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人口只能主要靠行政手段调控吗?——基于区域人口承载力研究

中国的大城市,大多数患上了城市病且日趋严重。这些城市是"人满为患"吗?只能靠行政手段调控人口吗?本文从区域人口承载力研究入手回答了这些问题,认为人口承载力的传统研究结论与现实情况屡屡相悖的原因在于对人口承载力的影响因素出现误判,提出只有经济因素才是区域人口承载力的直接影响因素,其他因素作为经济因素的成本要素间接影响着区域人口承载力,然后基于生产函数将这一观点进行了数理表达并代入北京的数据进行了论证。以这些分析为据,认为主要用行政手段调控人口是不合理的,中国大城市的城市病的直接成因不是人满为患而是"人挤为患"的情况下政策失当,正确的调控方法应该是以业控人、合理布局。     

税收杠杆与人口调控

我国人口控制正处在一个机制转换时期:一方面,原来行之有效的行政约束机制首先在农村遇到严峻挑战,而且随着城市住房、就业、户籍等方面改革的深入,可以预料其对城市人口生育行为的约束力也会下降;另一方面,新的约束机制还远未建立,作为目前重要调控方式的经济奖罚措施尚不完善,效果欠佳。探寻新的调控方式已成为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     

江苏城市人口增长方式的实证研究

在城市化实践中,我国政府一直坚持控制大城市规模的主张,但理论和实践证明“规模政策”有明显的不足和缺陷。本文以江苏省4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回归分析方法、绘制人口洛伦兹曲线实证研究了江苏省城市人口增长的方式。由此,得出结论:江苏省40个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与其初始人口数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城市人口增长属于收敛式的增长方式。     

人口硬性控制试析

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超过“适度人口”界限的时候,国家通过制定有关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法律制度和各种限制生育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措施等,降低人口生育率,控制人口规模,这就是人口硬性控制。 人口硬性控制是与软性控制相对而言的,和强制并非同一涵意,它是一种暂时的、权宜性的人口增长控制方式,其目的在于减缓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资源和生态环     

城市人口规模调控政策的回顾与反思--以北京市为例

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对建国50年来城乡分治的"人口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本文通过回顾中国户籍制度下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制度变迁,以北京为例反思传统路径依赖下社会政策对城市流动人口区别对待产生的诸多问题,从建立和谐社会的角度,提出政府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     

上海市人口调控政策的评价研究

一直以来,控制人口是上海市城市管理的目标之一,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市逐渐形成“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三管齐下的调控手段。本文通过对历年上海市人口调控政策进行梳理,总结各阶段人口调控的特点,从人口管理、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等方面对人口调控政策进行综合评价,找出当前人口调控政策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提出完善人口调控政策的路径。     

国际大都市与北京市人口疏解政策评述及借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进入了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的时期,带来了道路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加重、资源过度消耗等一系列城市问题。本文总结了东京、首尔、香港、纽约和巴黎等国际大都市人口疏导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产业转移带动人口转移;快速交通建设扩大人口分布和职业通勤范围;卫星城、次中心城区的住宅规划吸纳人口;公共资源分配向郊区倾斜,完善配套基础设施;防止低效益的传统第三产业过度膨胀。北京市现有的人口疏解政策可以分为产业调控类、资源调节类、驱出限入类和行政协商类,各有优势和劣势。在经济结构转型的战略背景下,北京市人口调控需要一个包括产业规划、建设规划、人口管理和政府推动的综合人口调控体系。     

我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的量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国内关于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的研究已有多年,但是这方面的政策量化分析还比较缺乏。以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概念框架和指标体系,并收集和筛选北京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涉及人口调控的相关政策文件,综合采用文献统计法和文本分析法,对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的总强度及演变规律、政策手段和措施的转变及特征等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强度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表现为明显的五阶段特征;人口调控政策发布的主体层次多元化且层级有所下移,基层调控的力度明显增大;人口调控政策手段已经基本摆脱依靠直接的行政管控措施为主,进入以间接手段为主、多手段并存的新阶段;人口调控措施从过去“以证控人”为主转变成“以业控人”为主,并表现为多措并举的新调控模式。最后,针对上述研究发现,得到一系列的政策启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80年代我国人口控制示范模式的特点及其对90年代人口控制的影响

1991年我国生育率陡然下降,使熟悉以往我国人口控制形势的同志,不同程度地感到突然。90年代我国人口控制的目的,从当前中央的即定方针看,是将当前先进地区人口控制模式放大,推进到后进地区,而主要手段是以“一票否决权”方式加强行政管理力量。先进地区模式向外的这种“扩张”,     

完善市、镇建制标准,统一城乡人口划分口径

城市人口及乡村人口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以及职业、文化程度等,都有很大不同,政府的各项工作,都需要对城市和乡村有所区别。因此,完善市、镇建制,正确划分城乡人口,求得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城乡人口数字,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的各项行政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现就这两项工作,提出下列一些意见:     

试论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

一关于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问题,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城市的计划生育工作比较好搞,控制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困难不大,而限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已经有了不少经验并取得很大成就;于是最困难的就是在抓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还要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剩余人口寻找出路,从而便得出“离土不离乡”的要求,和发展农村集镇的问题。     

我国城市人口分布及城市基础设施限制

我国城市人口分布是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复杂结构现象。城市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要求城市人口分布结构上趋于合理。合理分布不等于平均分布。事实上,很难要求各级别城市、各地区城市的人口分布在结构上完全达到齐头并进和同步化。我国现阶段城市人口分布上的差别大是结构动态过程的一大特点。它反映客观因素的多方制约和过程的规律。本文特别提及我国城市人口分布受城市基础设施的一定程度限制。 按《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人口的统计有两个口径。其一是城市市区人口;其二是城市地区人口,包括市区和所属农村的人口。本文所讨论的城市人口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包括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现阶段,我国城市市区的农业人口要比非农业人口多。1993年,全国城市市区年未总人口为43071.44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只有17709.46万     

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将集聚理论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研究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人口集聚通过个人收入、职业匹配与公共服务等集聚收益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工作压力、城市房价与交通拥堵等集聚成本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人口集聚仍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二，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户籍劳动者、高教育水平劳动者与体制内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提升更大；相比人口高度集聚城市，人口中度集聚城市的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三，基于集聚经济理论“空间发展钟形曲线”，都市圈空间不平等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集聚阶段或分散阶段。相比经济一体化分散阶段的都市圈，处于集聚阶段的都市圈，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     

城市规模成长经济的边际分析

城市人口规模的成长经济效益,与城市的人口规模本身所处阶段有关,与人口规模成长的速度有关。城市人口规模成长的经济效益由城市的自组织能力的增长速度与人口规模成长速度的相对关系即缺口决定。城市人口规模的成长经济效益,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城市与区域的不一致性,即对城市来说出现了成长不经济,但对区域来说却存在成长经济。     

人口普查数据与行政统计数据偏离现象研究——以中国四大城市为例

人口统计数据是政策制定与规划编制的基础，但中国来自不同渠道的人口统计数据之间却存在明显的差异，而针对这类差异的纵向特征、形成原因与对策建议的研究相对不足，且缺少区域性视角。借助地方政府历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年鉴》等来源资料，梳理了2000—2020年间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的人口统计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增长速度”和“行政统计偏差率”指标，对四大城市历年人口普查数据与行政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四大城市行政统计人口值变动存在明显的非连续性，每逢人口普查年，人口会“突生性”地增长，远远高于相邻非人口普查年份的人口增长速度。四大城市行政统计人口值常年小于人口普查修正值，存在系统性低估。非人口普查年份期间，行政统计值每年都会“遗漏”部分人口，累积形成“数量缺口”,而每逢人口普查年，行政统计值便以普查值为准进行纠偏，“一次性修正”前9年中累积的“遗漏人口”。由此勾勒出人口行政统计“系统性遗漏”的偏离曲线，揭示了人口普查与行政统计之间的偏离怪象，并对其形成原因加以分析。基于此，建议从三方面应对人口行政统计的系统性偏差：一是转变人口控制的政策理念与实践，重新审视由系统...     

人口城市化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

人口均衡发展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确是需要进行理论讨论、百家争鸣,形成社会共识的一个新理念。文章从中国人口大流动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关系切入,提出如何实现几亿农民工以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城市化;如何迎接未来几亿农村人口快速进入城镇就业、生活,并保持人口与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城市政府面临的艰巨考验。文章分析北京市控制外来人口规模屡屡受挫的困惑,论述了转变城市人口发展理念的意义。主张城市政府应从被动的人口规模控制转向主动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发展目标,转向积极的社会制度创新,正视新移民存在的客观事实,突破城市建设、管理以本地户籍人口为规划依据的思维定式,实施一元化人口管理,进而从客观上实现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可操作性、实效性,实现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均衡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与调整产权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已由服从行政指令逐步转向更多地靠利益或财产权利（产权）关系调整。本文借鉴西方有关理论，分析了人力财产权利、人口增长的外部效应、生育权利的保障与限制。笔者认为，计划生育“三结合”的核心主要是少生与快富相结合，这可以把多生权利限制融入到快富权利获得之中，较好地达到控制人口增长与调整产权关系的目的     

主体功能区人口承载能力研究

从人口承载能力水平看,限制开发区、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总体呈现承载能力梯次降低的格局。无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还是限制开发区人口承载能力满意程度出现了一定分化,人口的不平衡分布在不同开发区之间,以及开发区内部都得以显现。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引导人口向郊区流动,是京沪穗深等一线城市比较现实的政策取向。其他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应提高人口承载的短板,限制开发区要加大财政投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鼓励人口向宜居地区流动。     

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机制,建立了一个城市体系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基于Zipf法则构建了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计量模型,然后采用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经济政策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分布。     

特大城市如何调控人口规模?

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我国的大城市发展迅速,特大城市①从1997年的34个增长到2007年的63个。近年来,某些特大城市显现出来的一系列交通拥堵、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公共服务失衡等城市问题,引发了各方热议。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如何调控?如何管理,越来越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以往在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优先发展小城镇方面一直存在着分歧,对城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