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特征

近代新学是容纳了西学的中国学术文化的新形态 ,也是中国传统旧学蜕变的时代产物。本文通过对新学、旧学与中学、西学范畴的厘定、辨析 ,通过对新、旧学之间历史关联和学术关联的剖解 ,展示了近代中国“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 ,并揭示其基本的时代特征 ,有助于从历史纵向和学术横向上对“新学”地位的把握和深入理解。     

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时代主题

一、启蒙,一个在近代中国被救亡声浪淹没了的时代主题 戊戌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始发站。经历了西学初步洗礼的中国知识者,在他们的深层意识中已日益感到:撼醒麻木中的国民是在“物竞天择”的无情的自然法则面前走民族自救之路的第一步。但是,一张列强虎视耽耽的《时局图》,一种迫在眉睫的亡国无种的现实威胁,不容迟延地把他们牵引上了“公车上书”之途。虽然,在众多知识者的脑海里,同时翻腾着变制救亡与启蒙“新     

“经世学”与近代“新学”的发端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到近代，无论是从其历史走向上还是从其形态和内容上来看，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结果是导致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学亦非西学的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充满着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的逐步形成。毫无疑问，在传统中国“旧学”走向“新学”的过程中，西学的浸润渗透至关重要，但是，作为民族特性极强的近代“新学”，毕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形态。因而，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那就是“经世致用”。道咸之际，在“…     

宋代学术史上的荆公新学

宋代学术史上的荆公新学吕云飞荆公新学又称“王氏新学”、“临川学派”、“三经之学”、“熙丰之学”，是北宋中叶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派别或学术群体。它因该学派的领袖和创始人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晚年封号“荆国公”，学者称王荆公而得名。冠以“新学”则是北宋时洛学对...     

启蒙: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

本文在回顾学术界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主题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启蒙"才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缘由是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和西方侵略引起中国民族生存危机有关,并将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划分为戊戌维新前、戊戌辛亥时期、五四新文化时期、五四后新启蒙时期四个阶段,进而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启蒙实质。     

日记视域下的“顾黄王”并称与船山学的发生

船山学的发生与“顾黄王”并称密切相关。近代文人日记中涉及很多复杂的“顾黄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称问题。“顾黄王”并称是很重要的近代思想史问题,而近代是一个思想动荡、文化转型的时代,“顾黄王”并称也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动。“顾黄”“顾王”“黄王”三种并称依次出现而又相互交织,直到“顾黄王”形成,“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合称才最终完成。顾、黄都处于江南,由于地缘关系,他们很快形成了“并称”。到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王夫之思想大放异彩,“顾王”并称成了主流,“清初三大思想家”的称谓也逐渐形成,船山学也自然被建构起来。可以说,船山学的发生是在“顾黄”并称与“顾王”并称之争议中形成的。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一〕——民国初年的反动复辟思想

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战綫,新旧斗爭是激烈的,即资产阶級新文化和封建旧文化的斗爭,是为资产阶級民主革命服务的。大体上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个重要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仍是反封建文化的斗爭,但已是在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它的精神面貌与前两个时期已大不相同。无论戊戌維新时期的新旧斗爭,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旧斗爭,对中国近代社会都发生过較大的影响。“因为中国资产阶級的无力和世界已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打退了,被这些思想上的反动同盟軍稍稍一反攻,所謂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     

近代新学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几点思考

将近代“新学”等同于“西学”的认识 ,既不符合近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 ,也无法揭示“新学”所包含的丰厚的内涵与时代特征。近代新学既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历史需求 ,也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学理动力。因此 ,脱离开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文明转型历史过程的把握 ,脱离开对于传统中学近代变迁过程的历史定位 ,就无从理解近代新学的意义和价值。近代新学是传统中学适应社会变迁的文化转型。它的形成和发展 ,不仅体现着社会变动的力度和深度 ,同时它也构成了推进社会变革进程的学理动力。     

"旧学"的延伸与"新学"的尝试——吴汝纶《东游丛录》"教育之学"的文学书写

随着新学的兴起,"中国传统之学""自谦"为"旧学";称谓的变化,表示了其无奈与失落.于是,振兴、变通中国文化学术,成为当务之急;着意学校、着力教育,成为"晚清共识".教育因之成为新旧之学共处与接力的平台.作为"旧学邃密"和"新学熟谙"之硕学鸿儒,且身兼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乃朝野众望所归之不二人选.他由此而写就的<东游丛录>,成为中国近代首部具有新学色彩的教育学专门著述,不仅内容为教育"专门之学",而且其文学书写亦昭示了晚清古文的新变.     

清末民初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

近代以前 ,中国社会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 190 5年科举制度废除 ,标志着“新学”教育制度在中国最终确立。新式学校的迅猛增加 ,“新学”教育机会的拓宽 ,以及失去往日旧学教育内在社会整合机制的“新学”教育体制 ,为绅士阶层提供了社会流动资源。与此同时 ,近代“新学”教育体制在学堂地域分布、各专业学堂比例、主要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始终疏离于乡村社会 ,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     

清中晚期今文经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与今文经学都是清中晚期多元学术中的重要因子。今文经学开启了清代春秋公羊学的风气,体现了政治诉求与学术倾向。今文经学在清代经历了乾嘉时期反思汉学而调和宋学的形成期、道咸时期追求社会变革的过渡期以及光绪年间近代今文公羊学说发展期三个时期,各阶段的发展都与朱子学有密切联系。清代今文经学不悖程朱之学,但冲击朱子学所依据的经典体系,尤其是康有为“参合中西”的“近代新学”成为中国传统理学的异化。     

关于中国实学历史定位的理论思考

本文从实学是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观点出发,认为中国实学是一个全方位、多元化的立体概念,在内涵上不应将其“窄化”为经世实学或启蒙之学;在时限上认为中国实学起于北宋,终于晚清,超过或缩短这一时限,将会导致“泛化”或“窄化”;在学派归属上,认为明清实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最后理论形态,是中国古代文化走向近代“新学”的中介和桥梁。在对中国实学历史定位上,本文对目前学术界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     

叛逆与复归──龚自珍文化心理裂变的轨迹及其动因浅析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终于走出中世纪封闭轮回的怪圈而开始步履蹒跚地逐向近代社会的起点。在这条极富苍凉悲壮色彩的历史晨昏线上，龚自珍，以他巨人的批判的功绩树起了一块纪念碑，成为那一时代精神的象征。他的影响是深广而持久的，早在龚氏生前一就有人注意到他“见地卓绝，扫空凡猥，笔复超迈”[1]，把他看作“未易”之才；近代学者梁启超更认为，“（晚清）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2]；就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杰出贡献的鲁迅、郁达夫等，也都非常喜爱龚氏诗文，在他们…     

器道升替:中国近代进化论的历程

本文拟对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由兴起到落退的历史过程，作一纵向的考察。这里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器”和“道”来把握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的涌来退去。一、由器而道：进化论思潮的形成“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进化论作为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属于“器”的范围，然而它一旦成了宇宙社会的普遍规律，则进入了“道”的领域。进化论思潮形成于戊戌前后，就是由器提升为道的过程。中国近代中学与西学论争中的“道（体）器（用）”之辩，是进化论思潮涌出的前奏。甲午战争之前，作为自然科学知识传入中国的进化论，并未引起中国人…     

小议戊戌前后康、梁的民族观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日益强化的一个思想主题就是自强图存,由此因缘而有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应时兴起.如果对戊戌时期康、梁的民族观细加审视,可以发现其中既有紬绎自固有文化中的民族传统意识,又依稀可见源自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因素的浸润介入.康、梁在戊戌时期的这种民族观,正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之初的时代特征.     

南洋公学与国学的初义脉络

中国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生成与演化，是近代学术思想演进中的一大关键。前人追究国学一词的发端，存有数说，在逐渐近真的过程中，揭示各项线索，同时仍有进一步辨析与推进的余地。按诸文献，目前所见，1902年1月6日南洋公学监督沈曾植致周家禄函内“最早”使用“国学”一词指代中国学术。沈曾植“国学”一说，缘起于新政初期整顿南洋公学维持大局，以此消除以《国民》《清议》二报为象征的主张“民权”“自由”的“残缺不全东洋之议论”，与以梁启超为核心的激发国性、培养国民、铸造新国家的“国学”形似神异，而相互争夺对于青年士子的影响力。隐含民国建立前一者在维系皇朝前提下吸纳新学一者以民权国家思想注入中国固有学术的两大国学初始脉络。     

“考全蜀而为隽”：论近代蜀学进程中的刘光第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刘光第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戊戌六君子”之一。在近代蜀学演进的过程中，刘光第也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是研究近代蜀学不应该忽略的重要一环。从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两大学术传统的优化整合中，可以看到刘光第的宋学思想开启了近代蜀学的新路径，并对后来的蜀学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军人社群崛起与传统“四民”结构的整合──以晚清社会变迁为视点

中国传统社会自秦汉以下，基本上是土农工商与兵（军人社群）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土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兵则连末也够不上，军人社群在正常情况下大都处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边缘位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特别是近代军人社群的崛起和传统士人的边缘化，导致“土”与“兵”的角色的错动。近代军人进踞社会主干并扮演社会领导角色，通过兵与土农工商的社会契合，逐步形成了土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社会新程序。这种深刻的变化，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笔者就以晚清时期“兵”的角色…     

戊戌维新与黄遵宪诗风新变

“戊戌运动”接在“洋务运动”以后，是近代中国又一次声势浩大的社会内部的变革运动，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前，一场开启民智，使社会转型，推动现代化进程并以流血为代价的近代社会革命的界碑。深刻的社会革命使人成为思想家，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诗人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