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白话文运动后的文人话语

＂五四＂白话文运动后,旧的文学系统解体导致文人话语选择了三个发展方向：文人话语的转换、文人话语的自我颠覆和文人话语的复归。三种选择的互动作用促进了文人话语的变革和新文学的发展。文人是汉语言文化＂踪迹＂的发现者、传承者、创造者,是纯净汉语言话语表达的自觉守护者。     

诸葛亮形象新论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画廊里的＂贤相＂形象。作者虽然极力讴歌他的＂忠＂和＂智＂,但仍然表现了他在用人上的诸多失误。如对关羽的放纵,造成华容道曹操脱逃和荆州失守;对李严的姑息导致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对魏延的诬害使得内部矛盾激化。分析诸葛亮用人失误的原因,恰是他尽＂忠＂恃＂智＂的结果。再探究形成诸葛亮＂忠＂、＂智＂性格特征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悲剧性的社会角色使然。中国封建社会的从政文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能依附统治者,将自身价值的实现寄托于明君的知遇。于是,既要依附于人,又想被他人依附的尴尬心态,既要受制于人,又想制服他人的双重人格,就构成了从政文人共有的扭曲心理。诸葛亮的用人失误,正是这种扭曲心理所造成的行为偏失。在他身上,不仅熔铸了历代封建文人的思想感情,反映了他们的追求和抱负,而且还深入挖掘了从政文人内心的痛苦和无奈,真实再现了他们的尴尬心态和双重人格。《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的典型形象。     

中国古代悲感文化略论

中国古代不少杰出文人认为悲感是文学魅力的最高境界。《周易》、《诗经》和《楚辞》是古代悲感文化的三大主源。空间悲感、时间悲感和生命悲感则是古代悲感文化的三大类型。＂登高＂和＂望月＂构成了空间悲感的重要主题;＂春恨＂、＂秋悲＂、＂暮愁＂和＂夜怨＂构成了时间悲感的重要主题;＂悼亡＂、＂忧生＂、＂嗟贫＂、＂黍离＂、＂迟暮＂构成了生命悲感的重要主题。     

湖湘文化与古华的小说创作

湖湘文化是在湖南境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对湖南文人的审美视野和创作品格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湖南文人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心理定势。在新时期的作家当中,古华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是比较鲜明的,体现在独具特色的湖湘风情描绘和唯情尚情的人物塑造以及＂忧时感世＂的创作情怀等方面。     

“剑”“书”合一: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新论

从越地"剑文化"衍生出的反抗复仇的独异精神与越地"书文化"衍生出的个性觉醒意识构成了现代鲁迅生成的内源性因素。在青少年时期,特别是在家道中落后的现实境遇中,鲁迅很易于接受越文化中代表反抗和复仇精神的"剑文化"的影响;而当他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后,便又唤起了他对越文化中代表人之觉醒的"书文化"的自觉发掘。在有意识地从越地"剑文化"向"书文化"开掘的转变过程中,鲁迅逐渐形成了内"剑"外"书"的精神结构,而这不仅决定了他兼具"战士品质"和"文人情怀"的两面性,也使得他在创作中表现出亦"剑"亦"书"的文学风格。     

“三言”女性群像中的雅俗共赏趋向

＂三言＂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市井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趋向。在文人参与到小说创作中之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明显地具有了文人的叙事意向和审美趣味;但是多变的人物命运,曲折的故事情节又是＂三言＂中的女性形象深受市井文化影响的具体表现;大团圆的结局既迎合了市民的审美趣味,又张扬了惩恶扬善的思想观念。     

宋人富贵诗论的转变

宋代诗词,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都表现出对＂富贵气＂的崇尚。随着宋代风尚和文化氛围的变化,文人对于＂富贵气＂的评论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从北宋初晏殊＂富贵气象＂的闲雅风致,到北宋后期陈师道＂看人富贵＂的直面现实,再到南宋葛立方＂追记富贵＂的萧瑟怀旧,折射出宋代文化品质由享乐到求实、文人文化心理由享受富贵到怀念富贵的变化。     

论汪曾祺小说“性描写”的文化倾向

汪曾祺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但他又是＂五四＂精神哺育的一代知识分子,从他的作品——尤其是涉及性爱描写的作品看,中西文化很自然地融为一体,有时甚至是非常矛盾地杂糅在一起：作者的描写方法是中国式的、传统的,而人物的性观念（也是作者的观念）则是西方式的、反传统的。文章探讨了其背后传递出的文化信息。     

说“雅正”──中国古代语文规范理论初探

中国古代语文规范的准则是＂雅正＂。它起源于古代文人的语文神圣观念和严肃的写作态度。在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上古中国推助了语文统一和政治统一，在中古时期抵制了绮靡骈骊的不正文风，并在＂通变＂中容纳了一定程度的语文变化，使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典籍保持了相对一致的语文形式，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形成了合乎国情的规范工作模式＂匡谬正俗＂。但这一规范准则的复古仿古倾向又不幸导致了规范观念和语文生活的僵化。     

比较电影学视野下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传播——以中国与日本电影比较为例

中、日电影同处东方文化语境,有着相似的民族化立场,但起源与发展路径存在重要差异。中国电影发展的独特性在于＂文人深度参与＂。鸳鸯蝴蝶派文人通过观影、评影、编剧等行为把文艺传统融入中国电影事业,既对中国早期电影叙事实行本土特色的现代改造,又对西方电影理论进入起到屏蔽作用,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影戏＂理论。鸳鸯蝴蝶派文人还在中日电影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扩大了中国电影在亚洲电影圈的影响,也使得中国早期电影确立了珍贵的世界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