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利行使中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

研究法律关系,分析方法的作用不容忽视.请求权基础理论是一套实践性很强的理论,通过对请求权基础的寻找来解决当事人的诉求,实质上就是通过动态权利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分析,其中亦涉及请求权以外的权利形成的法律关系.与此不同,霍菲尔德权利分析理论以概念之间的相关关系与矛盾关系为核心,以主体之间法律上利益与法律上负担的关系为视角,依此逻辑基础对法律关系进行分析有着独特的方法论意义.请求权基础理论与霍菲尔德权利分析理论在分析民事法律关系时,虽然对概念内涵的界定基本一致,但两者的研究视角迥然不同.运用霍菲尔德权利分析理论对主体之间关系进行解析.有利于探寻引起法律关系变化的真正逻辑根源,有利于透析法律关系中动态权利的行使样态.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从斯宾诺莎、边沁到霍菲尔德

在西方思想史中,对于权利和权力关系进行一般性讨论的思想家主要是斯宾诺莎、边沁和霍菲尔德。斯宾诺莎以自然状态作为两者关系的前提,而边沁、霍菲尔德则以法律状态为作为两者关系的前提。在不同前提下,有关两者关系的观点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目前仍存在于社会哲学、法哲学和政治学当中。与此同时,在道德状态下,两者关系如何却很少被讨论到。在研究两者关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律状态的过程中,道德状态环节发生了缺失。     

司法审判中的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探微

为维护法律的权威 ,保障人们的合理预期 ,必须关注法律与社会秩序、法律的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历史、社会习俗和时代精神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 ,必须强调司法审判中法律的稳定性、法律的社会性、法律的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等 ,用形式推理和实质推理共同完成司法审判的论证任务 ,有助于获得公正的司法审判     

盗窃罪立法修正之证成及其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在盗窃罪既有罪状表述的基础上增加“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三种行为方式,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这种修正也带来了盗窃罪司法认定中一些新的问题.在“入户盗窃”的认定上,应同时具备“入户”目的的非法性和盗窃行为发生于“户”内;“携带凶器盗窃”仅指行为人携带但尚未使用凶器这一情形,“凶器”应当有所区分,且携带的凶器应具有随时使用的可能性;作为扒窃对象的“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既包括他人放置在身上的财物,也包括他人放置于身边随时可以控制的财物.     

论司法大众化的法律推理之维

新形势下,司法大众化的关键在于规范群众理性参与司法过程,更好地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本文从法律推理的主体多样性着眼,力图在司法中找到将群众意见融入司法过程,提供司法的民主化和职业化融合的理论依据和平台。在此基础上,探讨坚持和完善司法大众化的可能路径和方案。     

司法正义理念的溯源及证成

追溯西方法政思想史,司法正义、法律正义、社会正义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勾联。权力分立与制衡的观念构成司法正义的前提,古典的自然正义思想赋予了司法的正义属性,正当程序从程序正义上保障了司法正义的现实性。司法正义理念的有效整合需要反思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二元对立,发挥报复性正义与恢复性正义的互补机制,实现立法正义、执法正义与司法正义的合理衔接。     

在司法中运用紧急避险解决权利冲突——卡尔·威尔曼等美国学者及美最高法院对典型案例的司法推理

权利冲突是法治领域中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如何解决权利冲突也就成为世界各国所要竭力面对的问题。一般来讲,通过立法和司法是解决权利冲突问题的有效手段。本文以美国学者卡尔.威尔曼的《真正的权利》一书中所列举的典型案例为据,系统地介绍威尔曼和其他美国学者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在司法中运用紧急避险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时,对这些典型案例的推理过程及其所阐发的精彩论证。这些推理过程及其论证和论点是中国学术界和司法界在研究和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时较为缺乏的。通过这些推理,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在司法中运用紧急避险来解决有关权利冲突问题的。     

重建解放性的规范内涵:霍耐特解读马克思

本文主要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霍耐特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这种解读建立在霍耐特哲学人类学的基础之上,并试图重建马克思社会劳动和斗争概念中解放性规范内涵。对于这种解读我们既要看到霍耐特所处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背景,又要立足于我们的现实国情加以甄别,不能盲目跟风,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借鉴霍耐特的解读。     

社会救助权的可诉性及其证成

社会救助权作为一项新兴的社会权利,是通过救助社会弱者来实现社会正义的.社会救助权的充分实现离不开有效的救济机制,特别是以可诉性为基础的司法救济机制的保障.因此,我国应当走出传统社会权不可诉理论之误区,顺应时代潮流,肯认社会救助权可诉性,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中国特色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     

谁可以成为法律主体——兼谈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问题

什么是法律主体?谁可以成为法律主体?在区分实在论-非单纯资格说-群集论等有关法律主体概念的基本立场之后,力图发展出一套基于霍菲尔德权利义务类型理论的法律主体概念,将法律主体资格大致划分为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义务能力三类要素。其中权利能力的资格不以具备意志为前提,但要以法律的独立尊重为前提;行为能力与义务能力要以具备意志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胎儿、动物、自然环境等新兴主体如果获得了法律的独立尊重,即便缺乏完整的意志,也不会因此丧失获得权利能力的机会,尽管它们很难具备行为能力和义务能力。人工智能具有明显工具属性,缺乏被法律独立尊重的理由,因此无法成为类似生物人那样真正的法律主体。拟制主体是被虚构出来简化语言表达的人造术语,并非权利义务最终意义上的承担者;基于表达和思维便利的考虑,不排除人工智能可以像法人、神灵、死者那样成为拟制主体。     

行政公诉权司法救济公共利益的逻辑证成

随着公益诉讼理念的日益勃兴,行政公诉权越来越成为世界法治发达国家公共利益司法救济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公共利益在我国有大量存在的空间。然而,由于我国立法的缺陷,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行政监督体系等制度安排却难以有效维护公共利益。这客观上亟需一种新的途径来解决公共利益的冲突。正因为如此,行政公诉权恰好契合了司法救济公共利益的基本原理。面对公共利益缺乏有效救济手段的严峻现实,我国应立足现实国情,理性借鉴他国先进立法例,尽快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行政公诉权。     

司法裁决论证中谬误类型研究

司法论证中的谬误涉及论证的语境等语用因素,因此应当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其分类进行探讨。基于司法论证分类及其类型的需要,在此将司法论证中的谬误分为形式谬误和非形式谬误两大类。形式谬误指的是违反司法三段论中的规则而产生的谬误,分为直言三段论、假言三段论与选言三段论,不同论证模式下的谬误呈现出来的类型是不一样的。非形式谬误又称实质谬误,其界定难以涵盖外延,需从其他方式来检验论证中的错误,可以通过看是否存在前提为假,或推论违背合理性要求的情形来认定非形式谬误。通过对司法论证中的谬误类型进行归纳和分析,进而为识别谬误提供帮助,从而有效减少和避免谬误。     

浅谈利用欧勒图解析直言直接推理中换位法推理的推理形式

用欧勒图表示概念外延间的关系 ,不仅对准确理解和使用概念 ,全面把握同素材的性质判断间的对当关系有一定帮助 ,而且恰当运用欧勒图 ,能形象、具体、深刻地解析某些推理的推理形式 ,明显地优于传统的解析方式     

作品署名权可转让之证成

基于黑格尔"作品即人格的反映"的理论进而认为署名权乃人身权,是对黑格尔人格———财产关系理论的狭隘认知。署名权不可能属于人格权,作品与作者之间也不存在身份权赖以存在的人身关系,所以署名权不属于人身权,而应该纳入财产权体系。署名权的转让并非意味着作者身份的转让,受让者在署名权转让中只能获取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而并非表明受让者身份的权利。作者身份可以在版权登记中获得最强有力的确认和保护,所以署名权转让不会侵害到转让者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现实中的论文买卖现象并非因为署名权转让所导致,而是现行学术评价体制的不健全以及科研工作者科研道德丧失的产物。     

儿童“被爱”的权利——基于角色权利理论下对西方社会语境中儿童发展问题的批判性证成

许多国际性和部分国家的法律文件承认被爱的权利是儿童的一项重要人权。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该权利是一项新兴权利主张,存在理论争议。对该权利的证成理由这一核心内在争议问题,马修·廖和玛莎·纳斯鲍姆分别基于“基本条件”和“核心能力”给出了两种证成路径。两者都是人权路径,将该权利视为儿童的一项独特人权。但是,两者在回答儿童如何具有特殊性以及这些差异如何证成差别对待儿童等问题上存在局限性。角色权利理论将权利关联于角色而非个人,聚焦于儿童角色的特殊角色利益,能为儿童被爱的权利的证成提供一种更优越的说明。     

从《民法典》看我国空间权法律制度之完善

目前我国对空间权的相关制度规范相对滞后,不能满足空间开发使用的现实需求,亟需加以丰富和完善。文章首先对空间权进行界定,并阐述了空间权的不动产物权属性,然后通过分析我国空间权面临的法律困境引出完善空间权制度规范的建议。     

能动司法视野下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之反思

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作为能动司法的现实表现,既考虑到对被害人的扶助又考虑到犯罪人的复归,更加关注具体案件当事人的意愿,尊重纠纷双方的合意。当前,虽然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可以破解许多难题,而能否化解和消除这些质疑,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死刑和解中国家公权力行使与公民个人权利维护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实现国家司法权能动性的前提下确保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平等对话沟通,达成协商、宽恕、和解的效果。为此,我们必须对传统的刑事司法基本理念进行反思,在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能动与克制之间努力探寻动态平衡的基点,从而实现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