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与忏悔──鲁迅心理情结探窥

鲁迅的文本（文学创作和书信、日记等）编织着其精神、心理的符码。结合他的生平,解读他的文本,可以窥见其心理结构中的某些情结。一系列文本表明,“复仇”、“忏悔”是他心理结构中的两个触目情结。对“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对残暴当权者,对背叛者、忘恩负义者,鲁迅的复仇是毫不迟疑、毫不留情的。少年时代家境的衰落,地域文化及人类的原型记忆是其复仇的心理根源。对思想意识,对道德人格,对亲人亲情上的自剖自省自责,鲁迅也是毫不留情的。复仇与忏悔,组成鲁迅“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的精神／心理结构。     

论鲁迅的信仰观及其思想理路

鲁迅终其一生都十分重视国民的信仰建构,早在东京进行思想启蒙时,"信"就成为鲁迅想望他的"英哲"和"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时的一个重要标识,也是鲁迅在研判宗教问题时的一个基本标尺。鲁迅对国民信仰建构问题的思考与阐述具有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路:首先,鲁迅特别强调了个人信仰的自由性质;其次,鲁迅认为国民信仰建构的关键在于诚实;再次,鲁迅特别强调了信仰践履中的认真态度。鲁迅还塑造了一些真正的信仰者形象,以他们无可避免的大痛楚、大悲苦与大孤独,显示了中国国民信仰建构的重要意义与艰难程度。鲁迅的这些思想,既与时代的精神步调一致,又具有同时期批评家们不可比拟的深刻性,从而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     

鲁迅复仇观念的文化根源片论——兼及鲁迅对传统复仇观的继承和改造

鲁迅倡导超越于个体仇怨与小群体的复仇,但不排斥复仇的个体性与情绪性.他坚持弱者复仇基调,所关注的国恨家仇大多具有弱者复仇的基本性质和行为特征.他充分肯定复仇的否定性力量和非正统性质,而不顾及法律禁令.他对于自已有复仇偏好毫不掩饰,对复仇意念每多自矜自诩,砥砺与宣泄报复之渴望.鲁迅极为痛恨那些恩将仇报者,尤其是伪装朋友出现的小人偷袭.如果失却了多维多重富有个性色彩的复仇言论和情绪,鲁迅对于恶势力与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鞭挞,也就不会那么有力.     

心灵的颤动——浅谈鲁迅的复仇观念

鲁迅的复仇观念是复杂而深刻的。就复仇手段来讲,面对社会丑恶势力,鲁迅讲求“以暴抗暴”的武力复仇方式;面对愚昧落后的民众,鲁迅讲求形而上的精神复仇方式。同时鲁迅陷入了复仇的精神困境,一方面主张坚决而彻底的复仇,强调复仇的韧性与坚持不懈;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复仇”主张的怀疑感和复仇意义的虚无。     

鲁迅国民性批判意义的当代解读

"国民性"是鲁迅一生中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都在不倦地剖析着国民的弱点,在不息地寻求着改造国民性的途径。站在新世纪的边缘审视我们的社会,鲁迅当年提出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命题的现实因素,仍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当代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当代社会的客观社会环境;当代社会主体思想实际三个方面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意义进行了当代解读。     

谈鲁迅小说对“看客”的态度

鲁迅从来不以“爱国者”或“救世主”的形象自居，他从来不说什么“拯救国民”或“拯救看客”之类的话，而是以自己的个性和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复仇”。但作为后来者，不能简单地理解鲁迅的“复仇”方式，它不是心胸狭隘，不是睚眦必报，而是以激烈的方式去刺激那些看客早已麻木的肉体与灵魂，让看客无戏可看，无处躲藏，无法熟睡。这是鲁迅以非常的方式去“爱国”，去“救世”，其“复仇”的方式，就是他“疗救”国民的方式，正所谓大恨之中必有大爱。     

思想的分量——鲁迅“立人”与“国民性改造”思想散论

鲁迅在他从事文学活动之时,就将“立人”与“国民性”改造问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思想先驱者,鲁迅以大文化的角度,反思整个民族从历史到现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探索如何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强化民族精神。鲁迅对国民灵魂的剖析,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精神历程。鲁迅正是以这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去寻找民族复兴的希望。      

鲁迅的革命叙事：革命与复仇的张力

复仇意识是鲁迅独特生命气质与存在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反抗非正当的生命境遇确立其作为人而非奴隶性存在的证明,也是鲁迅意欲构造国人新的精神与人格的切入路径之一。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叙事,复仇被纳入其中。鲁迅的革命叙事一方面是书写革命运动被造反、个人复仇等动机混淆造成的失败;另一方面是呈现高渺的革命理念在真实的牺牲之痛与仇恨感、虚无感中的坠落。鲁迅在自然论与道义论叙事眼光之间犹疑,其革命叙事所呈现的道德困境和悖论正是后起的革命文学所用力弥合之处。在鲁迅的革命叙事中被点到为止的“处境的劣,即道德的善”命题,被后起的革命文学组织成为其革命话语的一部分而被权威化。     

向谁复仇，如何复仇？ ——重论鲁迅《复仇》《复仇（其二）》

周氏"兄弟失和"以后,《语丝》周刊创办,两人是最关键的筹划者、出资者和撰稿人,几乎每期都有署名文章。鲁迅从不参与《语丝》同人的聚会,从而避免与周作人相见的尴尬。被八道湾赶出带来的伤害和被围观带来的愤激,使他陷入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之中。这构成了《复仇》《复仇(其二)》最重要的创作情境。由此出发,分析文本中的复仇对象和复仇方式,可以看出他对亲情与友情的彻底绝望,并以最决绝的咒咀与过去进行着告别。它集中展现出最具鲁迅特色的复仇哲学。     

论鲁迅与曹禺作品中对生命意识的书写

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鲁迅与曹禺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佼佼者,两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鲁迅站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其生命意识主要是围绕着“国民劣根性”而展开。在对国民进行批判、剖析的过程中,鲁迅一面反思,一面也产生了浓厚的悲剧性和深切的孤独感,进而感到绝望,然而他毕竟还是不肯放弃绝望中的一点希望。随着时代的推移,鲁迅所批判的国民逐渐觉醒,开始对自己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与挣扎,在这种背景下,曹禺思考角度也相应发生变化,由鲁迅时期的“唤醒”、“批判”转为了“探索”,他把目光集中于“人”本身,探索着人对于精神自由的渴望,故而他的生命意识更多的集中于人们对自由的追寻与斗争。与其他作家直接在文章中发出悲叹与呼吁不同,鲁迅与曹禺作品中的流露出一种巨大的悲悯意识,并且这种悲悯意识是以一种潜藏的方式显露出来的。     

论鲁迅的立人思想

立人思想在鲁迅早期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也是了解鲁迅思想发展的钥匙。20世纪初,鲁迅从历史与现实多角度透视了国民精神素质,指出自大、自私、观望和奴性等国民劣根性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国民价值准则、伦理道德观念的更新和国民性的改造就是近代化的关键。     

论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

鲁迅的革命文学思想是他在域外革命文学思想和中国现实的主体体验中纠葛而成的,是他融会先进思想文化资源、积极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探求中华民族"固有之血脉"和追寻现代革命精神的结晶.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发生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并与其创作、译品一起推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进程,且使中国革命文化得到提升并成为世界左翼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女吊》的复仇精神与目连戏的反叛特质

作为辞世前留下的最后几篇作品之一，《女吊》对理解鲁迅一生思想有着特殊价值。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鲁迅在该文中“发明”了女吊身上本不具备的“复仇精神”。这一问题对中国近现代民俗文化研究与从根源上把握鲁迅的思想体系，都具备重要意义，故而研究希望通过对江南地区目连戏与民俗文化中“女吊”形象演变史的系统梳理，结合明清两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入解读鲁迅视“女吊”为“复仇”象征的理据为何，进而指出在《女吊》中，鲁迅敏锐地发现了在官方的正统叙述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充满“报仇雪耻”精神的江南文化传统；因此，他以民间文化为立足点，通过提取出其中最富异质性、反抗性的地方文化核心要素，对“正史”和“正统”进行了重新解读与批判，更进一步，试图通过个人书写重塑新的乡邦文化，建构他所期望的地方文化传统和知识谱系，这同时也是鲁迅所秉持的启蒙精神的重要体现。     

试论“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

国民性批判是鲁迅作品最为显著的特点,它既源于鲁迅对其所处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不断揭示现实人生弊病的使命的理解,也源于鲁迅不屈的战斗精神和批判精神。他将犀利而刻毒的批判锋芒指向人们习以为常的病态心理,以挖掘国民的劣根性,从而引起人们对民族思想救疗的注意。     

复仇精神:《故事新编》铸剑的人文内涵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的《铸剑》突显了复仇精神。对《故事新编》复仇形象的分析,了解作品创作的背景,能够探照出复仇对于鲁迅独特的精神意义。     

鲁迅，一个“肃然不笑的看客”——浅论鲁迅在“看客小说”中的参与方式

有很多文章在论述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其实现实中的鲁迅也是一个“看客”，只不过他是一个“肃然不笑的看客”。鲁迅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看客小说”的构造之中，无论是看“看客”，还是看“自我”，都能表现出他对于一般国人和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灵魂的痛苦解剖与深沉思考。     

爱抚与复仇——鲁迅小说《孤独者》《奔月》《铸剑》人物形象心理探源

在鲁迅小说中,其作品主人公往往由于情感的创伤,导致他们不得不将爱抚转为复仇,并由此构成其复杂而深刻的心理内涵。《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的复仇并非完全源于社会习俗的压迫,更多是来自少年时期亲情的抚爱被剥夺的创伤性经验,这使他企图通过自戕的方式,在对自我、对社会的报复中解除内心的压抑;《奔月》中后羿的复仇并非完全来自爱妻的离弃、学生的背叛以及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更多是源于对娇妻的爱抚而产生的性爱的压抑,他的症候在对爱妻的复仇中才得以彻底解除;《铸剑》中的宴之敖的复仇更多是由于在对世人的爱抚中产生了太多的绝望,而后转为大憎,并最终通过复仇来宣泄他对世界的绝望。     

鲁迅的当代意义与超越性价值——在“30后”与“70后”鲁迅研究者对话会上的讲话

鲁迅是一位具有原创性、民族精神文化源泉性的作家思想家,整个民族遇到问题,可以到他的文学与思想的内部去不断吸取资源。鲁迅研究很难作纯粹历史研究,而必须面对当下现实。鲁迅对于中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存在,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改造,鲁迅研究不断有新发现不断深化的关键,在于研究者不断找到属于时代又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如何正确地把握时代与自己的问题,在注意鲁迅对现实的关怀和介入的同时,更应该注意鲁迅的超越性思考。现在世界上现行的所有社会制度、所有发展模式、所有文明,都发生了危机,现实生活在急剧变化,亟需新的理论创造。只有在世界文明大检讨、大反省、大转机的视野下,才能真正发现和认识鲁迅对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考的意义。中国要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历史责任,是要创造出对现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理论,鲁迅的思想是创造这样理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鲁迅的意义,普遍认为是拔得太高,实则认识远远不够。     

“剑”“书”合一: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新论

从越地"剑文化"衍生出的反抗复仇的独异精神与越地"书文化"衍生出的个性觉醒意识构成了现代鲁迅生成的内源性因素。在青少年时期,特别是在家道中落后的现实境遇中,鲁迅很易于接受越文化中代表反抗和复仇精神的"剑文化"的影响;而当他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后,便又唤起了他对越文化中代表人之觉醒的"书文化"的自觉发掘。在有意识地从越地"剑文化"向"书文化"开掘的转变过程中,鲁迅逐渐形成了内"剑"外"书"的精神结构,而这不仅决定了他兼具"战士品质"和"文人情怀"的两面性,也使得他在创作中表现出亦"剑"亦"书"的文学风格。     

《铸剑》创作与国民革命的关系

由于鲁迅在思想和实际行动方面都倾向国民革命,导致他在北京的处境愈发恶劣。年轻国民党员许广平的爱情和迅猛发展的国民革命给了鲁迅以新的希望,他内心的复仇情结得以点燃。来自越地的复仇传统,身历的血的教训所凝结的斗争哲学,对自己的仇人顾颉刚和研究系的痛恨,这多重因素促成鲁迅将内在的生命观隐含于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之下,既写出了古人的精魂,又表达了对当下国民革命的真实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