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嫁女的家族身份——以YQ村春节家祭为例

中国农村大部分汉族聚居地区,女性的家族身份不具有先赋性,绝大多数妇女要通过婚姻来完成从自己出生家族到夫家家族的身份转换,并据此确立在姻亲和血亲交汇的亲属体系中的地位。春节家祭活动是彰显家族身份的典型语境。终生单身的不嫁女游离于"潜在外人"与"真正外人"之间的模糊地带,处于家族身份游移不定的"另类"状态。使女性具有先赋性亲属身份和家族地位,是提升其生存境况的一条途径。     

亲属身份权的民法保护

亲属身份权是基于亲属身份关系所产生的各种人身权,它不同与亲属人格权、亲属身份财产权,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支配性,相对性的绝对权.根据不同的标准,亲属身份权可分为亲属基本身份权和亲属派生身份权:亲属身份形成权、请求权和支配权;亲属身份利益和亲属人格利益;亲属对世权和亲属对人权;相对亲属身份权和绝对亲属身份权.分析亲属身份权性质、特征、分类,了解亲属身份权法律保护的历史与现状,提出完善我国亲属身份权民法保护体系.     

未来民法典中亲属立法的定位分析

完善我国的亲属立法,关键是要转变长期以来占据我们思想的传统意识,给我国亲属立法在民法典和民法体系中一个准确的定位,这是亲属立法健全制度建设和条款设置的前置性问题,也是根本性问题.从亲属法的权利基础定位、内容定位及价值定位等方面分析论证,强调要树立权利本位思想,限制公力干预;要注重亲属、婚姻的自然性的权利;要增加亲属间的身份性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夫妻互动对农村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夫妻互动关系是农村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湖南省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夫妻之间的联系频率、丈夫联系时最关心的问题、遇到困难时丈夫的帮助程度等反映夫妻互动的变量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影响.丈夫外出务工期间的联系频率越高,丈夫在联系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妻子的身体情况和夫妻感情,遇到困难时丈夫的帮助程度越大,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就越高;反之,会降低其婚姻满意度.要提高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夫妻之间应当加强日常的沟通联系,增加共同生活的机会.     

《教父》中的家族体系与中国传统家族体系之比较研究

与西方现代典型家庭体制不同,<教父>故事中维托·考利昂亲属家庭在家族结构、家族职能、家族理念尤其是伦常规范方面的表现与中国传统社会大家族体系极为相似."以家为本","父权为大一,百善孝为先","男尊女卑"等成为其家族观、家长观、孝悌观、女性观和子嗣观的鲜明特点.     

亲属身份行为性质的民法解析

亲属身份行为是自然人以形成或解消亲属身份关系为目的的意思表示行为。亲属身份关系的"事实先在性"特征并不能否认身份行为的意思表示属性。与债权行为不同的是,亲属身份行为直接以法律关系作为其法效目标,属于关系行为。多方身份行为具有共同行为性质。正确认识亲属身份行为的性质有助于民法总则中法律行为制度的合理构建。     

试析日本妇女在战后和平运动中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妇女的地位一直是非常低下的,“在父权制家庭体系中,妇女缺乏法律、经济和政治权利,她们不能选择而只能服从,少女时代服从父母,结婚后服从丈夫,丈夫死后服从儿子”。”’不仅如此,她们还被迫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提供兵源,将她们的儿子送往前线。战后的民主法制赋予妇女以参政权改变了妇女以往受压迫的地位,促使她们投身到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反对核武装的禾.平运动中来。 本文试图通过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影响以及日本妇女在战后为维护和平所进行的活动分析自本妇女在和平运动中的作用。     

亲属身份法益损害赔偿制度探析

亲属身份法益是民事主体基于特定亲属身份关系而产生的、与人身不可分离的合法利益。亲属身份法益的专属性、对世性,因其绝对权性质而享有身份法益侵害之请求权。亲属身份法益侵害属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200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肯定了亲属身份法益受到不法侵害时的损害赔偿诉讼请求权、诉讼主体和损害赔偿范围。     

明代内附阿鲁台族人辨析

和宁王阿鲁台是永乐——宣德时期东蒙古最重要的领袖。鲜为人知的是他的亲属中有不少人先后归降了明朝。本文考证了南宁伯毛氏家族与阿鲁台的亲缘关系,钩稽了阿鲁台败亡后其子嗣亲属的降明事迹以及明朝的招抚努力、安置结果。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明朝招抚措施的实效,揭示了明朝对内附民族的政策演变线索,强调了内附少数民族贵族经过了身份转化,适应和融入明代社会的历史进程。     

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分析

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学研究视角,可分析农村男性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及其原因。大多数农村留守妇女有较大的生活压力感;两地分居的婚姻状态也导致她们处于性压抑状态,且具有强烈的孤单感;她们的不良情绪如烦躁、压抑等在丈夫外出务工后明显加剧;不安全生活事件、性骚扰以及对丈夫的担心导致她们的安全感很低。这种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家庭策略使得农村婚姻和家庭的情感满足功能大大削弱。为了缓解留守妇女承受的负面心理影响,在外务工的丈夫应尽量为妻子提供情感支持和慰藉;农村社区应组织留守妇女互助小组,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健全社区治安防范体系。     

对家庭暴力的再思考

家庭暴力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近年来 ,我国家庭暴力呈逐年上升趋势 ,已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的家庭暴力有自己的特点 ,与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及“夫权”观念有密切的关系。要预防、制止家庭暴力 ,就要冲破传统的夫权思想 ,争取妇女与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生活各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 ,从而确立妇女在家庭中独立的人格 ,并通过各种途径切实保障妇女的权益     

西藏妇女的传统“沉寂”与现代化抗争

许多国内研究成果多以历史研究方法,论述藏族妇女在婚姻家庭、宗教中的角色与作用,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缺乏理论研究深度。通过对于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女权主义发展介绍,分析研究了作为“无区别群体”的藏族妇女形象历史表述,关注于藏族妇女在妇女中与民族中的“双重边缘”性,强调性别平等与民族平等间的双向关系。西藏妇女研究,需要将其纳入政治经济分析框架,进行多学科研究成果借鉴,需要关注妇女的性别角色及其族群身份,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推动性别平等、民族发展与社会进步,实现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双重目标。     

The meaning of womanhood in the neoliberal age: Class and age-based narratives of chilean Wome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s in the meaning of womanhood in Chile as articulated by women of different class backgrounds and age cohorts. It argues tha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the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specifically the drive to modernize and the adoption of a free-market approach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have clearly influenced women's gendered expectations and ideals. Market dynamics infuse social relations with values of self-sufficiency and individualism, which engender new roles and demands for women. At the same time, family and work responsibilities have created contradictions in the lives of women, generating a critical assessment and a redefinition of their social place in contemporary Chile. Chilean women's narratives suggest that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often obtained as a result of paid work, are important sources of gender identity. At the same time, motherhood and home-life remain strongholds of womanhood, particularly for working class women and the older cohorts. This work proposes that social class and lived historical context provide women with different resources that allow them to sift through cultural ideals that privilege neoliberal values regarding femininity. Ultimately, women's uneven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results in diverse women's dissimilar emphasis on motherhood, domesticity and work as sources of gender ident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gender, work, race and ethnicity. She is currently editing a book on domestic work in Latin America and developing a project on south-to-south migration. The author wishes to thank Margaret Power (IIT, Chicago) for her helpful comments on earlier drafts of this paper. Rosalba Todaro (CEM, Chile), and Maritsa Poros (CUNY), also provided insights and support.     

汉代妇女政策研究

汉代有关妇女的赋税政策规定妇女和男子一样承担各种赋税,这就使妇女的劳动贡献突破了家庭范围而直接面对国家,从而具备了获得社会性成人身份的一个根本条件。汉代法律还规定妇女享有财产继承权,这使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得到了体现。另外,汉代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颁布的诏令中,都有优待和维护妇女应得权益的措施,如:对女性的分封与赏赐;对孤寡老弱女性的物质优待;对女性囚犯的人道照顾;对"贞妇"的奖励。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统治者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从而在政策上保障了妇女获得较高的权益和地位。     

妇女NGO在贫困山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提升中的现状分析——基于甘肃省T县的调查

妇女NGO即妇女非政府组织。在贫困山区的农村,妇女NGO在提升已婚女性家庭地位方面所发挥的最大功效有:帮助已婚女性脱贫致富,提升了其经济地位;干预农村家庭暴力,给予已婚女性暂时的庇护。然而在贫困山区的农村,妇女NGO数量规模较小,活动频率低,组织类型结构单一,社会认知度不高,与网络型发展模式相距甚远。针对此现状,贫困山区的妇女NGO,在创建之初就应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明确自身的使命与工作重心,对未来的发展应有合理规划;加强政府与社会支持力度,使妇女NGO稳定发展且逐步走向普及。      

社会流动对亲属关系的影响分析：以北京市流动人口为例

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关注的主要是社会关系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很少有学者关注社会流动会对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何种影响。基于从外地到北京经商的30个成功家庭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研究表明，社会流动没有对亲属关系的亲密程度产生任何影响，流动者仍然与亲属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亲密程度没有变化并不意味着关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日益不平等，亲属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核心与边缘的分化。虽然父母的家庭地位因为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影响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流动者与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的关系变得明显不平等，出现了显著的权力分层。掌握更多资源的流动者在家族中逐渐占据了核心地位，而其他亲属则明显处于从属地位。     

浅议西汉妇女的地位

西汉时期已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随着西汉礼制的不断加强,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深刻影响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在家庭婚姻中处于被支配、被主宰的地位,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在政治生活中,社会不仅没有赋予她们独立的社会地位,而且剥夺了她们的政治权力,他们不能独立地、直接地参与政治事务,最多只能通过依附于丈夫或儿子对政局产生影响.     

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对王安忆《长恨歌》叙事立场的反思

王安忆《长恨歌》在铺写既日常又时尚的上海风情方面卓富才情,但在叙事立场方面却存在着价值缺憾。该文本在营构女性人物关系时,认同了以情色等级、世俗精明程度评定女性生命价值的世俗观念;在设置男女人物关系时,欣赏的是女人自愿为女奴的乖巧、势利;在品鉴日常生活情味时,表露出的是对女性身上的奴性只有体恤没有反思的态度。这样,《长恨歌》文本就确定了它认同女性女奴身份的文化立场,完成了它阉割女性主体性的文化作用。     

汉代女子的经济活动

在中国封建礼教的规定中 ,女子的活动范围仅以家庭为中心。长期以来 ,人们在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下 ,形成了一种传统的家庭社会性别观念———男主外 ,女主内 ,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模式。事实上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 ,在封建礼教形成的早期 ,男女的家庭社会性别观念还未深入人心 ,女子与男子一样还广泛地参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     

女性欲望与主体构建 ——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爵士乐》

在莫里森的小说《爵士乐》中,黑人女性发出了主体构建的欲望之声。小说展示了以维奥莱特为代表的黑人女性如何对抗男权话语压制,获得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充分契合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关于主体身份构建的观点：由女性欲望中的暴力因素驱动,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实现。莫里森关于黑人女性的身份书写冲破了白人和黑人男性为其界定的范式,具有浓重的后现代主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