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法，非法弘人——晋国铸刑鼎反思

公元前513年,晋国铸成刑鼎,将宪法成文化,孔子对此作了严厉批评。孔子谈到了晋国历史上的四种法：唐叔之法、文公之法、范宣子之刑和铸刑鼎。前三种法为不成文法,最后一种法为成文法。从唐叔之法走向范宣子刑书,晋国从内容上抛弃了传统的礼法,走上了刑法治国的道路;而从范宣子刑书到铸刑鼎,晋国则进一步从形式上抛弃了传统的不成文法,开启了成文宪法治国之路。梳理这一不成文法向成文法转变的过程,分别其间的得失,是实现今日良好法治的必修课题。     

晋国灭国略考

晋国始自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只是一般诸侯的小封国,地域一同,与其它诸侯小国并无大异.但经过春秋前半期兼并,到春秋中后期却发展成为中原大国,占有了山西全省并跨河南.河北的中原地区,称霸中原诸侯近一个世纪,即所谓文公称霸,景公继霸,悼公复霸是也.这是晋国的一个不断强盛发展的过程。本文仅从晋吞灭诸侯小国这个侧面,探讨一下晋地域的不断扩大的情况.     

论晋伐中山与文公复立

春秋末期,中山之地在亡于楚国后不久,又遭到了晋人的攻伐。对此,《竹书纪年》记之为:“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荀瑶(又称知瑶、智瑶或智伯)为何要伐中山?中山在晋国知氏、赵氏、魏氏之争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它与中山文公的出现又有什么内在联系?这些问题至今未见有学者论及,笔者试撰文析之,愿成为引玉之砖。     

晋国人口知多少?

目前学界关于春秋时期晋国人口总量问题的研究尚是一段空白。运用人口理论的基本原理,借鉴人口史研究的先进方法,对原始的历史资料进行新的评估,可以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晋国人口总量在文公时约在196万左右,在平公时约在288万左右,在后期当在400万以上;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左传》文公十六年伐楚之戎地望辨析

《左传》文公十六年伐楚的戎人,长期以来,被认为在楚国西部.据《左传》记载:"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杜注:"戎,山夷也.大林、阳丘、訾枝,皆楚邑."对于这支戎人的所在,未曾言及.到了孔颖达作疏,事情似乎有所明朗.他说:"四夷之名,随方定称,则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当处立名,则各从方号.……故楚西亦有戎.戎是山间之民,夷为四方总号,故云山夷也."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戎在楚西的最早陈述.     

戎夏一源说续论

文献和考古学材料表明,顾颉刚先生早年提出的戎夏一源说,颇为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古音戎、庸、崇、嵩、崧为地名、人名,在口语中尚能保持较原始的读音,古代戎之读音与崇为近,因此戎族的名称,即当出于崇或庸,庸之本义为垣墉,为城垣,戎族之‘戎’,也当与崇或庸有关,因此,鲧、禹作城的传说基本可以断定夏族也是戎族,之后在夏族的分化迁徙中,夏戎开始分离,戎、夏语义由相一到分离与夏族移徙和戎族分化的背景有关。     

晋文公“请隧”辨正

春秋中期,晋文公趁周室内乱,定襄王于郏,于是“请隧”,楚庄王借征伐浑戎,过周都之洛,从而“问鼎”,同被视为王权衰落的标志,向为史家所重视。但是,晋文公“请隧”一事,史书记载语焉不详,诸家作注所据各异。贾谊认为是请葬礼之隧道,韦昭认为是请乡遂之六遂。汉魏至今,尚无定论。因此,深入探求,寻其真象,对古史、特别是晋国史的研究,应有一定的意义。     

19世吴王寿梦时期的吴、晋国家关系——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及文化互动论述之二

19世吴王寿梦接位时,吴国为楚国属国。其后,晋国推行＂联吴制楚＂战略,成功瓦解了吴、楚联盟,吴始伐楚。在其时晋、楚争霸的战略态势中,晋国为巩固所获取的战略利益,紧紧地拉住吴国。为此,晋国多次主持盟会,邀请吴国参加,同时让晋国集团内的其他诸国＂会吴＂。吴国在这一时期,对晋国集团组织的盟会等事务,却显得冷淡与消极。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文化因素。     

居功贪赏者鉴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公子重耳),在其作国君之前,曾因晋国騼姬之难而出亡他国,过了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活。由于随从人员的辅佐,并得秦穆之援,终于归国为君。出亡期间,虽也有暂享安逸之时,但却也“险阻难艰,备尝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深知自己的国君之位来之不易,故卽位不久,卽重赏那些跟随自己过流亡生活并为自己的事业出谋尽力之人。介之推是晋文公的一位从亡者,当年在困乏冻馁之时,曾“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庄子·盗跖》)对文公可谓忠矣,功劳可谓大矣。可是,当晋文公赏从亡者的时候,赏不及介之推,而介之推本人也不居功索求。介之推认为,晋文公所以能够归国为君,并不只是几个从亡者之功。有些人因从亡并为晋文公取得国君地位出过力,就自居功臣,贪求高官厚禄的封赏,那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的罪人,耻于与之共事。于是,退隐绵上,不仕而死。(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试论李鸿章的“和戎”与“海防”路线

李氏“和戎”之义是恪守“万国公法”，保持大清国残局；“海防”之义是师夷长技与之抗衡。李氏的“海防和戎”路线，没有给中国打下“求富求强”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却产生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之中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