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中的女权主义创造性叛逆

介绍了女权主义翻译与研究的背景以及女权主义翻译者的主张，指出加强对女权主义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对译介学和翻译研究发展的重要性。从西方女权主义翻译及创造性叛逆的实践入手，分析了女权主义翻译在文学领域的发展趋向和女权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女权主义有意识的叛逆翻译观是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西方女性对女权意识挑战的产物，表现出的女权意识的觉醒，必然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浅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限度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一般说来,产生创造性叛逆的原因有三种:一、不同社会之间价值观、道德观的差异;二、译者的主体性;三、文学翻译作品的审美要求。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正确理解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译者就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兼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以《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为主要例证,将三位译者纳入整个动态翻译过程中,从语言层面、风格层面和文化层面分析、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表现及其文化意义,并指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能反映出译者的美学素质、文学修养、翻译主张及其文化底蕴。然而,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发挥要受特定的翻译目的、译语读者的美学规范、译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在译文中有所体现。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任何翻译,其本质都是把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而作为读者接触外国文学的主要媒介的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有一个根本区别——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必须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因此,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文章主要通过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进一步论证创造性的文学翻译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试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从林纾的“讹”谈起

在林纾的译作中出现了许多的“讹”,也引来了众多的批评。但是,这些“讹”经过分析后,大概可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类,都可归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当代西方文论中的释义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派从各自的角度阐发了对文学翻译中叛逆性、创造性的观点,为“创造性叛逆”提供了理论视角。“创造性叛逆”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创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劳》英译特点及启示

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得以传播，并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译者功不可没。选取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英译者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接受环境而导致了“叛逆”，翻译的“创造性”赋予了作品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使得原作跨越国界得以传播。个性化翻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研究《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个性化翻译，包括对原作的背叛、删减等，指出该英译本的英译特点和风格，并非有悖于传统的“忠实”原则，而是一种深度忠实，是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接受不平衡这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忠实”与“叛逆”——以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在文学翻译界“忠实”与“背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直到“创造性叛逆”概念的产生，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纷争。“创造性叛逆”把人们的视角引向对“文化”的关注。《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英译本使得该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广泛传播。文章以“创造性叛逆”的视角，选取《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典型的例子，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忠实”和“创造性叛逆”现象及其所用的翻译手法，旨在揭示其文化价值，为文学翻译提供参考。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从翻译主体角度谈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文章指出: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是显而易见且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进而通过对英汉诗歌翻译个案的分析,从翻译主体角度探讨和阐释了诗歌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读者的创造性叛逆等若干问题,以期在今后的翻译实践中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再局限于文字层面上的静态转换,而要考虑到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动态因素。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主要阐述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接受语读者及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并且提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采用创造性叛逆的技巧,如虚实互化,增减达意。     

从文学翻译的交际功能看文学作品中文化因素的传递

文学作品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造成一定的翻译困难,却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为实现文学作品翻译的交际功能,令译入语读者同样能够理解文学原著的文化内涵和原文的形美意美,译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文化关联、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去处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因素,在文学翻译交际功能的基础上创作出文化翻译意义上的成功译本。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红楼梦》两英译本为例

伽达默尔提出的解释学的三大哲学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对文学翻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历史误读、文化过滤、重译等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文学翻译是对文本重新解释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动态的,同一文本在不同译者的笔下会有不同的译本。名著重译正是哲学解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积极贡献。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发展困境探析

文学翻译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桥梁,全球化的文学时代就是文学翻译的时代,文学翻译的重要性愈来愈加重要。然而,当今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面临着许多困境,诸如对世界文学的认识、世界文学的评判标准的差别以及文学翻译原则等,不利于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坛。     

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作品翻译——以葛浩文译《狼图腾》为例

翻译是源语语言文化在译语语境中的再现。异质文化的桥接是翻译成功的关键。本文以汉学家葛浩文《狼图腾》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从形象性及审美性的文学翻译语言要求出发,结合文本分析,探寻汉英文学翻译策略。指出文学翻译应在归化和异化原则指导下,综合直译、意译、套译、省译、转译、注释等方法,使译本更好地融入目的语文化语境,造就功能对等的优秀翻译。     

论文学翻译中的形似

以描写和规定并重的方法 ,从语言的各个层面诸如语法、语汇和语篇着手 ,对文学翻译中形似的本质作了详尽的分析论证 ,从而得出文学翻译中贯彻适当适应和灵活对应的形似原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以诗歌翻译为例 ,分析了形似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作用 ,指出形似的贯彻是延续原作艺术生命 ,实现文学翻译目的的关键     

艺术接受——文学翻译的审美创造

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译者与原文作者通过文本对话的过程 ,也是一个译者与读者艺术接受的过程。本文认为 ,只有把翻译的一般原理与审美特征结合起来 ,才能产生良好的文学翻译效果。     

从译者角度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担任原作读者;另一方面担任译本的创造者的角色。身兼双重身份的译者在翻译时必定会受到其语言功底、价值观、翻译观等的影响,从而引起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创造性叛逆不能背离原作的精神风貌,损害原作的艺术价值,而应以译作与原作效果对等为前提,使译作神似于原作。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文体翻译策略

在阐述文体翻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近年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为例对其在中国内地和台湾的两个汉译本进行分析,得出将文体翻译与儿童文学翻译相结合的思考,最后论述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文体翻译的浅显易懂、幽默风趣、富有美感等。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英译中的注释策略研究——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青衣》三部作品为例

以莫言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当代作家在世界文坛日益受到瞩目,帮助他们走出国门的英译本在注释策略上集体表现出了不寻常的一面。通过对六部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本中的注释策略进行描写性研究,并结合《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青衣》中的译例,分析译本中如何实现减少文外注释的使用,并对选取此种注释策略的原因进行归纳总结,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翻译注释观念不再适应文学作品海外传播需要,应加以调整。     

朱生豪、梁实秋之翻译风格——以莎士比亚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the Second两译本为例

译者的风格是文学翻译中译者身份的标识。译者风格的建构离不开译文所体现的语言特征和贯穿于译文的翻译观。朱生豪、梁实秋两位翻译家所译《理查二世》译文风格迥异,在于译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于各自的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和审美取向,采用了不同的解读文本策略,从而分别形成了“豪放、率真、大气”和“含蓄、简洁、典雅”的两种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