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中的女权主义创造性叛逆

介绍了女权主义翻译与研究的背景以及女权主义翻译者的主张，指出加强对女权主义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对译介学和翻译研究发展的重要性。从西方女权主义翻译及创造性叛逆的实践入手，分析了女权主义翻译在文学领域的发展趋向和女权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女权主义有意识的叛逆翻译观是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西方女性对女权意识挑战的产物，表现出的女权意识的觉醒，必然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略了“创造”与“叛逆”，强调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忽略了文化层面上的转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成为研究对象。文章试图通过对“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阐释，证明“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和文学价值。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翻译一直被看成以忠实为绝对准则,不具有任何创造性的行为。译者被认为应竭力摆脱主观性的束缚,使译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文学翻译有着不同于其他翻译种类的很独特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很多因素必须被考虑在内,绝对忠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成为文学翻译不可避免的本质特征之一。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从译者角度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担任原作读者;另一方面担任译本的创造者的角色。身兼双重身份的译者在翻译时必定会受到其语言功底、价值观、翻译观等的影响,从而引起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创造性叛逆不能背离原作的精神风貌,损害原作的艺术价值,而应以译作与原作效果对等为前提,使译作神似于原作。     

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受到时间、空问、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翻译往往表现出某种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有多种体现,最具价值和研究意义的是个性化翻译.承认创造性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承认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但创造性叛逆应是在忠实原意基础上的一种创造.     

关于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思考

文章论述了创造性叛逆的内在含义及其表现形式,指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它对翻译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创造性叛逆与有意误译,创造性叛逆与增译,创造性叛逆与省译(节译),创造性叛逆与个性化翻译,创造性叛逆与编译、转译和改编以及创造性叛逆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指出对待创造性叛逆必须持科学辩证的态度,切不可将创造性叛逆与错译、讹译和滥译相提并论。     

浅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限度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一般说来,产生创造性叛逆的原因有三种:一、不同社会之间价值观、道德观的差异;二、译者的主体性;三、文学翻译作品的审美要求。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正确理解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译者就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法律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忠实于原文和作者,法律语言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法律翻译要求译者在法律翻译过程中,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不强调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但因为语言的差异以及法律文化的不同,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译者必须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性叛逆,才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     

“另类的忠实”——论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和“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两个极端。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一种与“性别政治”息息相关的“写作方案”来演绎一种“另类的忠实”,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传统翻译标准的“忠实”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女性主义翻译为“忠实”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试论日本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既是翻译,又是文学。二者浑然一体,如同花卉与色彩,并无轻重之别、主次之分。忽视这两个特征的任何一方,都谈不上文学翻译。从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这一角度来看,必须研究两种文字的形体构造及其表现方法的异同,从文学翻译毕竟是文学这一角度来看,译者要熟悉、探讨两种文学的一切特征。     

巴尔胡达罗夫翻译理论中的文艺学翻译因素

巴尔胡达罗夫的翻译理论一直被译界看作为语言学的翻译理论。本文分理解和表达两部分讨论了巴氏理论与文艺学翻译理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的基本主张 ,并得出结论 :巴氏理论不仅仅是语言学翻译理论 ,在翻译文学作品时 ,它同文艺学派的主张几乎如出一辙     

《新潮》的翻译文学

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文学的研究论著中,研究者多将眼光集中于《新青年》以及后来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上面,它们以大量的翻译文学作品和理论开创并奠定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新局面。但此期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上的翻译文学作品同样非常值得关注,他们不仅延续《新青年》,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更是在翻译的质量和选择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和突破。     

女权主义与“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劳瑞·张伯伦的《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及其他

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劳瑞·张伯伦在《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一文中，一反传统翻译的被动、消极的“忠实”原则，揭示了翻译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本文旨在通过评介劳瑞·张伯伦的《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来分析女权主义翻译理论，探讨其贡献以及尚待完善之处。     

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

比较文学向翻译研究转向是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最新趋势,同时也将是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本文指出,当代比较文学发生的文化转向呈现出三个新的发展趋势,即对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运用,对影视、动漫作品的研究,以及对翻译进行的研究。而其中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为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同时也将为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展示广阔的发展前景。     

论文学翻译的符号美学

传统翻译美学的理论根基薄弱,而符号学与翻译美学的联姻则可以弥补其不足,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关注语言的表征性、符号的逻辑结构、翻译标准的客观性以及符号学的包容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性地提出符号美学的三大原则,即标记性结构原则、弱隐含原则和意义的多项性原则,旨在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用以指导翻译的具体实践。     

文学翻译中的语言文化差异问题探究

翻译是一种关乎不同言语和文化之间的思维转化活动。由于文学扮演着传递和表达区际、人群间文化交流和沟通的重要角色,所以文学作品的翻译在众多翻译类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基于地缘、传统、历史、习俗、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在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原作品的表述内容和文化蕴涵容易出现失真甚至理解扭曲的状况。为矫正这种偏差,保障原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和艺术价值,需要译者针对文学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症状,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以保证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     

模糊语言美在汉英文学翻译中的遗失与补偿

模糊是语言的客观属性,具有审美价值。文学作品中应用模糊语言,平添美学效果,激发读者想象。本文从语言时空层面、文化时空层面、意境构建层面阐述模糊美在汉英文学翻译中的遗失,并提出补偿策略,以期译者在译文中,对再现汉语文学的模糊语言美有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