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后期的滑州与义成军

唐代义成军是安史之乱后在河南建立的藩镇,常领郑滑二州,治滑州。令狐彰在安史之乱后期投诚唐朝,并在权力交接之时维护唐中央权威,因此滑豪镇在代宗年间被赐号永平,是河南第一个被唐朝中央政府赐号的藩镇,在政治上亲近唐朝中央政府。大历晚期,因其在平定李灵曜叛乱中的出色表现而领七州,达到极盛。从唐德宗时期的四镇之乱起开始义成镇领土减少,最终固定为郑滑二州,且不再是中央在河南地区的唯一代理人。唐德宗时期,永平改名义成。义成镇在唐后期的大部分时间内依然能得到唐中央的信任,起着控扼悍镇的作用。     

靖康之耻与湖湘学派

赵宋王朝建立以来,由于重文抑武,提倡皓首穷经,统治者贪图丝竹之乐,歌舞升平,以致纵欲败政;读书人生活面狭窄,不谙世情,多“书卷方巾气”。两宋文化早已丧失了汉、唐文化那种阔大、开朗、奋发的气慨,转而为重内心的省视、调息、玄虚之自适。官场和世风的“骄奢淫逸”、腐朽浮靡,终于导致徽、钦二帝北掳的“靖康之耻”。在国家民族危亡之秋,针对当时的仕风、士习,胡安国、胡宏、张木式等在湘潭碧泉书院创建了湖湘学派。湖湘学派与湖湘民性结合,形成了安邦治国、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致用,修养身性、勇于任事,坚韧强悍、吃苦耐劳的湖湘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靖康之耻与湖湘学派

赵宋王朝建立以来,由于重文抑武,提倡皓首穷经,统治者贪图丝竹之乐,歌舞升平,以致纵欲败政;读书人生活面狭窄,不谙世情,多"书卷方巾气".两宋文化早已丧失了汉、唐文化那种阔大、开朗、奋发的气慨,转而为重内心的省视、调息、玄虚之自适.官场和世风的"骄奢淫逸"、腐朽浮靡,终于导致徽、钦二帝北掳的"靖康之耻".在国家民族危亡之秋,针对当时的仕风、士习,胡安国、胡宏、张栻等在湘潭碧泉书院创建了湖湘学派.湖湘学派与湖湘民性结合,形成了安邦治国、以天下为已任,经世致用,修养身性、勇于任事,坚韧强悍、吃苦耐劳的湖湘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代落第士人心态探微

唐代科举取士的制度设计产生了大量的落第士人.落第的结局,犹如多棱镜,在这类日益庞大的士人群体中折射出多层心态,积极进取之意、感慨悲伤之情、失意怀羞之心、失望归隐之思等杂陈于内.关注落第士人的心态,可以审析唐代下层士子特有的文化心理,了解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之一角.     

动乱、官府与地方社会--读《新开潞安府治记碑》

作者利用在山西省长治县上党门发现的嘉靖十二年的<新开潞安府治记碑>,结合其它文献,讨论了嘉靖初年当地发生的青羊山之乱,以及动乱之后重建地方社会的过程.作者认为,在有关地方历史的解释中,青羊山之乱已经具有某种"根基故事"的作用.而潞安建府是官僚系统在礼仪上加强代表性的后果,也是藩府过渡到地方政府制度的过程.理学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靖康之难的成因是什么？──从南渡时人的认识说起

宋室南渡,时人并未归咎于士大夫沉溺山水。他们认为,靖康之难的因由,“内忧”远大于“外患”,即朝廷腐败的“远因”远大于外族南进的“近因”,并且认为,北宋乱事“本于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胜”。这都有别于宋亡以后把靖康之祸归咎于天子沉溺娱乐、政策失误的论调。     

高启心态探微

有明代第一诗人之称的高启,在元末明初的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青丘江畔。强烈的个性促使诗人采取避世态度,沉浸在诗歌艺术的创作中来摆脱外在世界的影响,在表面上具有隐士的姿态。但我们却发现,高启的心态具有与以往的隐士不同的特征。本文将揭示高启这种复杂的心态表征并探讨其内在的根源。     

陈与义诗歌分期新探

在文学史研究中,陈与义诗歌分期常以靖康事变陈氏南渡为界分为两个时期.但通过对陈与义靖康以后诗歌的仔细审读,我们不难发现他在南奔逃亡时期的诗歌和他在作迭官时期的诗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存在着较大的不同,诗歌的题材内容与风格特色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应将陈与义南渡时期的诗歌视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以区别于他三十七岁以前的"少作"与晚年诗歌创作的"式微".     

“乱七八糟”的由来

“乱七八糟”是人们用来形容杂乱无章，一片混乱的一个词语。追究这个词语的来历，与历史上的两次叛乱相联系：一次是西汉时的“七国之乱”，一次是西晋时的“八王之乱”。     

孔子的入世精神与中国文人的忧患心态

本文对陶渊明、王维、陆游、司空图等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历程、创作及其复杂矛盾的思想轨迹进行了探讨分析，重点剖析他们的退隐问题，从而指出尽管各个文人经历不同，具体的思想矛盾也各有特点，或偏嗜老庄，或出入禅林，但从整体上看，孔子的积极入世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忧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则是包括上述文人在内的中国世世代代文人灵魂的核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学的民族特征。     

灶户家族与明清盐场的运作——广东靖康盐场凤冈陈氏的个案研究

以往的制度史研究往往强调王朝国家在制度创建和运行过程中的重要性,强调自上而下的贯彻过程.以明清地域变迁为背景,通过对广东靖康盐场灶户家族凤冈陈氏的考察,自下而上地展示盐场灶户群体为争取家族利益最大化而与王朝国家进行博弈的动态场景.凤冈陈氏的个案研究立足于区域史脉络,重新审视制度变迁,表明盐场制度的建立和运作过程交织着制度改革与家族利益的互动,灶户家族影响盐场运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努力维系盐场和国家间的一种平衡关系,并在其中寻求自身的利益庇护.     

陈与义诗词互动之考察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的杰出诗人。他的诗、词创作在当时都有名气。他的诗、词创作既都具有多元化风格的一面,又有诗多纪实词多言情不同的一面。陈与义诗词互动首先体现在简斋词题材立意的诗化和创作技巧的诗化,这些是诗歌对词的影响和渗透;其次体现在简斋词对简斋诗流丽特点的影响以及简斋诗句化用词句等方面,这些是词对诗歌的影响和渗透。     

西汉梁国与七国之乱的平定

公元前154年,因汉景帝实行削藩,导致七国反叛。梁作为藩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乃汉之东部屏障。加之梁孝王刘武忠于中央政府,足智多谋,广济贤才能将,力抵叛军,终使吴楚叛军不能越梁而西进,保证了汉军在战略全局上的主动,从而最终赢得七国之乱的平定。     

朱熹仕隐心态探微

朱熹生七十一年,五十年间历事四朝,有着坎坷曲折的入仕经历.又因其思想构成复杂,儒、佛、老皆有所影响,且受其公体正用,体用如一公正思想的影响,朱熹仕隐心态也较时人有所不同:在达与穷之变中追求公与正的实现,既有兼济天下的抱负,又有独善其身的修养;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坚持公心正理的原则,而儒者情怀与佛老思想的出入亦深深影响其仕隐观念;在进与退的经历中,逐渐构建起其进尽人臣之责、退求一心之安的仕隐心态.     

先秦音乐教育价值观取向探微

先秦音乐教育价值观取向,基本是一脉相承,音乐教育价值观取向在社会需求和个人成长两方面共生,音乐教育在整个社会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从教育本体价值看,符合了个人和社会共同和谐发展的方向,使音乐教育总体上呈现良性的发展。但也不可否认,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音乐教育价值观偏重于追求伦理道德的社会价值取向,使音乐教育逐渐成为礼的附庸,成为后世封建朝代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     

浅论陈与义诗论的突破性与开拓性

陈与义作为北宋末期十分重要的诗人,由于没有专门的诗学著作,亦无专门论诗的文章传世,因此其诗论不为历来研究者所重视。然而,从陈与义的诗作中,可以发现他认为诗人应重视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体验,这与他的前辈黄庭坚等人重视作者内部的学养与技巧的论诗旨趣很不相同,而与推动宋代诗风转变的杨万里、陆游等中兴诗人的诗论却十分相似,可以说具有一定的突破性与前瞻性。     

陈与义与南宋初期的相党之争

北宋王朝的灭亡并没有使得党争随之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继续影响着南宋小朝廷的政局.陈与义在绍兴初年出任参知政事,经历了赵鼎相党与张浚相党之间的争斗.在党争中显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他虽然属于张浚一派,政治上他倾向于张浚之主战,但在学术上他却是主赵鼎所支持的“元祐学术”.这是现实斗争的需要所采取的一些策略或措施.党争的痕迹投射到他的诗词创作上就是创作数量锐减,内容上出了更多禅宗随缘任运的东西.     

王阳明与冀元亨

介绍了王阳明与冀元亨结识的情况,并从思想史角度考察了王阳明、冀元亨和朱宸濠之间的交往,突出研讨了王阳明历史研究方面问题的重要性。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1)冀元亨是最早将阳明心学运用到科举考试之中;(2)冀元亨实践了阳明良知之学;(3)阳明心学源于政治上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