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处分：解释方案的比较与选择

法释[2012]8号第3条将无权处分问题推向了一个高峰,论者蜂起,在不同层面上形成了争议。迄今为止的学术争议可以概括为三种对无权处分合同的解释方案之间的选择问题。其中有两种坚持主观解释论的立场,另有一种坚持客观解释论的立场。通过未来物买卖、与现行法体系的衔接以及利益平衡的角度,认可善意取得下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主观解释论立场既能在法源正统性上有其依据,也能保证逻辑上的自洽和结果的公正合理,应当对相关的无权处分合同的规范群作此解释。     

网络空间中破坏生产经营罪之"其他方法"的解释边界——以反向刷单案为切入点

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传统行为方式限于"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的物理性生产资料破坏,但因无法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型罪情,司法实践中已通过客观解释方法对"其他方法"进行了 3次扩张解释,然而以入罪为导向的客观解释存在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主观的客观解释论"以主观解释之原则性对客观解释的任意性进行了限制,但仍存在主观解释依据形式化和主客观解释逻辑倒置问题.应针对主观的客观解释论之不足进行修正,以同质解释替代同类解释,通过探究前实定法的法益与类型性构成要件行为性质,在目的同一性与功能同一性重合的范围内确定主观解释的边界为"通过使必要的生产资料丧失效用,支配性地使生产经营活动无法进行";重视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主观解释完成对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他方法"的扩张解释任务,在主观解释的边界内适用客观解释进行适应现实变动的具体解释.     

对关系论美本质观的认识——兼论美的主观论和客观论

对美本质的认识有主观论、客观论,但它们都有局限性.针对其局限性,关系论出现了.关系论认为美存在于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中,然而它也不能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解决美的本质的问题.     

法经济学范式理论研究——兼评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

将＂科学范式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在区分法经济学范式、法经济学学派和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三个概念的基础上构建相对系统的法经济学范式理论体系,并提出建立一种综合的、动态的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的思路。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论的现实抉择、挑战及其应对

法律的滞后性与社会的多变性决定了刑法客观解释论是我国应对网络犯罪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双重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网络时代刑法客观解释论存在明显的扩张化趋势,并不断冲击着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主观的客观解释论”名义上是以主观性来纠偏过度的客观性,但实则为主观解释论的翻版,并不可取。从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克服刑法滞后性的角度来看,在坚持刑法客观解释论的前提下,为刑法客观解释的扩张化设定刑法用语的可能含义、刑法体系解释规则及罪名规范保护目的三大约束要素,从而将其限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是更为妥当的选择。     

法律解释的正当性与确定性

法律解释必须兼顾确定性与正当性,在二者之间保持应有的平衡。从理论上分析,确定性与正当性的矛盾运动源于法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若能抓住此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则保持确定性与正当性即成为可能。而现实中,大量成功的审判实践则可以作为这种可能性的最好佐证。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中,应注重建立和加强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内部制衡和外部归责制度,更好地保障法律解释的正当性与确定性。     

《公共图书馆法》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条款的立法论和解释论评析

《公共图书馆法》中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条款对实现公平正义的立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立法论和解释论是两种不同的法律研究与法律思维方法。利用立法论和解释论对《公共图书馆法》进行专项评析并提出法律修订和正确执行的建议，有助于对相关条款的正确理解和准确实施，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稳定，为法律补充完善提供帮助。要慎用立法论，善用解释论。     

论形式解释论的坚守——基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量

我国刑法学界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学派之争虽然没有德日刑法学那么广,但是影响巨大。在实质解释论占据多数"阵地"的情况下,倡导形式理性的形式解释论需要的是坚守。现代法治是形式法治,且罪刑法定原则也是倡导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因而在司法领域,形式解释论具有合理性。中国具有实质主义法学传统且当代中国已陷入法律实质主义的泥潭和守法危机,因此现实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形式解释论的坚守。     

论概率解释的多元论观点——评吉利斯的概率哲学理论

按照概率解释的多元论观点,概率演算具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并且每一种解释都是在特定的领域或情况下有效。拉姆齐、卡尔纳普和吉利斯等人就是持这一观点。吉利斯关于概率的观点即认为目前存在着三种可行的概率解释:主观主义解释、主体交互解释和性向解释。这些不同的概率解释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其中认识论解释适用于社会科学,客观解释适用于自然科学。     

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兼评“政治奴婢”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是同它的伟大历史使命紧密相连的。它不仅有“理论批判”的功能,而且还有改造世界、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以及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等多方面的功能。“政治奴婢”论把它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把“理论批判”抽象化,抹煞其它重要社会功能,在理沦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论卢卡契的“没有主观就没有客观”

“没有主观就没有客观”是审美创造的特定命题 ,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反映论并不矛盾 ,与主、客观唯心主义并不认同 ,与机械论、形而上学僵化作风泾渭分明。     

关于法律解释"法律整体论"与"超越论"的思辨——兼析中国法官法律适用中的角色定位

法律解释究竟为重构性的"整体论",还是实用性的"超越论"?其实,无论是整体论还是超越论都是对法律的重构.都是实质上的超越.所不同的是,整体论是附有理想主义的超越,而超越论则是实用主义角度的超越·现代的中国法律适用中,法官角色的定位,玩不是整体论,也不是超越论.相反,从法治的初级阶段及文化本土性出炭,应是"纯规则之效忠论".     

哲学诠释学视野下的法学语境论解释

在法律解释中采取主观论还是客观论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针对这两种方法的缺限,结合哲学解释学理论,语境论应运而生.通过对法律解释的主要构成因素进行重新阐释,语境论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均显明独到见解,值得借鉴.     

“孤儿作品”的法律保护与利用——法解释论角度下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3条

我国现行法上对"孤儿作品"缺乏完整的制度设计,仅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3条中对此有所提及。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对"孤儿作品"的范围、在使用前的勤勉查询义务的具体标准、使用费用模式及费用归属存在争议。因此,应将"孤儿作品"的范围限定为已经发表的作品,不能将特定类型的作品(例如摄影作品)排除在外。应尽可能量化勤勉查询义务的具体标准,避免自由裁量权过大,确保同种情况得到相同的处理。对于没有作品原件的所有人的"孤儿作品",其使用费用应向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专门机构(如著作权保护基金)缴纳。"孤儿作品"的勤勉查询义务,应当由使用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于使用费用的证明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由使用人承担证明责任。     

生之苦闷：轻率与儒家文化基因的“结晶”——郭沫若“五四”时期生存困顿心态分析之一

文章从郭沫若深受中国古代"士"的"以天下为己任"传统使命的影响,导致缺乏实际生活能力以及他与安娜的恋爱、同居,忽视了经济条件这一爱情殿堂的基石两方面来探讨造成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生存困顿的原因.     

两晋南北朝史体优劣论——兼评刘知几的“二体并行论”

编年体虽经干宝倡导、改良而久晦得显,然其与纪传体颉颃史坛之格局,仅存续至5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告终于范晔《后汉书》对纪传体编纂方式的改进。总体上不足以与同期纪传史分庭抗礼的两晋南北朝编年史,之所以如此备受刘知几的推崇,其关键就在于它们多能遵行自《春秋》《左传》以来的编年史之定式,注重宣扬史学的政教义理功用,从而契合了刘氏史以致用的价值观念与学术主张。     

功能解释理论的背景、宗旨和局限——兼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决定论的新形式

本文论述了柯亨功能解释理论的时代背景,也探讨了功能解释理论与功能主义之间的差别,阐述了柯亨的功能解释理论的意义和局限性,并主张把作为决定论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命名为"三阶决定论"。     

“理在物中”与历史演进法——论胡适的科学解释思想

胡适是五四时期最早注意到启蒙解释范式风险的知识分子。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他提出要用“评判的态度”整理国故,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启蒙者普遍“以理验物”的解释弊端,认为他们对“科学思想”的普适性的推崇,有重蹈宋明儒学格物论覆辙的可能。胡适相信,作为一个客体,传统只有在阐明了其演进的过程后才能得到理解,而“历史演进法”则可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系统、客观的逻辑框架。     

审美现象新探——兼评关于审美现象的若干说法

审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文化现象,不是物质文化现象而是精神文化现象;审美现象是真与幻、虚与实、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审美现象相关于主体而非主观的心绪、情感、感性观念,相关于客体也非客观的实体。审美的秘密可能隐藏于主体客体之间——存在于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之中,存在于两方面互动关系所生发的意义之中,表现于那可感受、可体味的意义、意蕴、意味之中,或者可以说就是那可感受、可体味的意义、意蕴、意味。     

两种文化的分裂与沟通——兼评斯诺论“两种文化”

本文立足于存在论的视界,分析评价了斯诺的“两种文化”观,考察了两种文化分裂的历史根源,阐明了两种文化的人性统一。文章认为,两种文化的分裂,根源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近代科学的自然观,割裂了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关联,从而导致现代工业文明陷入了一种深刻的悖论境地。斯诺“两种文化”观的意义,正在于他揭示了这种历史的真实。要从根本上弥合两种分裂的文化,就必须使科学回归于生活世界,建立起文化与人性的整体性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