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表隐退问题新论——从本纪的编年化到世家谱牒的兴起

史表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重要体裁，创自司马迁《史记》而为《汉书》和《东观汉记》所沿用。但在魏晋以降的史学发展中，史表却长期缺席于正史，直至《新唐书》中才得以回归。对此，前辈学者多认为史表之难作与难读是导致其长期湮没的主要原因。然而结合史表自身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魏晋迄隋唐间的史表“真空”,实际上是正史本纪编年化和世家谱牒文化盛行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汉武帝年号纪年的推行促使本纪书写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编年体模式，史表中大事年表的历史功用被取代，并随之退出史书视野；另一方面，魏晋以后士族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在“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社会文化中，以人物为核心的年表不为世人所重，忽视乃至不立史表成为史家共同的选择。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世家谱牒伴随着士族政治的衰落而衰微，史表最终得以回归正史。     

徽州家谱编修特点与价值研究——以《馆田李氏宗谱》为例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文献资料,有较系统的编纂理论与方法。在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过程中,编修者十分注重家谱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具体表现在重视家谱体例继承与发展、重视家族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重视家谱的教化和激励功能。《馆田李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上述特点,袭用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该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乡村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的意义。     

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

清朝人编修族谱常有"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之说,将家谱与国史类比,用众人皆认可的国史地位来凸显家谱身价,以张扬族谱.族谱同国史类比,体现在:国家修史有制度,宗族修谱有习惯和规约;国史、族谱均笃信"信今传后"的理念,不过国史善恶并书,族谱隐恶扬善,迥然有别;国史、族谱的功用有共同点,即叙彝伦,维人道,均是教化工具,不过国史侧重"鉴治乱、示惩劝",族谱研讨人生经验,寻觅光耀门庭的路.族谱犹国史的见解,释放出民间有史书,民众有历史的信息.民间修家谱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应当珍视,值得大书一笔.     

中国宗谱研究的必备工具书--集学术、资料、实用为一体的《浙江家谱总目提要》

谱牒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的瑰宝,家谱是一种以谱牒形式记载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式。它是数千年里承载宗族活动最可靠最直接的资料,是除正史之外与地方志书具有同等价值的史料。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说:“我国史学领域有尚待开发的两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家谱。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纪而不为人所知者。”家谱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人口史等具有绝对重要的价值。梁启超指出:“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     

论文成公主入藏

论文成公主入藏何耀华文成公主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实现唐、蕃和亲,在中国封建社会“和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之地位。”和亲”一词,早见于《周礼》、《礼记》、《左传》等先秦之古籍,但其意义与西汉以后的不同。如《周礼》曰：“五家相受相和亲”［１］,意为五家相亲...     

《科尔沁·哈布图哈萨尔世系谱》

蒙古族从传说时代开始,即有树碑家谱、族谱的优良传统.由《蒙古秘史》肇始,蒙古人的前辈们为今天研究蒙古系谱学,遗留下珍贵的历史遗产.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几代有识之士,都曾下大力量搜集、整理蒙古人的家谱、族谱,使该院图书馆成为国内收藏蒙古家谱较丰富的图书馆之一.今天他们所收藏的《尹湛纳希家谱》、《科尔沁·哈布图哈萨尔世系谱》、《鄂尔多斯·巴尔苏博罗特家谱》、《达延汗世系谱》……,都被视为研究蒙古家谱学中的珍品.这里刊布的《哈布图哈萨尔世系谱》,即是其中之一.该家谱是奉命抄录于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孟秋二十九日,为传统中     

试析家(族)谱对四川清中后期及民国教育的影响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清代四川出现了兴修家谱的现象。家谱不仅仅作为一个家族的家法族规的文献凭据,或只是记载家族历程的文献资料。其本身的存在,蕴含的教育思想,及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实践都对当时的教育有一定的影响,有“家齐而后国治”之效,对今天的教育亦具有启示意义。     

有关家谱整理、研究工作的构想

自中国第一部家谱,殷代甲骨文《家谱刻辞》(“儿氏家谱”)以来,中国家族谱由萌芽发展到有完整的体例;由官府把持发展到民间私撰;由文词简陋发展到有一定的书法。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直至明清,止于民国,历三千余年,谱牒之学可谓渊远流长。家谱内     

《五庆堂谱》不是“曹雪芹家谱”

《五庆堂谱》不是“曹雪芹家谱”王畅在关于曹雪芹家世、祖籍的研究中，《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以下简称《五庆堂谱》）为不少学者所重视。冯其庸先生对这部曹氏宗谱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以此谱作为主要依据，写出《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确立了他的曹雪芹祖籍＂辽阳...     

闽人对“光州固始”的记忆与诠释

"闽祖光州固始"之说,首见于宋高宗绍兴九年秋,郑樵为莆田《荥阳郑氏家谱》写的序。至今所见郑樵"荥阳郑氏家谱序"三个版本《家谱后序》《荥阳家谱前序》和《荥阳郑氏家谱序》的发现与流传中,先后呈现出对"光州固始"不同的记忆形态及多元意涵。从闽籍学人对郑樵"荥阳郑氏家谱序"三个版本的收录、引用、选择与解释中发现,"闽祖光州固始"是郑樵的预设;"闽祖光州固始"之闽人,实指当时的漳州人和泉州人,今天的闽南人;闽(南)人记忆中的"光州固始",不仅有"永嘉之固始"与"光启之固始"之别、泉州人与漳州人不同的"光州固始"情结,而且还存在精英与民间的双向建构。古今闽籍学人对"光州固始"的记忆与诠释,均属文化理念建构,"光州固始"现象为中华文化认同模式之一。     

《商丘宋氏家乘》编纂流传考

《商丘宋氏家乘》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商丘地区家谱中编修较为完善的一种,不仅对研究宋氏家族有重要的意义,其典型性对于研究商丘地区家谱编纂工作亦有重要的作用,《商丘宋氏家乘》的编纂流传过程,大致可分为初创、定型和衍变三个发展阶段.     

《廿二史剳记》命名小议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长期流览廿四史,写成《廿二史劄记》一书,成为后人研读廿四史的指示途经之作。为什么书的内容涉及廿四史,却以廿二史命名,历来介绍古代史籍的著作有不同解释。第一种解释,也是有关著作中最流行的一种解释是:“以乾隆初《明史》修成论刻廿二史之时,《旧店书》、《旧五代史》尚未定为正史,乃因明人所称‘廿一史’之习惯,另加《明史》,故名。”     

"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在经学史上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于孔子和《春秋》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今文家视孔子为一政治家 ,因此 ,今文家以“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方法论而重“义”轻“事”即重论轻史 ;古文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 ,他们强调《春秋》的“史”的意义 ,故古文家重视对于六经中的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 ,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话剧文体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郑振铎受新研究方法的启示，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对文体研究提出如下想法：“我们应该有不少部关于每一种文体之研究的著作”，并举例说：“关于戏曲，至少要有一部《戏剧史》，一部《戏剧概论》，一部《演剧史》，一部《中国舞台之构造与观众》，一部《戏曲及其作者》，一部《传奇的研究》，一部《皮黄戏之沿革与歌者》，一部《昆曲兴衰史》，一部《脸谱及衣饰之变迁》等等。”［１］一个世纪过去，他的设想仍未过时，而当时还未进入他“文体研究”视野的话剧，现已百岁，对照他的设想，我们做了什么？实…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

学界对于章学诚理论体系中“六经皆史”的命题，歧见迭出。本文则从史之含意、六经之地位等角度澄清了一些误解，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之“史”是指阐述先王之道的“撰述”；章学诚不仅没有贬低《六经》之意，反而通过系统化论述强调了六经的崇高地位。文章还对“六经皆史”说之渊源进行了探索，认为“六经皆史”说与庄子的有关论述有渊源关系     

江南第一家郑氏宗祠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南第一家”又称郑氏义门，位于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是饮誉中外的承夏古代家族文化的重要遗址。居住于此的郑氏家族，以孝义治家名冠天下。自南宋建炎年间始，历宋、元、明三朝，卜五世同居共食达三百六十余年，鼎盛时有三千多人同吃一锅饭。其孝义家风多次受到朝廷旌表，洪武卜八年（1385年），明太祖朱元璋亲赐“江南第一家”。     

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文心雕龙辨疑──《史传》,十三条

１、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古代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别，一方面奉侍君王左右以听驱策，另一方面又有记言记事的不同司职。究竟记育记事左右史怎样分担，古籍所载各有不同，正好又呈相反的情况，带来了本条两句所述确否的质疑。这里先列两种说法──《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徐斡的《中论·虚道》也说：“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春秋左氏传序》的疏文不仅说法相同，而且还说明了左右史分职的原因：“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另一说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左…     

屈原的爱国主张绝非亲齐

台湾中华书局的《中国文学发达史》说:“楚国的外交政策,形成两条明显的路线,一条是亲齐线,屈原、陈轸、昭睢主之。另一条是亲秦线,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主之,再加以怀王的宠姬郑袖,也站在靳尚,子兰一边,因此,亲秦的势力,远在亲齐之上。”如果屈原真正是亲齐派,而且因固执亲齐而遭受一再的放逐,那么,汉唐最接近战国,自     

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贴平不颇--评束景南著《朱熹年谱长编》

年谱之学 ,自成一家。年谱不仅可以补充史传有关记载、纠正碑状的失误 ,更有着国史、家传所不可替代的价值。诚如孙诒让所言 :“盖名贤魁士 ,一生从事于学问 ,论撰之间 ,其道德文章既与年俱进 ,而生平遭际之隆污夷险 ,又各随所遇而不同 ,非有谱以精考其年 ,无有得其详实。……为论世知人之渊薮。不信然与 ?”(孙诒让 :《籀述林》卷五《冒巢民先生年谱序》 ,１９１６年家刻本 )通过年谱可以看出谱主遭际之坎坷与其学问、功业成就之艰难曲折 ,足为善鉴。不止于此 ,“年谱者 ,心史也 ,非为一人谱叙行事之家传也 ,而实为一代学术文化系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