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谢灵运诗情、景、理之圆融

在谢灵运诗中,"景"是"理"的感性显现,"理"是"景"的内在灵魂;"情"借"理"来抒发,"理"附"景"而默存;情景之间借"理"来沟通.情、景、理是三位一体、高度统一的,是一种圆融的状态.其中,悟理是核心,写景是凭借,抒情是目的.     

情、理、法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强调在法治社会,我们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应该挖掘其合理因素;分析了“情、理、法”三者的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建议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该合理地运用“情、理、法”。     

说叶燮"理、事、情"之"情"

叶燮“理、事、情”说三者的客观性似已成为定说,但笔者认为其中“情”的虚位性正是破解三者非客观性的关键。本文从叶燮对“情”规定性的重新解释,以“情”的虚位以待性,“情”在诗歌中的实现性,“情”在阅读中的延展性,围绕诗歌意象的特点,情境再造中意象的释放,来说明“情”的通向性和在诗歌审美创作活动中不同阶段的不同指向,因之,客观“理、事、情”之“情”与中国古代抒情言志主观之“情”的背离一说,也似应该重新考虑。     

古典戏曲文学的意境品赏

戏曲意境品赏是戏曲文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戏曲意境是"情、景、事"三者的统一,所以品赏抒情性意境离不开"事"、"景"、"情",又以品味意境为最终目的。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品赏戏曲意境,应侧重于引导他们品赏抒情性意境。通过品味,可以品出剧中人在特定场景中的特定心境,品出剧中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校正学生感受所得的粗浅印象,使之更接近作品形象的实际,还可以使作品之"景"、"情"与学生之情交融,使学生的感知不断趋于丰富、深入。     

狄更斯象征艺术的诗化效果

狄更斯的象征手法摇曳多姿,使其作品产生了诗的效果。贯穿性象征使作品所要表达的人性、人情内容实现了诗化;中心象征直射小说的主题,更加体现了诗的特质--依靠象征去追求蕴含性;场景象征如诗一般,寓意于境,达到情、理、景三者交融的境地;神话原型象征所产生的神话的诗的世界给人有众多的联想空间。     

论王维山水诗的美学意蕴

王维山水诗的美学意蕴,主要是主客体高度默契,诗情画意的有机统一。他的诗动静相衬,声色互通,讲究情中景与景中情的契合。在寄情山水田园中显示归隐心态,用悠闲之景写闲适心境,达到物我无间、身心俱忘的境界。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宋代司法审判的中庸理念及其方法

宋代司法审判的中庸理念及其方法可由《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录之判词得以确证,在据法援情而合于理的模式下,宋代司法官员对法、理、情三者圆融和谐的运用以实现结案息讼之目的。在这一模式下,法律是依据和底线,它是司法审判的“常经”,而情和理则是参照,它们是司法审判的“权变”,宋代的司法审判往往呈现出这样一种权不离经、经不离权,以经统权,以权补经的态势,在此态势之下,法、理、情三者各序其位而致中和,最终达到结案息讼之目的。这一模式凸显出中庸理念及其方法的法文化价值,可为今日中国构建法治社会所借鉴。     

论情景交融的美学本质及其审美特征

情景交融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优良传统,是颇有民族特色的一种诗学理论.情景,在抒情文学艺术中代表作品所蕴含的主客观两个方面.情,指作者的情感,它本属于主体,但作品中的情总是被客体化了的.我国古代文艺家所说的“景”的概念有广狭两义:狭义的“景”指自然景物;广义的“景”指艺术作品中的形象.例如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评曹植的诗《来日当大难》时说的“于景得景易”,前一个“景”指景物,后一个“景”则指诗中所构成的形象.本文所谓情景的“景”指前者.景,本属于客体,但在作品中景总是被主体化了     

谈中国花鸟画的寓情于景

王国维说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有两个重要方面:“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以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态度言。”(《文学小言》)这就说明了艺术创作是创作客体与创作主体相统一的过程。任何艺术作品都是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但是“情”往往是通过“景”来表现的,这艺术之“情”并非抽象表达,总要借助于一定的“景”来体现。否则,也就不称其为艺术。从艺术创作的过程来看,艺术家的思想感情在特定的条件下,受到某一客     

南宋景物主体性描写的篇章化与词境的另一洞天

在诗歌的发展进程中,人们先是对情与景的融合有了一定的理论认识,然后在创作实践中才转向作品内情与景的融合。而对作品内情与景融合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景物的工具化、对象化、主体化三个阶段以及三者与其他各种手法兼容并包的相应变化不断深化发展、逐步完善、最终才走向成熟的过程。情与景的交融又恰在于主客间的彼此交融,景物的主体化使诗词意境中的情景交融成为可能,并使诗词的意境达到空灵蕴藉的高度。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