参加,甚至学生也可以参加,交流经验,越多越好。我认为这一专栏,应当采取随笔和漫谈的方式,使人们有兴趣来看,也有兴趣来写,要灵活些,不要太严肃,太呆板了。作学问,要费功力,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但如何求得治学的门径和方法,也很重要。最近几年来,接触一些年青人,有的人也很努力,读的书也不     

治学补谈

<正> 半年前,我写了一篇《治学琐言》,发表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1982年第九期中。后来有些来访者与来函者,说我这篇文章立言简约,某些意见,似乎应当再详细阐发。我于是又写这篇短文做为补充。在这篇短文里,我想补谈两个问题。     

我的选择

<正> 1982年,《文史哲》编辑部约我写篇谈治学经验的文章,推而又拖,迄今四年,仍然难却。我之所以推、拖,是因为第一,我自省确乎很少值得认真谈论的所谓“经验”;第二,关于谈经验已经写过了。《书林》杂志上就发了两篇,还有一些“访问记”之类。不过现在既已提笔,只好硬着头皮再写一点。讲过的不再重复,下面结合自己谈谈选择问题。在人生道路上,偶然性非常之多。经常一个偶然的机缘,便可以影响、制约、决定相当一段时期甚至整个一生的发展前途。因之,一般说来,如何在面临各种偶然性和可能     

刻苦努力 诚实探讨

我是理论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对治学没有更多更深的体会,但愿意把我的感受写出来,同中青年学者们交流。我是政治经济学教师,要谈治学的体会,就不免涉及一些经济理论观点。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 一、贵在于勤 我做学问的体会说起来平平常常,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勤。贵在于勤。勤者,或曰多做,不断地做。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     

读书与人生

我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人,比大家大60来岁吧.按年龄比例来说,我对社会的贡献还不符合我80岁年龄应做的工作.今天到这里来,不是讲学术,而是谈家常,谈我这些年怎么读书、怎么生活,对大家可能有借鉴意义.     

关于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几点体会

<正> 往往有些青年人要我谈谈治学经验,我总觉得有点为难。因为我虽然从一九四一年发表第一篇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论文:《数学的史的考察》(《群众》第七卷二十二期)算起已经四十余年。四十年不算是一个短的时间,大约总有点治学体会罢。但仔细想来,又觉得不知从何谈起。最近《文史哲》的编者要我谈谈治学经验,那就怎样处理好长期全面掌握资料与运用好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问题,谈谈个人的治学一得罢。我近年     

学问是做出来的

“学问是做出来的”,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了.这里把它做为一个题目,是强调“做”字的重要.如何做学问?我用四个字概括一下:一是“法”,二是“学”,三是“出”,四是“高”.先说“法”.很多人都讲读书要有方法,这个方法也就是“道”.做学问的方法和“治学之道”是一样的.我国是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历代留传下来的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很多很多.具体到每个人,则各有各的方法.我不主张把“法”讲得很死.我和一些外国专家(包括作家)在一起开会,有时也谈到念书的方法问题,得知念书在国外也没有一定的方法.“书法”叫法,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法”,当然它是从有法到无定法.念书更是这样,你要别人给开一张治学之路上的“通行证”,可以肯定地说你这张“通行证”是走不远的,甚至是行     

学术论文的写作范式——兼论语言学博士三年的治学方法

针对语言类期刊很少刊登谈治学方法文章的现象,结合个人读博经验,文章从听课、读书、写作三方面探讨了博士三年的治学之道。在分析语言学及相关学术论文的基础上,把学术性论文按研究对象分为三专,按写作方式分8个系列,并对每类论文进行了分析。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点滴体会

<正> 前不久给《文史知识》写了一篇《怎样研究隋唐五代史》的约稿,接着《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又约我写一篇治学经验方面的短文,个人感到十分为难。这是因为:首先,我本来没有什么成功的治学经验。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中学教书,业余搞研究,一无人指导,二缺乏基本功训练,自己每每用野生植物来形容自己,其特点是长得不规格,果实小而少,如果说有什么长处的话,惟一的是生命力强,不浇水、不施肥也能活下来。由于在学术上成长得很不顺利,在坎坷的     

师门记学

<正> 《文史哲》的编者,要我写一篇有关治学方法的文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实在“治学无法”,因而也没有“治”出什么成绩来;但当我读书的时代,我的大学老师,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各有一套治学方法,我看过他们的“绣取鸳鸯”,也了解他们的“金针法术”;因此我只能写“师门记学”。还得从顾颉刚先生说起,我总觉得顾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作为学术界大师的条件应当是:1.学问自成体系;2.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这个学派对于学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3.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和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