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霸业探因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晋国霸业历时长而影响大。整体看来,晋人争霸占得四个优势。晋人源出姬周,在与异族争霸的时候容易得到同姓支持;晋国地势险要,处于中原,有着地利优势;晋人重视军功,士风忠烈,军锋锐利;竞争对手齐楚多公族之祸,内患频仍,晋国公族为患相对较少,国内更为安宁。     

晋国人口知多少?

目前学界关于春秋时期晋国人口总量问题的研究尚是一段空白。运用人口理论的基本原理,借鉴人口史研究的先进方法,对原始的历史资料进行新的评估,可以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晋国人口总量在文公时约在196万左右,在平公时约在288万左右,在后期当在400万以上;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春秋时代晋国行人辞令的独特性

春秋时期,周王式微,大国争霸,小国图存,在这种形势下,各个政治主体的政治目的不尽相同。不同外交主体,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其外交政策各有特点,相应的外交辞令也反映出各自不同的风格、内容与技巧。晋国作为春秋历史上称霸时间最长的诸侯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晋国行人辞令有其独特性,周王室、大国、对小国等不同客体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究根结底是各种各样的霸气体现。     

西晋国子学建立原因初探

西晋国子学建立之初,并不是专门为士族子弟考虑的,而是司马氏为整顿东汉以来太学的浮华学风,避免太学滑出皇权控制的轨道而采取的一大措施,但随着士族势力的发展和士族制的建立,国子学才终于演变成士族阶级的特权学校。     

人能弘法，非法弘人——晋国铸刑鼎反思

公元前513年,晋国铸成刑鼎,将宪法成文化,孔子对此作了严厉批评。孔子谈到了晋国历史上的四种法：唐叔之法、文公之法、范宣子之刑和铸刑鼎。前三种法为不成文法,最后一种法为成文法。从唐叔之法走向范宣子刑书,晋国从内容上抛弃了传统的礼法,走上了刑法治国的道路;而从范宣子刑书到铸刑鼎,晋国则进一步从形式上抛弃了传统的不成文法,开启了成文宪法治国之路。梳理这一不成文法向成文法转变的过程,分别其间的得失,是实现今日良好法治的必修课题。     

晋公室族属、世系暨作家群体事略考——春秋时期晋国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研究之一

晋公室为帝喾高辛氏元妃姜嫄子后稷弃之裔,始封君为文王昌之孙、武王发庶子唐叔虞,春秋时期世系为:穆侯→文侯仇、公子成师,文侯仇→昭侯伯→孝侯平→鄂侯郄→哀侯光、晋侯缗(无后)→小子侯(先晋自此绝),公子成师→庄伯、韩万(后别为韩氏)→武公称→献公诡诸→太子申生(无后)、文公重耳、惠公夷吾、公子奚齐(无后)、卓子(无后),文公重耳→襄公讙、成公黑臀、公子雍(无后)、公子乐(无后)、公子儵(无后)、公子刘(无后),惠公夷吾→怀公圉(无后),襄公讙→灵公夷皋(无后)、公子捷→公孙谈→悼公周、扬干(无后)→平公彪、公子慭(奔卫,无后)→昭公夷→顷公去疾→定公午→出公凿,成公黑臀→景公獳→厉公州蒲(无后)。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献公诡诸、太子申生、文公重耳、襄公讙、厉公州蒲、悼公周、平公彪、昭公夷、顷公去疾、定公午,献、文、襄、厉、悼、平、昭、顷、定九君可称之为晋诸公作家群体,太子申生属晋公族作家群体。     

考证索隐 探骊得珠——评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

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一书可谓是近年来研究春秋宗族史、政治史的力作,该书是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国红女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晋卿赵氏研究》的基础上扩充、润色而成,它的出版丰富了春秋政治、宗族史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考证索隐探骊得珠——评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

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一书可谓是近年来研究春秋宗族史、政治史的力作,该书是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国红女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晋卿赵氏研究>的基础上扩充、润色而成,它的出版丰富了春秋政治、宗族史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重视对晋国历史及晋国文化的研究

从本期开始,我们新辟“晋国史研究”专栏.举凡有关先晋史事,晋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史学研究成果.晋国史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及其对后世影响.有关晋国史材料收集、整理、考证等内容,均可涉笔,欢迎广大作者踊跃赐稿.     

晋国公族与公室关系的变异

献公以后的晋国公族都是出自献公以上历代国君的后裔。由于他们与晋君的血缘关系早已疏远,因而在与公室的关系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他们被分封的主要依据已不是宗法血缘关系,而是同异姓贵族一样,依靠的是自己的才能和功绩。其次,他们被封爵赐邑后,就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取向。宗法关系已不再是联结公族与公室的坚固纽带。这些变异,使得晋国社会在春秋大变革的浪潮中,呈现出整体的革命性。     

齐与晋秦法家思想之差异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派别,他们均重视法治。但由于所处地域的历史及文化传统不同,故其法治思想的内容也不一样。若进行划分,可分为以管仲为代表的齐国法家和商鞅、韩非为代表的秦晋法家。研究二者的不同,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先秦法家的全貌。     

金代藏书家叙论

金统治者重视搜集典藏图书,弘扬文治,努力程度不逊于以往中原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金朝在官府、学校、寺观之外出现很多藏书家.上自贵族,下至学者、平民,藏书风气很浓,藏书风气又反过来促进了金代文化教育及出版业的发展.很多文学家族通过收藏图书使文化在子孙辈得以延续和传承,特别是河东南路平阳府,成为北方刻书中心.图书出版的兴盛与藏书风气相辅相成.金代藏书家对保存、继承、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碰撞、交流、融合--论战争媒介与辽金宋的文学交流

辽金文学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在与两宋文学为代表的汉族主流文学的碰撞、交流之中发展起来的。辽金文学的特殊性不仅是语言的差别,而在于其民族文化融合方式,不妨看做是汉语文学的重要支流。民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严重的灾难,但客观上也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     

商代对晋南地区的经营

晋南地区是商朝极力经营的重点区域之一。早商时期对晋南地区的军事防御是早商时期经营有夏之居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资料表明,由于商朝国力的衰落和晋南地区土著势力的强大,中商时期,商朝一度放松了对河东、晋南大片地区的控制,而重点加强了对晋东南地区的经营。晚商时期,商朝军事力量在晋南地区进进出出,从侧面反映出商朝实力的消长和晋南地区颇为复杂的民族关系。商朝对晋南地区的持续政治、军事经营客观上促进了山西境内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为周朝建立前夕,文王之世在晋南地区的开拓奠定了基础,并对晋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东晋僧徒的山水诗与谢灵运

谢灵运与东晋僧徒山水诗歌的关系,前此学界极少论及.本文详细考察了东晋僧徒山水诗歌的创作情形,证明灵运之前的东晋僧徒不仅有着浓厚的山林好尚,而且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风格独具的山水诗.作为虔诚的佛教信徒,灵运的山水好尚及其创作的大量优秀的、清新静穆的山水佳作,多方面地受到东晋僧徒山水诗歌的影响.这再一次昭示文学史上凡有建树的作家,都不可能凭空产生,作为我国山水诗歌的开山,谢灵运当然也不会例外.     

西晋士风与"缘情"说的盛行

西晋时期,由于儒学礼教的衰微和玄学的兴起,社会上形成了"重情轻礼"和"以情为美"、"以悲情为美"的士人风气.在这种士风的笼罩和推动之下,文学理论领域著名的"缘情"说盛行一时,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金诗中的佛禅意蕴

作为佛家修证、觉悟门径的禅定和体现禅宗理论、实践的禅法对金诗创作产生了显著影响。金诗中的佛禅意蕴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用诗作体悟、宣达对佛禅思想的理解,反映了当时儒者、士大夫把握佛禅哲学意识的水平;援借、化用来自佛禅典籍的事、语,丰富了作品的底蕴,深化了对玄道妙谛的感悟;通过对禅修生活、环境和高僧禅师形象以及相关的山水物态的摹写刻画,传递出主体从方外人生中获得与佛禅相投契的乐趣,展示了文人精神生活的一个特定的侧面。     

东晋玄言诗的艺术价值

魏晋玄言清谈具有一种艺术意味和艺术精神。玄言诗产生于清谈的文化背景中,以玄言的方式表现出诗人们的现实感受与高情远致;玄言诗中频繁使用的玄学概念,也同样洋溢着充沛的艺术精神。玄言诗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金朝与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关系

金朝与蒙古草原游牧部落的羁縻关系始于金太宗天会三年,其后逐步建构发展起北方游牧部落朝贡关系,直到金卫绍王大安三年蒙金全面开战为止,大约存续了80多年。金朝采用剿抚结合的手段经营对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统辖关系,以北部缘边东北、西北、西南三路招讨司为主,管理游牧部落的朝贡活动,设立榷场进行互市,对蒙古、阻等部落酋长实行册封、宴赐制度,但不允许朝贡成员入内地朝贡,通常在界壕贡场对朝贡者进行回赐。金朝多次出大军镇压草原游牧部落的反叛者,表现出具有强力色彩的羁縻关系。随着北方游牧部落日益强大,金朝直辖区与草原游牧部落朝贡区的分界线界壕一再向南内缩。成吉思汗对金开战,结束了北方游牧部落与金朝的羁縻朝贡关系。     

论晋韵与宋意

晋入论书重"意",后世论者却称之为"尚韵";宋人论书重"韵",而后世读者却认为"尚意".这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至今仍是书法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书法界对这两个命题的研究集中在晋韵或宋意的个体方面,尤其重视这两个时代书家的个案研究;关于这两个命题的生成原因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没有引起关注和重视.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晋韵与宋意的由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