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政治改革与依法治国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深刻地表　明，民主是法制的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既决定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性质，又决定着依法治国实　现的程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运行必须遵循和实现社会原则、民主原则、公开原则、程序原则和法制原则。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都离不开改革尤其是政治　体制改革的动力作用。     

社会学关于现代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理论

加强社会建设,改善社会管理,是我国社会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为这一战略部署提供理论支持则是社会实践给社会学提出的新要求.本文以现代西方社会学思想体系为背景,对其中关于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论说和理论进行了梳理,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现状看,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应用看,社会学都是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研究的主力军.从广义上讲,全部社会学理论和思想的核心使命就是研究和解释社会管理和建设实践及其过程,就是为其提供科学知识和思想工具.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开展法学研究的成功范例——李达法学思想研究

20世纪20年代以来,李达始终关注法律问题,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他的法学思想堪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开展法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具体而言,李达对妇女、劳动解放与立法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宪法的关注和思考贯穿着立足中国现实思考法律问题的理论旨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法律现象,考察了法律制度的历史演变,阐明了法理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他的《法理学大纲》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的理论尝试,它以法理学话语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法理学批判,还阐明了法理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和核心论题.     

试论依法治国方略的理论框架——学习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启示

什么是依法治国,如何依法治国,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战略高度,进行了全面阐述,它充分体现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论和实践上的成熟,标志着治国方略理论框架已构建完竣。它是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理国家的政治...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中国化及其进程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现象的最基本的、最一般的和最理论化的分析,它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进入中国已近一百年,反思近百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     

法律拜物教批判: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一种解读模式

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是"法律拜物教批判",是批判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法治理念及资本主义社会法治实践的法律理论,这是英国分析法学家柯林斯的基本结论,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独特性以及把握它的当代价值具有启发意义。法律拜物教把法治看作为不可质疑的教义或必须信奉的原则,看作为国家的最优结构和终极理想,相信依靠法治,权力得到制约,权利得到保障,社会就会成为公平正义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法学不是停留在对法律表面功能的认同上,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从整体社会形态的宏观视角出发,以一种冷峻的眼光审视现代社会流行的法律理论、法律观念及法治实践,为法治进程的未来推进提供了独到的见解。     

部门法理学属性辨析

部门法理学作为法理部门化和部门法理化的互通表现,目前在学术界快速发展,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已经成为法学研究的动向,并构成了法学知识发展谱系的重要元素。我国部门法理学范畴的提出,主要原因是一般法理学对具体实践指导的乏力和部门法研究中反思性不够。法理学不应当是空中楼阁,它应当走向实际、与部门法实现二者的互通。部门法理学作为法理学的一门学科可以反思部门法的价值、厘清基本法律概念、发现其法规中存在的不足;作为方法,有利于促进部门法的学理化提升。实际上,部门法理学无论是作为学科论还是方法论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没有必要将二者彻底隔开。     

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提出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论唐代的离婚立法--以"七出"之制为中心

唐代法律根据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对礼制上的"七出"进行了确认与规范,将其纳入法律体系.从法理学上看,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它使"七出"由汉代的习惯法转化为成文汉,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它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执行程序;它在立法技术上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从法律实践上看,它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基本上得到了较好的实现.     

浅析依法治国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所谓依法治国，是指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也就是说，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各个领域的活动都统统依照法律来进行，而不受任何非法的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和破坏。一句话，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形式的人民意志来治理国家，就是在法律调控下，通过各种规范的形式和途径来管理国家的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对中国政治文明的政治文化分析

政治文明离不开政治文化。无论从微观上提高公民个体的政治素质,还是从宏观上转变整个国民的政治价值观,开启民智、民悟,政治文化都为政治文明提供了主体保证。中国政治文化历来就是一种“道德型政治文化”,政治生活附属于社会生活和伦理生活,后者的展开便是前者的实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中国政治文化来说,当务之急是形成新的价值系统: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体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客;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切实铸造文化价值核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部署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认真学习和领会四中全会精神,准确理解和把握四中全会决定,深化认识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方针、法治道路、法治体系等的丰富内涵与深远意义,深入探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法治规律与特色法治的关系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一步探讨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政治前提、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依法治国是重大改革的制度保障等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无疑有助于从政治高度上提升对四中全会精神和决定的认知,在理论深度上加强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认同,在实践维度上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历史地、现实地和面向未来地看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四中全会精神为统领,创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对不断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步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论依法治国关键在党

法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治国理政方式,但中国的依法治国有其鲜明的中国特色,那就是依法治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依法治国关键在党。依法治国关键在党,是由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党的领导贯穿依法治国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无论是立法、执法、守法还是司法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在依法治国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必须依法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好,为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法律解释学的转向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学研究的模式转换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理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论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科学性

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史上，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具有极的魅力，它以其高度的科学性不仅空前地调动起数亿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提供了锐利武器和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科学性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从产生和形成的基础看，它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２０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激荡澎湃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二是从理论本身看，它不是一些零散的经验和总结，而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各个方面的科学概括，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科学体系；三是…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实现法治

法治与市场经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两大特征,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式将依法治国写进宪法,表明法治己成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目标取向,为中国进一步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一、市场经济是法治的“创造者”和“催生刘”（一）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市场经济既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一种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商品交换为核心、市场为中介、国家强有力的法律为保障的经济制度。翻开法治历史,“无论是法治的最初提出,还是其最终实现,都与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法律的作用覆盖面越大,否则,法律的作用微…     

试论古代中国的超强制政治统治

国家的政治统治,无论是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民主。然而中国从奴隶制诞生,至中国封建社会瓦解,其国家政治实践,根本就没有提供出“民主”和“专政”的观念。中国这一特殊的东方政治共同体,其内在的政治统治方式和运行机制,在国家制度的民主建设上,在法制的实践历史上,都与中国超强制政治统治连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