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2004年,我们将在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故乡聊城,纪念20世纪我国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傅斯年先生。五四运动时,傅先生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表现了他那深厚的学养和卓越的领导、组织才能。当时他所主编的《新潮》杂志,蔚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该刊的刊名外文做Renaissance(文艺复兴),正好象征五四运动的巨大历史意义。它正式揭开了我国由传统从此大踏步而又不可逆转地进入近代化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序幕,其历史意义恰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傅斯年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五四运动中一个极为响亮的…     

史学漫谈

<正> 我是三十年代北大的学生。我们的老师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先秦史的,如顾颉刚、钱穆、傅斯年、胡适、徐中舒、唐兰等先生,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当时,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傅斯年讲中国古代文学史,顾颉刚讲《尚书》,唐兰讲古文字学,钱穆讲先秦诸子系年。顾先生讲《尚书》研究,讲《尧典》时,一字一句的讲,一年只讲一篇《尧典》,但每个问题都有深入研究。五十年过去了,我至今都还记得。顾先生口才不好,但教学方法好,带出了许多名家。顾先生教课,总是出练习题,做好后印出     

略论傅斯年先生的学术贡献

“他的记忆力最强,同时理解力和判断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的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集中人世许多难得的才性于一身.”这被胡适先生盛赞的“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 (一) 傅斯年字孟真,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县的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于一九一三年夏考取北京大学预科,入偏重文史的乙部,与沈雁冰(茅盾)     

学界荐书

王汎森著:《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出版。本书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先生的近著。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教育史乃至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但是大陆对他的思想、学术进行深入探讨的专著至今尚嫌薄弱。王先生的这本书恰好能弥补这一遗憾。此书将傅斯年(1895-1950)置放于1896到1950年间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描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复杂动荡的时代,在多种两难选择(左派与右派、激进与保守等)的尴尬困境中"一团矛盾"的存在样态。     

傅斯年的语言观及其当代意义

傅斯年作为一名激进先锋的现代知识分子,其语言思想包含两个方面:语言是工具,好用就行;语言同时也是民族文化资源,需保存记录并加以研究.傅斯年的语言观是合乎时代思潮的,它的当代意义就是启发我们要联系实际不断更新语言观.文章还澄清了历史语境下有关傅斯年的一些误解,指出他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还原傅斯年的本真面目.     

我的导师张政烺

张政烺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便已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力,得到傅斯年先生的赏识。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史语所,管理图书的工作为张先生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并最终使他成为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张政烺先生一生从事古文字研究,在甲骨文、金文、陶文、战国文字、简帛等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尤其震惊学界的是他破解了古文字中的奇字,开创了数字卦的研究。张政烺先生道德学问兼而有之,他奖掖后辈、扶持学子的精神,令几代学人都铭记不忘。     

论傅斯年的史学方法与网络史料考证

现代史学家傅斯年所提出的重视史料以及处理史料的比较与互证方法,具有代表性。傅斯年的史学理论尤其是他的史学方法论,在网络史学时代仍然具有适用性。把傅斯年的史学方法应用于网络史料的比较互证与解读上,并进行新的解读,可以为网络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尝试。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的大民族观及其历史价值

傅斯年作为民国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民族观。其民族观不仅着眼于抗日,而且对中国国族的定位在符合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与趋向的同时,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理论颇多契合。傅斯年的民族观对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现代中国民族思想体系的建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国族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来审视傅斯年的民族观,将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傅斯年民族观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简论傅斯年对“清代学问”的贡献

傅斯年一生广泛涉猎众多学科,学贯中西,在学术上建树颇多。于清学史方面,傅斯年尽管研究相对薄弱,但也不能否认其贡献。傅斯年对于内阁大库及军机处档案的收购与整理,其意义是巨大的。另外,傅斯年于1919年4月1日在《新潮》杂志发表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一文,不仅为初学者提供了入门的正确途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研究清学者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这些方法于今日仍具有重要价值,值得我们借鉴。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分析

近代史学大师傅斯年以客观实证为其史学思想的核心。但傅斯年所倡导的治学理念本身及其与治学路向之间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既有其学术思想执著的追求因素,也与其时代冲突影响和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有关。故应辩证地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注意充分吸取其合理成分。唯有这样,才是我们对待傅斯年学术思想的正确态度。本文将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及其根源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其史学思想矛盾性的现实启示和局限性予以简要陈述。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五四时代的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先生

<正> 我对五四运动没有专门研究,不打算全面、概括地讨论五四运动。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我只想从一个侧面,从一些小的、具体的、我所熟悉的方面来谈谈五四时代的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先生,不作全面评价。胡适先生是大家所熟悉的。博斯年、顾颉刚二位先生是他的学生,我的老师。我在上大学时,他们在北大教书,我听过他们的很多课,是他们的直接学生。当时,胡适先     

《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评介

《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评介王林傅斯年是五四时期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碰撞中造就的一位著名学者，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他在大陆默默无闻，在台港也一直没有系统全面评述其人的评传问世，岳玉玺、李泉、马亮宽所著《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     

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 --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本文以台北史语所和近史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陈寅恪名字的读法和他与老友、史语所上司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这些信件显示,陈寅恪在国外求学时,一直用标准发音拼写他的名字.另外,他与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也曾有一度十分紧张.这一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陈寅恪1949年决定去留大陆的一个因素.     

杨向奎先生

杨向奎先生，字拱辰，1911年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先生于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上系，毕业后不久，遭遇"七·七"抗日事变发生，经由长沙展转子兰州甘肃师院和西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1946年受聘至青岛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青岛解放后，改任新成立的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长等职。1956年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先生在北大历山系学习时，最早选修厂顾颉刚先生开设的《尚书研究》课程，开始步入厂研究经学和中国先秦立、古代地理学的治学道路、随后又受傅斯年先生的影响扩人厂研究领域。1993年，傅先生在课堂上宣讲《夷夏东西说》时，发…     

回眸"五四"九十年——许倬云教授访谈录

编者的话: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海内外许多学者均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纪念的追思.对于海外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而言,五四运动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的老师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傅斯年,而他也得到过五四运动发起者之一胡适先生的关心和爱护.日前,就五四运动的价值、意义、遗产,以及"五四"未竟事业的实践等问题,新京报记者张弘专访了许倬云教授.     

回眸“五四”九十年——许倬云教授访谈录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海内外许多学者均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纪念的追思。对于海外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而言,五四运动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的老师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傅斯年,而他也得到过五四运动发起者之一胡适先生的关心和爱护。日前。就五四运动的价值、意义、遗产,以及“五四”未竞事业的实践等问题,新京报记者张弘专访了许倬云教授。     

傅斯年与齐鲁文化研究

傅斯年先生是齐鲁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提出了几乎涵盖齐鲁文化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齐鲁文化渊源的研究、对齐鲁学派的评析、齐鲁文献的考证以及齐鲁文化历史地位的评估等。他不仅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而且提出了比较科学的思路和方法,这些都给后来的齐鲁文化研究者以重要的启迪和借鉴。     

司法档案、史料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以傅斯年“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的略述

近年来司法档案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中国法律史研究之中。围绕这种新近为学界关注的研究对象,出现了一批卓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本文以傅斯年先生的"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试图梳理并重新解读了司法档案使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为准确、科学且充分地发掘司法档案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一些理论探讨。     

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抗战前夕，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国史主研领域的确定、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请辞及对双方史学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发生龃龉，两人关系有所失谐。抗战初期，陈寅恪曾受聘牛津大学汉学讲席，由于中英关系的波折，不仅赴英未果，而且滞留港大。虽然傅斯年对陈寅恪此举略有微词，但日军侵港后，他仍积极斡旋，使陈寅恪得以离港内渡。然而，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由于身体及资金等因无法按期入川。对此，傅斯年颇表不满。抗战后期，陈寅恪病眼燕大，仍由傅斯年出面沟通上下，筹措资金，但结果难如所期，陈寅恪左眼全废的命运无法避免，两人关系再次投下阴影。抗战胜利后，陈寅恪由英返国，没有留在南京史语所，而是北上清华。由此，两人关系日渐疏离。结果，陈寅恪南下岭表初期，虽有赴台之想，却避开傅斯年而联络他途。此举象征着两人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虽然如此，陈寅恪对傅斯年猝死台岛还是颇有遗憾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