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丁伐鬼方进军路线及其他

武丁时代的殷商王朝,“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诗经·玄鸟》).这都是武丁举贤任能、用兵四方的结果。《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二年乃克。”可见抵御外族入侵是武丁继位之后殷商王朝的燃眉之急,而征伐鬼方则是当时相当艰巨持久的一个大战役。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一战役的具体情况,人们久已不得其详。本文根据各方面的有关资料.试将武丁伐鬼方的进军路线以及其他有关事项考索如下。     

“多子”、“多生”与殷商社会结构

通过人类学研究成果来分析古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多子”与“百姓”的结构特征及其关系,可知殷商在武丁以前大体上是部落联盟社会;武丁及其以后的殷商则是酋邦社会。“多子”即“里居君子”,亦即“王人”,是殷商社会王部落中的众氏族、氏族长;“多生”即“百生”,亦即“百姓”,是殷商的其他众部落及其首领。     

日月食卜辞的证认与殷商年代

商王武丁时期 ,依癸未夕—甲午夕—壬申夕—己未夕皿庚申—乙酉夕排序的宾组 5次纪日月食卜辞 ,是目前已知的殷商时期可据以天文定年的最确凿材料。参以历组卜辞“癸酉贞日月 (夕 )又食”的纪录 ,推定武丁在位的大致年代应为公元前 12 5 0年至前 1192年 ,而武王伐纣的年代应在公元前 10 5 0年至前 10 2 0年的范围之内。本文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之一 ,主要结论已于 1998年 12月 15日在全国政协举办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会”上宣布 ,并摘要发表于《文物》 1999年第 3期     

商代武丁长寿原因探析

商代第二十三代王武丁不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还是一位长寿者。据《尚书》、《竹书纪年》、《帝王世纪》、《通鉴前编》等书记载,武丁在位59年。《熹平石经》称“肆高宗之享国百年”。《汉书·五行志》记载“高宗致百年之寿”。《论衡·气寿》则作“高宗享国百年。”高宗享国百年也就是武丁享年百岁。武丁不一定真正活到一百岁,但他韵长寿是可以肯定的。武丁的父亲小乙继位时他已成年,曾命他去民间考察,那时他已20岁左右,小乙在位约21年。这样算来,武丁即位时30多岁是合情理的。加上他在位59年,武丁很可能活到90多岁。三千多年前的帝王有如此长寿实属不易。从秦始皇至溥仪,生卒年可查的帝王有189位,平均寿命仅40岁。70岁以上的有10位,约占5％。80岁以     

中国叙事传统溯源--占卜与商周时代的卜辞、卦爻辞

当人类拥有了语言,人类就开始了口头叙事;当文字出现后、发展到一定时期,人类就有了早期的文本叙事。这里所谓的“叙事”即“有秩序的记述”。中国文字最早的“有秩序的记述”应该算是与占卜有关的殷商甲骨卜辞和周代《易经》中的卦爻辞。本文论述了卜辞、卦爻辞产生的背景:原始思维与占卜活动;卜辞、卦爻辞中具有的叙事因素;卜辞、卦爻辞体系的形成对后代叙事在整体性、隐喻性、趋利避害的指导性三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海“易经文化讨论会”简述

由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和院科研处召开的首届“易经文化讨论会”于1989年8月31日在上海社科院举行。 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王淼洋首先谈到,当前国际上的“易经热”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在西方,哲学家对易经热诚关注,自然科学家们对《易经》研究的反应似乎更强烈,几乎造成了这样一种学术态势,现代自然科学研究路     

略谈《易经》对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

据《史记·艺文志》记载:《易经》成书于我国殷周之际。《易经》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古代战争、祭祀、生产、婚姻和家庭生育等情况。《易经》中包含了不少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它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易经》的阴阳哲学系统对古代的家庭、伦理和人们的生育观念产生过重要影响。由于《易经》是殷商奴隶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产物,因此其思想刻有比较原始、低级甚至神学的烙印,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数千年来对中国家庭生育观念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关于文明之我见

文明之说,渊源流长。我国较早的记载恐怕是《易经》上所记载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见《易经·乾第一》)。一直到近代的国内外思想家们也都从不同角度有所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对文明作出了科学的阐述。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对美国摩尔根人类社会分期作了肯定的评价,指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这是我们研究的科学依据。我们知道,自人     

试论商王武丁

周成王即位,周公旦恐怕他有所淫逸,特地作了一篇“以诫成王”的文章,这就是今、古文《尚书》中都有的《无逸篇》周公旦在文中总结了商王朝统治的经验教训,曾把商王高宗武丁作为正面典型要周成王效法、学习。《无逸》对我们研究武丁很重要,现将有关部分转录于后: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 周公这里讲的高宗就是商王武丁,他是盘庚之弟小乙的儿子。     

《商颂》难句试释(一)

《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史家多以为此句说的是契孙相土建立烈烈功绩,势力发展到了海外。但此说却是很有问题的。先商时期殷的势力在林立的方国部落中并不强大,一直到晚商的武丁时期才“肇城彼四海”(《商颂·玄鸟》)将势力扩展到四海之内。若说相土时即到达海外,实在是悖于史实的。因此,有的史家就以“宅殷土芒芒”为例说“相土烈烈”的相土可能不是契孙相土,而当是     

关于《诗经》的用历与《诗经》的断代问题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历代注家大多认为她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作品.但也有不少学者,如汉代的《毛诗》学派,宋代的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经集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代诗集传》),清代的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姚际恒(《诗经通论·商颂》)、方玉润(《诗经原始 》)、吴闿生(《诗义会通》)、王夫之以及当今的杨公骥、李松如、刘毓庆(《商诗非宋人作考》)、陈子展(《诗经直解》)、张启成(《论商颂为商诗》)、梅显懋(《商颂作年之我见》)、常教(《商颂作予殷商述考》)、黄挺(《诗·商颂作年作者的再探讨》)、赵明(《殷商旧歌商颂论述》)、程俊英(《诗经详注》)等人认为:《诗经》绝不全是西周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其中也有殷商时代的东西,如《商颂》便是.近年张松如先生著《商颂研究》(1995年6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系统地对《商颂》进行了绎释和考证.张松如先生指出:“所谓商颂,就是殷商的颂歌.”是“殷商奴隶主贵族祭祖其先公先王时所歌唱的.其制作年代不可译考,或非出于一时,盖当殷商晚期,在武丁之子若孙从祖庚祖甲到康了武乙及其以后,直到帝辛朝.”     

《商书·高宗彤日》的写成时期

《尚书·商书》中的《高宗肜日》篇,是殷王祖庚肜祭他的父亲高宗武丁的时候,发生雉鸟鸣叫的事,引起了殷王的恐惧,生怕上帝有什么事要责罚他,另一王室大贵族祖己就对祖庚讲了一段诫勉的话,史臣记录下来,就成了本篇。这是仅存的商代文献孑遗五篇中的一篇,是对商史研究较为重要的一篇。去年我向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提交了《谈<高宗肜日>》一文,谈到了有关它的下列几个问题:(一)商代确有这样的文献传下来;(二)高宗就是殷王武丁,“高宗肜日”是祖庚对武丁宗庙的肜日之祭;(三)祖己就是武丁儿子孝己;(四)对鸣雉的畏惧,是由于他们宗教迷信观点的强烈     

曾国藩的用人之道

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孙丽萍古人有言，为政之道不外得人治事二端。得人包含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易经》讲：“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北宋司马光探索历代兴衰成败，功绩卓著，他说：“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     

《周易》中的组织情势学发微

自古以来,《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学古而未老、博大精深。 众所周知,《易经》最基本的概念是阴阳。古人通过观物取象产生了8卦图。而8卦之用则可“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对于《易经》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主要从组织管理学的角度试图对《易经》进行发微式研究。 一、组织情境8势论 根据《易经》8卦的特点,它在组织情势的分类就推演出8种势态: 乾势为天势:“乾:元亨利贞。”《文言》中进一步论述道:“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处于乾势的组织政通人和,拥有天     

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原则

《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发表邸乘光先生如题文章。作者从人民当家作主思想的提出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原则的客观必然性,人民当家作主原则的体现和特点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在谈到第一点时,作者追溯到了西周时代的“民主”概念。在阐述马列主义对“民主”概念的理解时认为,“民主”的本意即体现多数人的权力、多数人的政权,多数人的统治。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本经验时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在谈到第二点时,作者认     

莱布尼茨、黑格尔和《易经》符号系统

莱布尼茨、黑格尔和《易经》符号系统何建南中国古代智慧宝典《周易》一书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易经》包括六十四卦卦象（可称“符号系统”）和六十四卦卦名、卦辞、互辞（可称“文字系统”）。《易传》（即“十翼”）则是最古老也是有权威的解易著作。在易...     

试论唐甄用人之道

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时代风火,“连蹇不遇”的一生烟云,镕铸了唐甄思想,“潜存”了《潜书》宏论。唐甄的用人之道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他的整个思想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典型的特殊性格。他在《潜书》中论述的一些重用贤才的意义、方法、标准等问题,至今仍有其精华可借鉴、吸取。     

《诗经·商颂》的语言之美

殷商是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诗经·商颂》语言代表了殷商时代文学语言的最高成就。从语言符号层来说,《商颂》语言声音具有抑扬的节奏与和谐的韵律,富于音乐美,诗人用词准确、生动、形象;从语言形象层面说,《商颂》已经开始运用描述的语言创造具体可感的诗歌艺术形象,它歌咏的先祖有契、成汤、相土、武丁等人,其中的成汤形象塑造最为成功,诗歌展示了成汤后人以无比的崇敬、景仰、感恩和虔诚祭祀先祖的情景;从审美意蕴层来说,《商颂》语言意蕴比较丰富,读者可以从诗句中品味到言外之意。     

巾帼最早属殷商——说妇好、妇井

有殷一世,当推武丁之时为盛。《诗·商颂·玄鸟》称颂武丁功烈:“武汤孙子,武丁靡不胜……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安阳殷墟出土十数万片甲骨多半是武丁时代遗物,以甲骨文材料刊校古文献,知古人所言武丁之文治武功不妄。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武丁本人为一有德明君,世称“高宗”,励精图治,为一代中兴之主;其次,武丁有几位贤佐辅弼,如甘盘(甲骨文中作师般)、傅说,皆社稷栋梁,家邦重干;再者,武丁内助之中,也不乏国器之才,如妇好、妇井,名声显赫,有功于殷。     

《易传》中的君子观和圣人观

《易传》是公认的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解读《易经》之作,除了对《易经》的思想继承和阐发外,还大量吸收了战国时期以儒道为主的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易传》中的“君子”观念继承了孔子思想,又结合易学中的“时”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其“圣人”观念既受到老子的影响又与老子相异。由此,《易传》中反映出较独特的关于“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