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

远古时代 ,“流氓”一词并无贬义 ,“氓”指的是民 ,“流氓”则指失去土地和家园的游民或流民。但在词义的历史变迁中 ,流氓一词逐渐缩小了其指称对象范围 ,“流氓”一词一般用以指称“游民阶层中的腐败分于”。① 文明社会中 ,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从社会道德角度看 ,“流氓”这个语汇的日常含义都毋庸置疑。作为一个贬义词 ,“流氓”指僭越常态伦理的若干越轨、不法乃至罪恶的言行。十分有趣的是 ,这个社会学的概念竟然是中国新文学批评史之中一个活跃的范畴。批评家对“流氓”的理解呈现出有趣的两面性。一方面 ,在部分人心目中 ,它似乎与…     

论作为词学审美范畴的豪放

司空图首先提出“豪放”这一审美范畴并用于诗歌批评。随着苏轼的进入词坛,“豪放”一语被引入词学批评领域。它初指词的形式“不入律吕”,但其内涵迅速扩大至包括词的内容逸出传统范围,表达豪壮之情,阔大之景,词人的性情具有“豪放”的特征,等等。明代张（?）将“豪放”与“婉约”作为词的两种典型风格提出,这在对词体的认识上迈出了一大步;清代的词学家们从词调的要求、词的内容及词人的素质等方面论证了“豪放”作为一种词学风格存在的必然性,并进而探讨了“豪放”词风的艺术内蕴。     

汉语语境中意识形态概念泛化源头略说——以李大钊1919年后一些文本为考察对象

最早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译介到中国的是陈溥贤和李大钊。由于他们都以日本学者河上肇所译用的“意识形态”一词作为依据,所以,事实上都是以“意识形态”一词来指称今天所说的“社会意识形式”。同样,如今通常认为与“意识形态”意义大致相当的另一个术语“观念（的）形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那里,却是被当作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概念的同义语来使用的。换言之,在“五四”以后一段时期,“意识形态”一词所指的是“社会意识形式”,而“观念（的）形态”一词往往指的是“上层建筑”。这是汉语语境中意识形态概念泛化的最初源头。     

年鉴的多样化趋势及其对城市综合年鉴的影响—谈年鉴的创新问题

在去年召开的西安、福州等会议精神的启发下,全国年鉴界掀起新的一轮对年鉴未来发展上下求索的高潮,其急切程度甚于以往任何时候。在议论年鉴改革创新的时候,有两个词被多次提及,那就是“多样化”和“个性化”。这两个词触及了年鉴创新的核心问题,已成了年     

正中反论——“矛盾”范畴的重新认识

“矛盾”,原本是逻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后来,“矛盾”这个中国文化的特有词被借来说明和更替马列主义哲学中的“对立面”范畴。其实,“矛盾”双方并不构成对立范畴。“盾”是中介。“矛”与“反矛”是对立双方。“矛——盾——反矛”构成统一物。“中介”是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范畴。统一物是由中介连接对立两极（两面）相构成的。按照“两极与中介”辩证统一观,应确立“正中反”（正极——中介——反极）这个全新的基本范畴     

“别是一家”是词的艺术个性的概括

李清照《词论》中,“词别是一家”的中心论点,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也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和指责。虽然指责它是“保守复古的理论”“应该批判”之类意见,已不被学界接受;但是认为它“排斥”苏轼的革新,反映了“保守的论点”的看法,却有相当影响。因此,就“词别是一家”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不仅对于全面公正地评价《词论》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研究词的创作规律也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一些不成熟意见,就正于专家读者。     

“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的“宪法”一词应作何解

“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的“宪法”一词,是理解康有为“立制度局”主张的一个关键词。《浅析康有为开制度局的主张》一文,对这一词的解释是:“当然,这里所说的宪法还不是君主立宪的宪法,仅是指国家的重大法典。”①我认为,这一解释缺乏史实依据。在康有为使用的变法术语中,“宪法”一词的特指含义是明确的。他在奏折中曾经提出要求,“特开立法院于内廷……草定章程,酌定宪法”;②他在进书中曾经发出警告,“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③两则史料,前则以“章程”一词与“宪法”一词相区别,后则以波兰的君主立宪制被沙俄扼     

秦观《满庭芳》词考辨

在中国词史上,北宋词人秦观向来被推为婉约派杰出的代表。他的《满庭芳》(山抹微云)词,则是他的著名代表作,前人论词、选词莫不涉及此篇;然而论点互异,迄无定见。近年沈祖棻先生认为这首词写“在将要离开此时所在地汴京的时候”,词中“蓬莱”是指秦观曾在东京供职的“秘阁”,“‘蓬莱旧事’,即指在东京的一段生活而言”。此一观点可能受到前人影响。清代陈廷焯说:“少游《满庭芳》诸阕,大半被放后作,恋恋故国,不胜热中。”沈先生只是用形象化的语言阐述了这一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宋词选》则把“蓬莱”释为“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并说:“这里指作者过去寻欢作乐的地方。”俞平伯先生《唐宋词选释》在引述《艺苑雌黄》几句话后,说:“会稽虽旧有蓬莱阁,在龙山下,本篇是否确指其地未可定。”     

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和孙常叙先生讨论基本词汇的特点本质

基本词汇在语言中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我国的语言学者在这一方面发表的论著也不多。本文试就读了孙常叙先生的“汉语词汇”后,觉得其中有好些地方,特别是有关理论部分,有值得提出来加以商讨的必要,当然这里也还述说了与孙先生文章中无关而和基本词汇这一问题有关的一些浅见。孙先生说:“在现代汉语词汇里,不依存于其它现代汉语调的词是基本词。”“基本词汇这两种性能(晓安按:指“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给语言构成新词的基础。),从语言方面来说,是被这种特点的本质决定的。”在这几十个字中“勾划”出了基本词汇的全貌——它的“性质”和“范围”,现在就针对这一问题来讨论。     

词为诗裔与以诗为词——苏轼词体观念新论

北宋中叶,苏轼提出了“词为诗裔”的词体观念,这一观念具体体现在其“以诗为词”的创作之中。它旨在突破“词为艳科”的樊篱,对于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气格,形成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推尊词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观念及其创作也存在着使词诗化、消解词体艺术独立性的倾向。质言之,这一观念强调词与诗的同一性,而没有充分注意词与诗的差异性。     

纳兰词评价的几个问题

康熙十二年,年仅十九的纳兰性德投书客居潞河的朱彝尊。这时,朱彝尊主持编选的《词综》已在上一年着手,他与陈维崧合刻的《朱陈村词》更是早就蜚声朝野,而纳兰的《饮水词》要过四年后才正式刊行。名动天下的竹垞与陈髯恐伯不曾想到,就是这位少年公子,日后在清初词苑会成为与他俩鼎足而三的又一名家。纳兰性德曾被推许为“国初第一词人”,这未免过誉。不过,当朱彝尊与陈维崧双峰并峙,从康熙直至嘉庆年间的词坛风尚,不是追慕姜(夔)张(炎)就是学步苏(轼)辛(弃疾)的时候,唯独纳兰能以自然深挚的情致和婉丽凄清的风格别开生面,另辟蹊径。至少应该说,他是清初在朱、陈而外独树一帜的词人。纳兰词生前就享有盛誉。“内家争播管弦声”,这是姜宸英在纳兰三十寿辰时的赠句;“家家争唱饮水词”,这是纳兰病逝十年后曹寅追怀的诗句,都说明纳兰词脍炙人口的盛况。纳兰身后以迄清末,评价纳兰词者不乏其人,虽立论或有轩轾,都不能不承认纳兰在清初词坛的特殊地位。无疑他是清词中兴运动中具有影响的作家。这里,我们想就纳兰词评价的几个有关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一体两面论:关于“人之现象”的新形而上学——一个回应“人之现象”的形而上学

科学方法和科学世界观在解释“人之现象”特别是现象意识中的身-心关系时,似乎陷入了困境.这一困境源自近代科学关于事物存在方式的形而上学及其方法论.走出这一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构形而上学.基于怀特海、德日进、威尔伯等人的努力,扩展了的“一体两面论”可以成为解释“人之现象”的新形而上学,它的核心是,任何事物既有外在性一面也有内在性一面,或者说,它既有第一人称视角体验的一面也有被第三人称视角观察的一面,而这两个面向在事物演化进程中是对应的.     

关于词项的两个问题

一、什么是传统逻辑或自然逻辑讲的词项? 这个问题,国内近两三年来有不同的回答。1987年10月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Ⅰ》107页《词项和概念》条目中说:词项和概念是“逻辑分析的基本单元,在传统逻辑里,词项就是直言命题的主项和谓项;能作为命题的主项和谓项的都是概念”。106页《词项的种类》条目中说:“传统逻辑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可作为直言命题的主、谓项的概念的划分”。在这一条目之下,作者从四个角度出发,列出的词项类型有:“单独词项与普遍词项”、“集体词项”、“正词项与负词项”、“绝对词项与相对词项”。由上述两条目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大百科全书》作者的观点是:词项仅仅是能充当直言命题主项和谓项的概念。这一观点,也是逻辑界大多数人现在仍坚持的看法。     

论明清俗语辞书的收词特点——兼论辞书编纂中的“语词分立”观与“语词兼收”观

词目是辞书中被解释的对象,明清俗语辞书收录词目的特点一是“字”、“词”、“语”兼收,二是“词”“语”为主,“词”占重头.从明清俗语辞书“语”“词”兼收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认为辞书编纂中“语”“词”兼收与“语词分立”是可以并存的,明清俗语辞书的“语”“词”兼收现象不能简单地判为不足.     

“2006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

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词学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走向,2006年8月21日—24日,由中国韵文学会和江西财经大学联合主办的“2006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这是自1986年在上海召开的大型国际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隔20年之后的又一场词学研究盛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台湾静宜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大学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围绕“黄庭坚的词学观”,“晚清四大词家词学倾向”,“传统诗学的嬗变和对立”,“稼轩词派的想象艺术”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会上,中国词学研究会宣布成立,并决定将每两…     

“支那”的称谓源于“秦”还是“楚”

我们伟大祖国的称谓——中国,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都称为“支那”(如chinacina等等)。“支那”这一称谓的来源,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经过不少人的研究,在多年前就己得出结论,认为:“支那”的称谓乃是“秦”的音译,即“支那”的称谓来源于“秦”(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支那名号考》)。这种看法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证据确凿,长期以来就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但是,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历史研究》曾发表一篇题为《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的论文,第一次提出:“支那”一词的起源不是“秦”而是“楚”,从而这一似乎早己解决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这里,不准备重复“支那”一词源于“秦”的种种理由,因为早有许多著作对此作过详细的论证,笔者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在拙作《秦史稿》中也曾做了一点补充。所以,这里准备着重研究的是所谓“支那”一词源于“楚”(即“荆”)的问题     

论常州词派生成之文化动因

常州词派崛起于清中叶的乾隆、嘉庆之交,是一个颇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平心而论,该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并非士林领袖,文坛宗主,不过是一介穷儒,终生衣食不给,何以有开宗立派的号召力?其于嘉庆二年编成的《词选》一书,不过是课徒授词的普及读本,何以竟迅速不胜而走,流行于大江南北?其论词之文《词选序》一篇,立论虽高,但偏执固陋之处十分明显,何以能弁冕词坛,“意内言外”之说居然被后人尊为“词教”?这一切,绝非仅依张惠言一人之力所能致,也不可归于纯出偶然.     

屈原作品“沅湘”一词考释兼说《怀沙》与《离骚》的创作地点

学术界传统说法认为屈原作品中“沅湘”一词指的是沅水和湘水。而作者认为“沅湘”这一地名,不是指沅水和湘水,而是指屈原的被放地江湘会流处一带。屈原正是在这里创作了《怀沙》与《离骚》。     

论词组(下)

三、词组的结构类型 在词组的研究中,词组的类型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通过对词组类型的研究,可以发现某种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和民族特色。 词组具有两面性特点:一是作为造句材料的个体性(单词性),一是作为词和词相结合的整体性(结构性),因此词组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从个体性特点出发,可以根据词组中心词的词性分为名词性词组,包括以某些代词为中心的词组,(如“伟大的战士”、“我们中国人”、“你和他”),动词性词组(如“完成任务”、“我骑”),形容词性词组(如“聪明伶俐”、“不怎么样”、“身体健康”)。根据能否     

关于“词匠”问题

质疑前读本年十一月号“文史哲”所载“批判胡适词选中错误观点”一文,作者黄公渚先生对资产阶级买办文人胡适在他的词选中用“词匠”一词来眨低宋末元初的词作时,给了严厉的驳斥,他说:“就他(胡适)所谓‘词匠’的定义来看,匠字乃是一种专门模做不会创作,无生气的东西,这是何等污蔑劳动人民的口吻,事实证明,集体劳动,集体研究,连用集体智慧,生气勃勃的推陈出新,提高技术水平,从事天才的创作,不是别人,而正是劳动人民。”我当时对这种驳斥,感到很满意,可是,今天我又获到一篇文章,这是“谈诗的技巧”(苏联:伊萨可夫斯基著)中的第二篇,题目是“读苏联的歌曲”。这里有一段说道:“第二个原因是从第一个原因中产生的,它就在於:既然‘走音乐的道路’最容易‘人选’,那末,许多被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