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电影是什么？——一次媒介考古学的考察

晚近十年以来的立体电影复兴，使电影的立体化制作成为一种潮流，但是与电影史上历次的短暂热潮一样，立体电影依旧没能建构起自身身份的合法性。在媒介考古学方法的指引下，可以发现，在“前电影”时期立体视觉就已经开始了活动影像的尝试，但诸多原因使得第三维度的视觉体验始终没能正式地介入电影演化的进程。在叙事电影再次走向终结的数字时代，立体影像与其所带来的吸引力、触感知觉与惊颤体验或许是其生成自身语言特质的重要指示，立体电影也将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演化中的电影语言的新维度。     

元电影的悖论

电影中的互文、戏中戏、越界和自我暴露都暗含某种程度的自反性,这种自反性体现在对电影框架的自反。然而,互文、戏中戏、越界和自我暴露这些手段只是生成元电影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些“元化”手段事实上共同指向观众的感知力。从感知力来观照元电影,可以将元电影分为两类： “内自反”元电影和“外自反”元电影。“内自反”元电影不一定能够实现“外自反”元电影的“元化”效果,究其缘由在于“内自反”元电影中的“自我指涉”往往容易陷落为“异他指涉”。元电影的悖论之结在于主体的盲点抑或是自反性的盲点。只有进入元层次,从外部者的视角观照自身,自身才能被全面曝光而无盲点。而优秀的元电影当处在自我指涉与异他指涉的张力之间。     

电影美学

电影仅有八十多年的历史,本世纪初才成为一门艺术,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才有人开始从理论上加以探讨。至于电影美学成为一门学科,主要是在五、六十年代之后。 电影美学是研究电影艺术基本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国外电影理论界争论较多,有的人认为电影美学就是“电影特性学”,甚至于是“电影语言学”。也有人认为,电影语言不仅是     

广东电影文学创作新论

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十分悠久。中国影坛上很早就有了“文学电影”的说法①。一般认为,这类影片深受文学影响,描写细腻且富有社会意义。因此直到今天,影坛仍流传着所谓“诗电影”、“散文电影”、“小说电影”的说法,可见文学对电影的影响之深,早已经将其体裁结构和表现手法,潜移默化于电影文本之中。然而,文学电影并不等于“电影文学”,电影艺术是融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摄影等艺术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而不是以文学语言的单一形式叙事的文本。把文学等同于电影,或把电影等同于文学,都是不适宜的。当然,文学与电影在美学意义上是…     

新世纪美国电影技术悖论现象溯源

自20世纪末以降“后技术时代”肇始,美国技术电影渐次呈现自我悖反的发展范式：一方面不断推进“技术化”,“前置”创新技术,追求观影体验“陌生化”;另一方面影片所操持的“意识形态腹术语”表面看来歧义丛生,撕碎暗箱秘密咬合的齿轮,便可窥见电影文本所呈现的诸多症候性因素赫然指向“技术异化”甚或“反技术”。技术作为美国电影“常数”在新世纪萦绕的“二项对立式”———崇拜和否定,是美国技术电影形式和内容在新时期遭遇之新倾向。在观影体验“陌生化”和电影“文学性”诉求的互交中发轫的美国电影技术悖论现象,是美国技术电影形式和内容动态自洽之产物,也是其实践对当代性进行影像书写的客观存在。     

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张恨水

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电影批评,已经成为重写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鸳鸯蝴蝶派”在电影批评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当前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上海的代表人物周瘦鹃等,而对于北京的代表人物张恨水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避免电影批评史狭隘地限定在“上海电影批评史”范畴内,有必要深入研究张恨水的电影批评。尽管张恨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通俗文学作家,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电影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较少涉及他的电影批评。通过对他的电影批评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张恨水并非电影的“门外汉”,而是在社会功能、艺术表现、技术制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拥有深刻的见解。张恨水的电影批评是“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思维、视角和意识等方面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突显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多元共生和丰富繁荣,表明中国电影并非单一受益于某一思想的影响;相反,它是在不同观点和审美标准相互平衡和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对张恨水的电影批评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打破以上海为中心的传统电影史书写框架,重新解读“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文化价值,为理解早期中国电影生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新的视角。     

电影的文学性和电影文学的特征

列宁说过:“对于我们来说,一切艺术部门中最重要的便是电影”。随着普通高校电影课程或者电影讲座课、专题课的开设,电影理论研究已从专业电影理论工作者扩大到文艺理论的各部门、渗透到中文专业各学科领域。电影的飞速发展与日趋成熟,早已打破了陈旧的文学艺术分类法,它以独立的一个类别立于文学艺术的姊妹群中。因此,在文学写作中,电影文学写作也是独立的一支,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     

“少数民族电影”命题及建构

“少数民族电影”命题包含了世界电影、民族电影及少数民族电影的自我定位,也隐含了少数民族电影在当今电影产业结构中的边缘存在,及其自我表述的立足点,它是电影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须借助“深描”式的电影作品和不断积淀、创新的理论分析系统来持续建构,以获得世界和社会的普遍认同,从而彰显出其揭示具象的、多样的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现象学对电影创作的启示

现象学原理与电影创作的原理是“同构”的 ,二者具有天然的“亲和力” ,电影一直在寻找根本的哲学理念 ,现象学也需要通俗方式深入大众。本文仅就现象学对电影之“再造”功能、意义给予问题 ,及现象学对电影学从经验状态方法上走向理论状态的启示 ,提出尝试性的看法     

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文化困窘中的电影美学

文化困窘中的电影美学李建东电影，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走到一个进退维谷的困窘境地。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电影已从昔日“皇帝的女儿”降到今日“大众的奴婢”的地位，中国的电影业到了重新审视自身、抉择出路的时候。当爱迪生在他的实验室里捣那个后来被人们叫做电影的玩...     

尚未终结的电影──“第五代”瞻前顾后

作为一门艺术,它的成熟和发展的标志是形成一定的风格和出现一定的流派,而以往的电影批评家却忽略了这一点。尽管“第五代”这个命名有它不妥贴的地方,但近年来被人们作为一个电影流派来谈论,无疑是中国电影的幸事。“第五代”作为前卫电影流派,以陈凯歌、张艺谋为龙头,在电影传统叙事模式,镜头技法,画面构图等方面都有颠覆和再立的意义。就个人而言,我更愿意把这个导演群体创作的电影称为“造型电影”,而不是“第五代”。尽管如此,我仍沿用目下约定俗成的称法叫“第五代”。应该提出的是批评不能简单地以历时的“代”来界定一个…     

百年之际的中国电影现象透视

百年之际的中国电影现象,折射出的是多重社会文化因素的深入变迁。其中,张艺谋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段始终具有相当的“示范”作用和社会蕴涵。以《英雄》肇始的古装大制作武侠影片则是一个进军“国际路线”的典型范例,同时体现出影响中国电影工业机制与文化接受的复杂动因。而在这一令人瞩目的电影“飞地”周边,则是“新主流电影模式”和政治主旋律电影的日趋成熟。     

借鉴与融汇──初论电影的非独特审美元素

电影对“它种艺术”的借鉴与融汇：（一）电影与戏剧。电影的“看”是戏剧的“看”的延伸与发展．电影借鉴了戏剧的“冲突”性因素。（二）电影与小说。在语言、动作和冲突形式（叙述形态）上，电影与小说的关系较为密切。     

电影《定军山》新探

《定军山》的诞生,具有丰厚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与现实指向,对它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目前学界所示的中国电影（戏曲片）滥觞的具体的感性描摹。《定军山》的诞生,有其艺术发展规律和文化传播规律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艺术雅俗转换机制与京剧的兴衰历程、电影的艺术本性及特定时代和文化景观诸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定军山》的诞生,不仅是电影的中国本土化的特殊范本,更是中国电影的民族化的已然“存在”——奠定了中国独有的“影戏”传统,包含了迄今为止中国电影的全部遗传基因和文化代码,不仅指涉到新时期“电影与戏剧离婚”等电影观念的大讨论,也为新世纪以来的国产大片提供了历史的镜鉴与启迪。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影戏、吸引力电影与公共空间

中国电影发轫早期侯耀等文人即提出了“影戏”这一概念,意图将电影这一新媒介在地化。这种“影戏认知”揭示了早期中国电影人及受众对于电影的理解方式,也即将电影与杂耍、书写、阅读并置于纠缠了现代性与传统的复杂话语网络之中。基于此,对于早期中国观众而言,电影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影像奇观,更超越了画面本身,而与阅读、收藏、书写等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同时,早期电影人也试图凸显电影的社会功能,以此来规训这一新媒介。影戏认知所揭示的正是在20世纪早期中国文人面对现代性焦虑这一问题所给予的想象性解决方案。20世纪对“现代”的追索过程中,电影成为了对现代性进行想象,并进而间接地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现代化的有力媒介,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及其电影实践正建构在这样的认知和历史环境之下。左翼电影延续并强化了电影与书写、阅读、叙事的密切联系,同时经由对“看”与“读”的重要性的解读和调整,描绘了左翼人士对于中国何以借由电影触及现代以及对现代性的想象。在这一过程中,借由软硬电影论争和丰富多样的电影实践,中国知识分子在电影领域开辟了一个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为针对于中国的现代、现代性道路之一问题的多元异质性话语留存了空间,进而使得左翼的民族主义思想推广到电影实践,促成了民族电影影响力的扩展。     

论电影受众的窥视审美体验

精神分析学电影理论对影像的理解是电影艺术研究逐渐由客体影像研究向主体受众研究转变的过程,其对电影受众的窥视审美体验的重视是一种辩证的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精神分析学电影理论将银幕隐喻为“镜子”阐释了电影受众窥视审美体验的发生机制,而其对电影——“梦”的理解更成为电影受众窥视审美体验发生的关键。电影受众窥视审美体验的发生是受众以窥视为心理基础,以认同为心理机制的重要观影心理活动。     

视域互动模式——论电影美学的一种路径

电影包含着许多“不确定点”、“空白”和“隐形的联结环节”,正是它们激发了观者创造性的理解力,使电影产生一种活力性或张力,召唤观者介入到电影所叙述的故事中去,去发挥自己阐释和想象的自由。视域互动模式的核心范畴是“游移视域”。电影的理想路径应该是一种视域互动模式。     

浅析张艺谋电影中的民俗问题

张艺谋电影中民俗问题是长期受关注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它有迎合西方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同样也给我们带来审美感受，本文试着在具体的“颠轿”和“大红灯笼”的叙述中，说明张艺谋“民俗”电影的艺术价值。     

脸谱: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切入符号

脸谱是中国戏曲文化的独特创造。脸谱既有与面具相通的面具性,又具有区别于面具性的脸谱性。在中国当下以“脸谱”为切入符号的民族电影中,出现三种脸谱的演绎类型:由脸谱所承载的中国戏曲文化切入,脸谱的能指与所指统一于现实中的人,脸谱性融合于面具性。民族化的脸谱电影虽然以“脸谱性”吸引观众的视点,但民族电影真正震撼人心的不是民族文化的“脸谱性”,而是电影叙事的“面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