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均田制与寺院经济变迁的制度化分析——以“僧尼授田”为中心的考察

均田制是中古时期重要的经济制度.唐代均田制"僧尼授田"的规定对于中古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正是基于均田制"僧尼授田"与中古佛教寺院经济变迁的视角,以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国家"制度化"的僧尼授田方式与其他"非制度化"的方式及其意义予以论述,指出"制度化"的僧尼授田方式与"非制度化"的其他方式这种双轨制的发展道路,是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兴盛的真正原因所在.     

城市生活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认同——以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为中心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城市认同、城市性问题值得关注.本文通过明代中后期南京士绅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对于传统的分析模式,尤其是"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城市的行政区划,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交网络,以及时人对城市的意象都有其各自的空间维度;它们通常超越城墙的围界,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城市性"的缺失.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城市士绅与腹地农村之间的关系亦不尽相同,其具体特征受到城市发展模式、士绅家庭背景、国家政策、区域经济等因素影响.明代南京的发展不同于"中心地"模式,其士绅社会显现出较强的城市认同.     

从寺院经济活动看中心寺院体制与边缘社会间的关系——以青海东那寺和四川鱼托寺为例

本文以藏传佛教的格绒供奉为切入点,从两个方面讨论中心寺院与边缘社会间的关系.其一是作为文化符号的“格绒供奉表”的形成,其二是寺院对中心寺院体制结构的模仿.说明虽然藏传佛教寺院的经济支柱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藏区传统的民众一寺院一活佛体制并未被动摇.     

科举与社会分层之相互关系——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

以明代科举制为例,文章从科举的内容、影响范围和考试程序三方面的分析入手,探讨了科举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认为科举不但不能消解社会等级阶层,反而会以其极强的操作优势成为维护既有社会分层秩序稳定性和柔韧性的最有效方式。     

明代流民成因新探——以明代河南为中心

历来学者在研究明代流民运动的成因时,他们常常将一些当时不容忽视的事实当做流民产生的主要原因,却忽略从其他更深层角度的透视,故其所揭示流民的成因均有所偏颇。本文通过对河南流民运动的考察,发现明代流民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明政府的救荒政策的周期性失误。     

藏区寺院与乡村聚落共生关系——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蒙沽寺为个案

藏区的村落社区、家户与寺院间经长期共处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互利互惠的共生关系。学界曾将寺院与乡村共生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实际上,一村一寺共生也是这种共生中的新类型。在这组关系中,家户及村落努力为寺院培养、补充新的人才,对寺院各种建设倾力支持;而寺院和僧侣则以自己特有的宗教能力满足村落的各种宗教需求和日常需求,回报村落。神圣与世俗两个群体间以互赠"礼物"、交换互动的方式形成了稳定而延续的整体。     

明代中后期东南地区兵制变迁——以浙江沿海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浙江是明代东南海防的重点区域,明初建立了以卫所为核心的防卫体系。正统年间,卫所弊端出现,防卫能力下降。以地方为主导对沿海防御体系进行修补,民壮与乡兵开始兴起。但是倭乱增多后,地方防卫压力加大,国家再次调整地方军政系统,建立了以募兵制为主体的省镇营兵制。     

文化圈边缘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兴与衰

塔尔寺和广惠寺分踞黄河支流湟水南北,其所处地域为青藏高原藏文化圈边缘文化带。二者先后建于明、清两朝,宗教地位略别,历史上的寺院经济发展各有侧重和优势。但在青海解放后、特别是宗教改革以来,二寺寺院经济走上迥异的发展道路,从中折射出藏传佛教在不同人文地理环境下相异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这可归结为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因素。     

明代哈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以贡赐贸易为中心

本文分哈密建卫前、哈密建卫至成化八年以及成化九年哈密卫内迁后三个时期,以贡赐贸易为中心,对明代哈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关系之盛衰及其缘由进行了探讨。     

明代政府调控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山东地区为例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有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早在明代已引起朝廷以及相关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当时山东地区的状况有力说明了这一点。为平衡山东东西部地区发展,明政府与山东地方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了一些政策和措施。文章对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背景、实施情况、主要目的、影响等进行了具体分析。     

青海藏传佛教寺院与村社的关系探析——以黄南州同仁县瓜什则寺及其周边村社为例

藏传佛教寺院与信教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寺院与所属拉德的村社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二者互为依存、相互作用,互有需求、互为满足,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梳理和探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对青海藏区寺院及村社的科学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世纪以来明代诗文研究及其趋向——以李梦阳及其相关研究论文的定量分析为考察中心

李梦阳是明代中期的代表性作家,有关李梦阳的文学研究一直是明代诗文研究的重心.通过对20世纪以来李梦阳及其相关研究论文的定量分析,可以觇视未来明代诗文研究在普遍关注文学思想的前提下,对明代作家的基本文献状况、生平、交游、创作等会逐渐重视,从地域、思想、政治、时代风气等“大文化”等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也将进一步展开.随着新的学术增长点的扩充,明代诗文研究会进一步引起学界的关注.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现代特征——基于青海省扎毛村的调查

剖析包括宗教在内的人类发展史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劳动社会观这个透视历史现象的“X光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的经济生活发生重要的联系。从根本上说,各种宗教的内容都深受现实劳动条件的制约。对扎毛村藏传佛教的辨证批判,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政教合一制式寺院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以最大可能集中占有剩余价值为内在逻辑的。然而,历史总是循着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规律舒展开来。扎毛村三座寺院作为经济组织在政教分离后的社会主义黄南热贡大地上完成否定之否定,重获新生,走上了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发展新路。     

明代田赋变化与经济绩效关系的计量研究

田赋制度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主体,它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深入研究。本文主要选取中国古代田赋制度发生重要变化的明代进行分析,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分别对明代田赋负担变化、田赋负担的区域差异变化以及田赋负担对明代社会主要生产要素人口和土地变化的影响进行考察,以期达到对明代田赋变化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定量化认识和理解。     

关于青海省开展“法律进寺院活动”的思考——以果洛州藏传佛教寺院为例

青海省开展的法律七进活动中,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是重要内容之一。法律进藏传佛教寺院,对于增强僧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这项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何改进、提高、强化僧人遵纪守法意识是法治青海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的敦煌寺院经济研究

大陆地区学者对敦煌寺院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进展迅速,在僧侣个体私有经济、寺院的财产及其管理、阶级关系、收支及经济交往、经济经营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了推动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须加强对相关的敦煌文书的考释,加深对海外和台湾学者研究成果的了解,重视对交叉领域的研究。     

从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看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与藏区社会发展

本文以涂尔干、韦伯、伊利亚德等经典作家所认为的宗教的本质是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为理论前提,避免以经济学理论研究寺院经济的化约论方法,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类型学的不足之处,提出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分类模式,以此模式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当中僧侣个人经济与寺院经济普遍存在的二元分化,揭示了宗教经济中寺院与僧侣的经济状况往往与其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相关联,愈神圣者愈富,愈富则愈神圣;愈世俗者愈贫,愈贫则愈世俗,以此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野,打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为今后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发展过程中神圣与世俗的平衡与双赢奠定了理论基础。     

明代云南汉文化发展态势与地理格局研究——以滇人汉文著述为对象的考察

用汉文著述的文献典籍是汉文化的重要载体及组成部分.在明代的云南,滇人汉文著述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和疏密不等的地域分布特点,这种时空的差异,直观而典型地反映了汉文化在明代云南的传播与发展过程,此过程呈现出阶梯上升的发展态势以及“核心——缓冲——边缘”的地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