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职任关系探讨

唐五代翰林职官可分为学士和待诏两类,前者参与中枢政务,后者以琴棋书画等伎艺供奉宫廷。从文士待诏、伎术待诏同处翰林院,到部分文士待诏别居学士院,最终演变为翰林学士,这一由"合"至"分"的因革过程是科举制发展、文人政治兴盛的历史大势所趋。然而,即使职任、地位差别迥异,待诏和学士仍然"分"中有"合",反映出同为差遣职、同属翰林系统的相通之处以及翰林制度在初创时期将文学与琴棋书画、天文方术等各类才艺之士荟萃一院之制度的痕迹。唐五代翰林职官的特点反映了唐代科举制对于培养造就新兴政治力量的作用日趋加强,文人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峰。     

宋英宗、宋神宗朝翰林学士与治平、熙丰诗坛——以王安石为中心

宋英宗、宋神宗朝任用翰林学士共36人。熙宁、元丰人才之盛，堪比庆历、嘉祜。王安石文章节操都堪称“真翰林学士”，他对翰苑制度之变革，翰苑词臣之任用，翰林学士之政治职能，都给予直接有力的干预和推动。熙丰时期不同政治力量间的角力与学术思想的交锋也导致文学群体的分化，在王安石及其新党把持熙丰政坛、文坛话语权的情势下，旧党翰林学士陆续被贬退，“乌台诗案”毒化了自由活泼的文学生态。由于文学的政治化、边缘化以及政治家和文学家身份的分裂，使熙丰时期以王安石为中心的汴京诗坛并没有成为诗歌创作和传播的中心，熙丰诗坛呈京城与地方独立分散形态。元丰年间，新党学士王硅、蔡确、章悖、王安礼、张璨、安焘、李清臣等人围绕王维山水画的一组题画作品，为探究新党学士群体复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范本。     

文词在唐代科举选拔标准中的地位变迁述论

德行、才识、文词这三个最重要的选拔标准之间的矛盾几乎贯穿了唐代科举的始终,随着进士科地位的抬升及考试内容的变化,文词在与才识、德行的不断冲撞中逐渐占据上风。高祖至太宗时期,对德行、才识的重视都超过文词;高宗至玄宗时期,对文词的重视日甚,随之而来的是君臣上下对重文词的批评;肃宗至武宗时期,随着日益推崇文词,文词与才识及德行的矛盾也更为突出。曾有数次停试诗赋的讨论甚或施行,乃至出现更为激进的停试进士、明经科的议论;宣宗至哀帝时期,尚文词的倾向达到顶峰。种种矛盾的缘由与唐代立国的思想根基即"文德"政治密切相关,此政治设计明确要求文词为教化服务。关于客观上对文词愈益重视的原因,文中亦有探讨。     

宋代学士院翰林学士初探

翰林学士的设置最早始于唐代,历五代至宋而完全制度化。其后元、明、清各代,虽其职掌、地位时有变化,但沿置不废。宋代翰林学士拥有草制诏之权,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参谋议,有“内相”之称,在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本文拟就翰林学士的起源及其供职机构,翰林学士的选拔和员额、职掌,以及它与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及诸殿阁学士的区别等几方面作一初步探讨,并请专家学者指正。     

唐代翰林学士考述

翰林学士始置于唐代,然史籍记载简略,《通典》和《唐六典》皆付阙如,《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亦语焉不详。本文拟对唐代翰林学士的设置及其地位、作用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望就正于同志们。翰林之名,始见于西汉杨雄《长杨赋·序》:“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籍翰林以为主人。”清赵翼认为,杨雄所言翰林,“盖谓文学之林,如词坛、文苑云尔”。而     

宋代翰林学士知贡举

两宋时,翰林学士知贡举的现象较为多见,北宋又较南宋更为突出.通过知贡举,翰林学士得以影响一代文风.翰林学士知贡举,还与当时的政治密切相关.当权臣用事时,翰林学士知贡举的现象较衰微,蔡京、秦桧、韩侂胄主政时即是如此.理宗朝,理学之士得势,翰林学士知贡举的又多了起来.     

唐代翰林学士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

开元二十六(公元738)年翰林学士院的设置是唐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翰林学士自此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活跃在政治舞台,翰林学士与宦官集团的斗争对唐后期中枢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翰林学士人员结构考述

翰林学士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府中一种重要的职官。它始建于唐朝,至宋代而制度化,元、明、清时虽稍有厘革,但一直沿置不废。在前后长达一千余年的历程中,翰林学士作为以知识分子充当、替皇帝起草诏命、为君主出谋划策的秘书和“智囊”,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影响。宋代是翰林学士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有许多课题值得研究,首当其冲的即翰林学士的人员结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宋代官制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可以对我们今天正确选用知识分子或业务类公务员提供某些历史的启迪。     

宋翰林学士人员结构考述

翰林学士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府中一种重要的职官.它始建于唐朝,至宋代而制度化,元、明、清时虽稍有厘革,但一直沿置不废.在前后长达一千余年的历程中,翰林学士作为以知识分子充当、替皇帝起草诏命、为君主出谋划策的秘书和"智囊",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影响.宋代是翰林学士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有许多课题值得研究,首当其冲的即翰林学士的人员结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宋代官制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可以对我们今天正确选用知识分子或业务类公务员提供某些历史的启迪.     

翰林院政治功能演变与史学功能的强化

翰林制度始于唐代,定型于宋代,翰林院成为朝廷重要的选才、育才、储才之地,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翰林学士的经筵与日讲活动对于皇帝处理政务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功能上,翰林院经历了由精英政治向史学功能转化的历程,"翰史合流"始于金代,完成于明清。中国封建社会这一独特的翰林制度体现了史学同政治、史学同现实、史学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学术界对翰林院的研究重点今天依然停留在关注其政治功能,对翰林院的史学属性尤为忽略,所以,探讨翰林院的治史功能对培养今人关心政治、观察历史,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唐代试诗体系的构建及与文德政治之关系

唐代“以诗取士”择才标准与方式的产生有其服务于文德政治的特定用意,这与统治者尊孔崇儒、认同诗歌政教功能的思想有关。通过全面考察进士科、吏部铨试、博学宏词科、制举、翰林学士院考试中的试诗现象,可以发现唐代在举士选官领域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试诗体系,它对文德政治的实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白离京后的长安记忆与身份认同及其帝都书写

从受召入京到供奉翰林,再到“赐金放还”,李白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巨大变化。离京之后,“供奉翰林”成为他身份叙述的素材,在诗歌中时时向人呈现：在对金陵景观的书写中,城市兴衰与身世荣辱融合无间;对金陵历史名胜的重新定义,隐含着对永王东巡政治合法性与自身出处的解释;当成都升制为南京时,诗人以侍臣与乡导的双重身份将成都与长安进行比附,也坚持了对玄宗政治形象的维护。诗人始终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依托于京城的活动空间,从而使其流寓期的诗歌总是表现出沉重的无所归依感。     

唐代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设置时间考辨

一、翰林院的设置时间翰林院是一个供奉内廷的待诏场所,这种场所在唐初已有,而翰林院名称的出现则在玄宗即位初。但是,由于历史记载的含糊不同,后人对此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唐初已有翰林院、例如:清代永瑢等《历代职官表》卷23案语:“即唐初置翰林院,亦不过内廷供奉之所,并不系于职司”;孙永都、孟昭星《简明古代职官辞典》第60页;“翰林院,官署名,唐初设置,本为各种文艺技术内廷供奉之处,供职者称为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第281页;“唐初于禁中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杨友庭《唐代翰林学士略论》:“翰林院     

唐代“医待诏”及相关问题略考

对医待诏的起源及唐代医待诏、翰林待诏、翰林医官以及与翰林院、翰林学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对唐代医待诏的相关史实进行了钩沉与评述.     

翰林学士院与皇权的距离:金末益政院设立的制度史意义

金末哀宗时期于内廷设立的益政院,是皇帝重要的中枢顾问机构,同时也是哀宗改革弊政、敦崇儒术、重用士人的重要表现.而益政院的职能及其官员群体的构成,说明它其实是取代了唐宋时期翰林学士院的中枢顾问职能.益政院的设立,在制度上说明了金后期翰林学士院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日趋下降,以及其与皇权之间的明显疏离状况.     

論唐代之蕃將与府兵

唐代武功自开国至玄宗为最盛时代。此时期之兵力可分为蕃將及府兵两类。其关于府兵者,寅恪已于拙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兵制章述其概要,然止限于府兵創設及初期与后期不同诸点,其他未遑多及。至于蕃將,則世之讀史者,仅知蕃將与唐代武功有密切重要关系,而不知其前期之蕃將与后期之蕃將亦大有分別在也。今請先論李唐开国之初至玄宗时代之蕃將。玄宗后之蕃將問題,則本文姑不涉及。次論李唐开国之初至玄宗时代     

宋代学士院名物制度志略

在唐宋以后的中国封建政治舞台上,翰林学士职官,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因朝代更换,历经变革,“其建置纷殊,名号异同,未可仆数.”翰林学士职官名物制度的复杂,给文史工作者带来了不易区别的困难.即以宋代为例,既有学士院之名,又有翰林院、翰林司之称;官署为学士院,官员却称翰林学士;官印更是独存旧格,沿用五代“翰林院学士印”之六字印文.及元人修《宋史·职官志》,居然误以“翰林学士院”为正式官署名,赫然作为标题,列于正史之中.今人受其影响,在一些有关宋人诗词著作译文中,因而出现了将“翰林院”当作“学士院”的误解.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为了避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世,笔者于授《中国古代官制史》课程之余,撰成斯篇,谨供讨论.[学士院]一、职源学士院之名,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故事,驾在大内,则于明福门内置院;驾在兴庆宫,则于金明门内置院;今在右银台门之北第一门东向,榜曰‘翰林之门’,其制高大重复,号为‘朝门’,入门直西为学士院,即开元二十六年之所置也.”这是唐人李肇所记,当为可信.宋代沿置,学士院为正式官名.有冒称“翰林院”或“翰     

盛唐集贤学士之文学地位与影响

唐开元中期崇儒重文,以张说、张九龄等为中心的集贤学士地位崇高,文学活动十分频繁。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京城文坛,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然而到了开元后期及天宝年间,随着意识形态上的慕道用法,文学之士风光不再,集贤院也不再是文学中心,京城的文学队伍因之而变得松散。集贤学士显赫之时,上与帝王显贵游宴雅集,下与聚集于京师的各地才俊往还酬唱,促进了雅俗诗风的交融,使文学创作向更高的层次推进,于盛唐诗歌声律、风骨兼备特质的形成,意义重大。集贤学士在为文方面普遍崇雅黜浮,强调气益雄浑,对中唐古文运动的影响非常深刻。而且,一些位居中枢的集贤学士,培养、选拔了一批文学新人,为中唐文体文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盛唐文学的内容、风格及成因,与集贤学士的创作和影响皆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考察中唐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新视角--读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在唐代文学领域,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局的关系,如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孙琴安《唐诗与政治》、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一是文人的政治角色,如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所收翰林学士研究系列论文、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仅从这些书名就能感受到,“政治”正在成为学者们热切关注的视角。最近出版的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属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它为我们多角度地认识唐代文人和文学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士”与诸子散文的勃兴

诸子散文的出现,是古文发展的一次大变革。它比殷周时期的典诰训誓浅显易懂,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有的富于逻辑性,有的博于比喻,有的长于夸张,都不失文苑奇葩。诸子散文的形成对后世的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清初学者章学诚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诸子散文的勃兴不仅有着相当广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更是与春秋末年逐渐产生的所谓“士”这一阶层分不开的。 “士”,《字■·士部》中曰：“士,儒者。”《论衡·实知》中曰：“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朱自清在《文学的标准和尺度》中说：“这种受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