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成与朱熹慎独工夫的路径及分歧

慎独作为儒家重要的修养工夫,宋代理学和心学对其各有阐发。朱熹将《中庸》中的慎独和戒惧解读为两种工夫,慎独是已发之后为善去恶的工夫,戒惧是心存敬畏、主敬存养的工夫;张九成认为慎独与戒惧相同,都是对天理本心的体认,是一种直取本体的工夫路径。二人慎独思想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理学和心学对本体理解不同。朱熹之"性即理",是寂然不动的形而上本体;张九成之"心即理",是贯穿形上形下、已发未发的本体。因而朱熹的工夫论中必须要有心的思维作用,为学与主敬并重;张九成的工夫论中心即本体即工夫,以心识心。朱熹与张九成慎独思想的差异,正是心学与理学工夫论的根本分歧。     

张栻早期工夫论考

张的工夫论在早期继承并消化了胡宏因利欲间发现良心苗裔然后操存涵养,进而提出察识端倪说之思想;这是其早期工夫论的重要内容和特色。但是,学术界往往将张与朱熹的思想“等量齐观,”从而认为张的思想与朱熹的思想并无二致,或差别不大;本文旨在考察张早期工夫论思想,并进而探讨张与朱熹的思想交涉,以及在这场交涉中张思想的价值及其意义。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

朱熹《大学章句》的特点是:以明德—气禀—复其明德为基本结构,以明德为心的本然之体,从而赋予《大学》一种心性论的诠释。这种高度心性化的经典诠释为道学的发展提供了经典理解的依据。而在朱子的《大学》解释的功夫论中,一方面,格物和诚意居于核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为学次序的关注成为朱子基本的问题意识。简言之,人的为学,必须遵照《大学》以格物为起点的顺序,一切功夫以存天理、去私欲的道德修养为中心。     

阳明心学的工夫论分析

学术界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一般以本体、境界、工夫为理论重心。在儒学德性修养理论体系之中,本体、境界与工夫之间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在阳明心学中存在着两种工夫理论,它们体现着阳明心学德性修养论的基本特点。通过对这两种工夫论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阐解本体、境界、工夫三者之间的深层联系。     

敬义夹持视域下的程颐哲学工夫论

孔子主张"求仁",是要向外发用,孟子主张"义内",是说行"义"的根据为人性所本有,而到程颐合内外始提出"敬义夹持",程颐以"敬"与"义"二元对立一元为主之二分结构,统领其工夫论,形成以"敬义夹持"为核心之心性工夫论,追本溯源探究程颐的"敬义夹持"思想是廓清和理顺程颐哲学工夫论,从而为研究"敬义夹持"思想之集大成者朱子乃至儒家心性工夫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未发立体：冯从吾工夫论探析

本体与工夫的合一，是冯从吾哲学思想的中心内容，也是其工夫论的起点。对此，冯从吾以理学传统的体用不二方法。将本体与工夫统一起来，使工夫成为本体之用。同时为了保证本体的具体落实，真正做到承体起用、由用见体，冯从吾强调工夫应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开展：一方面是要在心体、未发处做工夫，具体表现为静中体验未发气象，这是工夫的主轴，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则要在意念发动处做慎独与诚意的工夫。     

略论王阳明的道德本体论和工夫论

王阳明“良知”道德本体论和“致良知”工夫论主要来源于孟子和陆九渊的道德思想。王阳明对孟子、陆九渊的道德思想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进行了许多新的创造和发挥,从而将儒家的心性道德本体论和道德功夫论推向新的高峰。王阳明的道德修养工夫论是由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决定的,也是其道德理论的宗旨和核心内容。王阳明和朱熹的道德本体都共同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因素,不同的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王阳明的格物论及其与朱子的区别——兼谈陆王工夫论的差异

朱子直接根据《大学》的文本主张“致知在格物”,阳明则基于孟子有关本心的思想重新诠释《大学》,主张致知以格物。在朱子处,格物属于知而不是行,是本心之知主导意识的前提。阳明所说格物则以本心之知为前提,是对本心之知的落实,已不仅是知而且是行。从工夫阶次的角度来看,格物在阳明这里主要有两种含义,即为善去恶与勉然去欲。含义一通贯勉然与自然两层工夫,含义二则主要指第一层的工夫。与阳明不同,象山否定勉然的积极作用,主张工夫直接从自然入手,阳明批评其扩大了自然做工夫的适用范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后学中包括王龙溪、王塘南等在内的不少人并非接近于阳明反而接近于象山。     

朱熹"致知"须假"格物"原因探析

在朱熹看来,理先天地内存于人心中,格物的过程是分清是非,再次确认的过程;是在与其他思想的比较对照中,愈发排除干扰坚定信念的过程;是更加自觉体认有关原则,身体力行的过程.简言之,就是人们从道德修养的工夫论角度对儒家学说的初步认识、廓清坚定进而自觉践行的过程.因此,朱熹认为"致知"须假"格物"的原因可归结为:去除遮蔽、明辨是非的需要;反对佛老、坚定信念的需要;反对空谈、亲身践行的需要.     

论朱陆“无极”之辩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道学。道学原本儒学,尊崇孔孟,但它在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以“天理”为本体的哲学体系,却是原始儒学(传统儒学)所没有的。道学至南宋经朱熹充实光大,是为理学。理学与北宋道学亦有不同。其特点之一,便是吸收了北宋周敦颐的太极阴阳五行这一套宇宙生成论。其中“太极”被朱熹解释为     

即本体即工夫:张九成对《中庸》的解读——兼与郑熊先生商榷

张九成对心本论的建构并非始自《中庸说》,《中庸说》以戒慎恐惧,涵养未发的工夫论贯穿始终,这一工夫论恰是他心本论的具体落实。他的慎独、涵养未发的观点是对二程主敬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因为在解经方法和立言宗旨上的不同,《中庸说》遭到朱熹的诟病,冠之以阳儒阴释。这恰恰反映了张九成的心学宗旨。     

熊十力修养工夫论探析

由于熊十力的修养工夫论源自于其本体论思想,而其本体论思想认为本体与心性是不即不离的,因而其修养工夫论便主要呈现为对于本心的认知与保任。具体而言,则主要包括自识本心、保任本心、断染起净、格物致知四个方面。所以,本文即立足于阐述其修养工夫内容与表现的基础之上,对其思想理路与特色进行相应的探析。     

去知识以成德性——王阳明的格物说

格物说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宋明理学中聚讼不已的一个问题.王阳明的格物说主要针对了明代流行的朱熹格物说.在对格物的理解上,王阳明纠正了朱熹之穷理的知性偏向,将格物诠解为三层意含"意"(德性)的落实,即所谓"良知"的外推;"去其不正以为正"的工夫;"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王阳明的这种诠释,祛除了朱熹格物说的知识倾向,将格物说最终落实在道德践履上,重新确立了在格物问题上的儒家德性主义立场.     

论庄子工夫论的现象学意蕴

现象学精神的精髓是"面向实事本身",庄子工夫论所体现的精神与现象学的精神有深刻的契合之处。胡塞尔现象学理论集中体现为现象学精神的"现象学还原"、"现象学直观"与"意向性"理论,有利于揭示庄子工夫论的现象学意蕴。     

朱熹、王阳明对《大学》诠释之比较

在宋明理学中,《大学》受到推崇,许多理学家都对之作诠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朱熹和王阳明。对于《大学》的"三纲领",朱熹以明德为本,新民为末,明明德之后"推己及人","止于至善"是"事物当然之极"。他认为,"明明德"与"亲民"是有先后的两件事情,是有先有后的不同修养功夫。王阳明则认为,"明明德"和"亲民"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明明德"就是恢复人所有的仁心,"亲民"即把此仁心施之于百姓和万物,而"止于至善"是明德、亲民的"极则"。对于《大学》中的"格物"与"诚意"的先后问题,朱熹认为,先"穷理"而后"意诚"。王阳明则认为,应以"诚意"为先,"格物"只是"诚意"的工夫。他们对《大学》的理解,存在着内在关系之不同,各自对《大学》作的诠释,都不乏创新之处。应该说,王学是在朱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扬弃,对朱学保持其相对的优越性。     

“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论王阳明“致良知”德性思想普世化之追求

明中叶,中国封建社会面临着种种危机."朝无能臣、国无治吏、士风衰落、生民苦困荼毒",程朱理学"空疏无用".人们的思想道德层面出现了普遍的道德信仰危机.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此说体现了王阳明对人的普世德性的关切和期盼,对普世怀仁和乐境界的追求."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等互相贯一的实践工夫论,为"伪圣"成德、凡人"成圣"提供了可行路径,并在举德政、社会教育和儿童教育等道德实践领域努力追求实现这一德性思想.     

朱熹宋代新杂家论

朱熹之学应该概括为“宋代新杂家”,而不能概之以“新儒家”、“理学”。朱熹学说有着超越先秦时代杂家的内涵与特性,同时也有别于宋明时代一般意义上的“道学”,不同于明清时期学者所谓杂家。确定朱熹新杂家学派的属性,可以深刻体会朱熹思想的融合性,准确把握朱熹思想的先进性,全面理解朱熹思想的实用性,而看到一个真正的理学集大成者、时代文化创新者、内圣外王实践者。     

论马一浮对程朱陆王心性论的整合

在六艺圆融论的观照下,马一浮会通陆九渊王阳明的心本论、程颐朱熹的"性即理"和朱熹的"心统性情"说,统摄了程颐朱熹的涵养用敬、读书穷理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反求诸己、知行合一等工夫,他的心性论即是他整合程朱陆王之本体工夫论的产物。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