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警示训诫防线对中国特色执政党政治伦理建设的意义

警示训诫防线是陕西省委、省纪委在反腐倡廉实践中的一项工作创新,是各级党政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员干部参与重要经济活动、干部任用、出国考察以及重要私人活动,腐败苗头性问题,干事创业中的失误和偏差,轻微违纪违规行为,按照组织程序进行提醒、教导和告诫(纠错)的制度体系,是陕西省贯彻落实《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具体手段,是一条腐败预防线。警示训诫防线对反腐倡廉中的注重预防制度、党员干部教育方式、党内监督方式,以及反腐败组织协调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制度创新实践,同时,它内在地契合了中国特色的执政党政治伦理,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党能力有一定的帮助。     

预防腐败：依法行政与制度创新

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多次反腐败专项整治,然而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从已经查处的腐败类案件来看,呈现出以下特点:1、腐败形势日趋严峻,表现为涉案金额大、领导干部犯罪率上升、前“腐”后继现象、“窝案”、“串案”多;2、腐败的主体多样,有单位腐败、集体腐败、个人腐败;3、腐败的方式花样翻新,从传统的“财物     

创新体制优化预防腐败的宏观制度环境

我国转型时期的腐败大多为体制性腐败,预防腐败必须创新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腐败重心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的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的今天,体制创新的重心也应转向政治领域。重点要理顺国家权力体制,规范国家权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权力;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反腐工作的效能和合力。通过优化宏观制度环境,更好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研究

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全球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的难题,如何更好地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抑制腐败的发生,是当前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主张治理腐败,制度是根本,而制度建设要强调前馈控制。因此,要通过加强预防腐败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建设,以及完善制度实施机制,来共同构建预防腐败的严密制度体系。     

简论预防腐败的"双重防线"及其耦合机制

社会转型时期预防腐败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构筑严密的"制度防线"用以减少腐败机会,降低腐败"黑数",使人不易腐、不敢腐;也要筑起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主动抑制腐败动机,使人不思腐.二者双管齐下,并在道德制度化与制度伦理化的实践中充分实现二者的耦合,形成预防腐败的综合防御工事.     

惩治和预防腐败与体制、机制、制度创新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至今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在这近30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不仅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泛滥蔓延势头,而且在整体上保证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当然,中国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2005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是对中国近30年来反腐倡廉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所形成的最系统的反腐倡廉思想体系,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认识的深化。从现在起到2020年左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矛盾凸显期、体制转轨创新期和社会转型发育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如何从制度层面建立起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保证中国社会实现稳定、有序、和谐发展,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由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法学理论首席专家郭学德教授作为国家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负责人主持的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制、机制及制度问题研究》(批准号06&ZD040),对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刊特刊发该项目的三篇阶段性研究成果,分别就“预防惩治腐败与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如何预防贪官外逃和引渡外逃贪官”、“行政管理体制创新与反腐败廉政体系的构建”三个方面问题进行探讨,供大家参考。     

训诫防线有助党的治党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

警示训诫防线是陕西省委、省纪委在反腐倡廉实践中的一项工作创新,是各级党政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员干部参与重要经济活动、干部任用、出国考察以及重要私人活动,腐败苗头性问题,干事创业中的失误和偏差,轻微违纪违规行为,按照组织程序进行提醒、教导和告诫(纠错)的制度体系,是陕西省贯彻落实《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具体手段,是一条腐败预防线。警示训诫防线对反腐倡廉中的注重预防制度、党员干部教育方式、党内监督方式,以及反腐败组织协调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制度创新实践,同时,它内在地契合了中国特色的执政党政治伦理,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党能力有一定的帮助。     

制度创新是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根源在于廉政制度建设存在着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等一系列要素欠缺。因此 ,廉政建设的关键是弥补要素欠缺 ,进行制度创新 ,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 ,使公职人员“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腐败防治制度创新

在我国腐败现象的防治制度构建中,传统文化具有双重作用：既是腐败现象的非正式制度原因,也是腐败防治的制度创新中的重要阻却因素。为更好地治理腐败,建立市场经济,必须在改造传统文化的同时进行正式制度的创新。建立举报人法律保护制度、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公益私诉制度、官员弹劾制度以及财产申报制度,不仅可以有效的预防腐败,而且能有效推动现代廉政文化的建设。     

制度创新--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根源在于廉政制度建设存在着民主、法制、监督、科学、规范等一系列要素的欠缺.因此,廉政建设的关键是弥补要素欠缺,进行制度创新,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使公职人员"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     

预防腐败视角下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探析

腐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尽管党和政府不断加大惩处力度,但腐败的势头依然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公务员薪酬制度作为公务员制度良性运转的重要保证,是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预防腐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打造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有必要将公务员薪酬制度同反腐倡廉要求结合起来,建立与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相配套的公务员薪酬制度体系.     

依靠制度惩制和预防腐败是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的颁发 ,对加强党内监督 ,保持党的先进性必将起到重要作用。反腐倡廉 ,既要靠教育、靠道德自律 ,又要靠制度约束。制度防范是反腐败的治本之道。     

构筑思想道德防线是当前防治腐败的重要任务 --兼论思想道德防线与党纪国法防线的关系

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防治腐败重在构筑党纪国法防线的同时加强构筑思想道德防线,厚此薄彼都会影响防治腐败的效果。当前党政干部队伍中思想道德防线较薄弱,正确认识和分析思想道德防线薄弱的原因,加强构筑党政干部队伍思想道德防线,是反腐败工作长期的重要任务。     

苏联的"增量腐败"及其当代警示

苏联的腐败是"增量腐败".腐败是俄罗斯传统的顽症毒瘤,曾一度被严打重压所抑制,但最终迅速增量以致积重难返.苏联增量腐败的基本特征是:由个人向集团发展;由下层向上层发展;由经济向政治发展;由物质向制度发展.其悲剧结果在于:影响了经济建设;催化了政治独裁;助长了文化专制;败坏了社会风气;导致了亡党亡国.其当代警示是:反对腐败必须防微杜渐、高压重拳、狠抓党建、科学发展.     

机制创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从机制创新入手 ,依靠有效机制防止腐败 ,是反腐治本的根本途径。其关键在于创新权力运行机制、选人用人机制、经济管理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只有实施全方位的机制创新 ,才能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方针 ,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体制创新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有效途径

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 ,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从经济方面来分析源头主要有三个 :一是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活动 ,进行权钱交易 ;二是利用转轨时期财产关系的调整和变化 ,将公共财产掠为己有 ;三是利用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不规范 ,用各种违法违规手段牟取暴利。以上三种腐败活动都与权力有关 ,都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发生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体制性特征。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 ,权力制衡机制往往没有能够及时建立起来 ,某些人就可以利用不受公众约束的权力来谋取私利。江泽民同志指出 :“好的体制 ,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的…     

腐败和制度的互动

腐败作为一种危害性行为严重地侵蚀着制度,而制度框架不仅提供其发生的一般背景,而且直接就是腐败的诱因之一。本文立足于政治学一般分析,从稳定性、结构化和完善性等几个方面区分出五种制度条件对腐败的诱发,指出腐败对制度合法性、基本功能目标、规则及制度创新的负面影响     

权力腐败与制度制约

权力腐败是目前公众议论较多的一个话题。产生权力腐败 ,是由于权力本身的特性和现阶段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一些弊端引起的。要解决好权力腐败问题 ,必须从制度上加以研究 ,制定出一整套科学的反腐败制度 ,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非典型腐败及其制度治理

基于生发的场域视角,非典型腐败主要包括政治域的隐匿权威、法律域的立法腐败、经济域的信息腐败、社会域的语言腐败、学术域的学霸腐败和艺术域的权威腐败。本质是民主政体和市场体制不完善及相应制度规范缺失状态下权主为个体或集团利益实施的一种滥用公权、私权和共权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且具有隐蔽性、全域性、泛权性、阶段性、群体性、相生性、致损性等行为特征。非典型腐败的动力机制可解构为其生发运行的人性基础、内生力量、心理基础、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从体制转轨角度看,大量存在于夹缝中的制度租金不但诱发了寻租行为,而且因以权力粗暴干预市场为特征削弱了治理寻租的正当性,也为非典型腐败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相对于权力治理,非典型腐败宜采用制度治理。以制度约束权力,建立对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尊重,重塑社会治理结构;制度供给及时响应制度需求,消除制度租金,并坚持以市场化为制度供给的基本导向;强力反腐,制造“奥尔森震荡”以改变反腐制度的演进路径,推动反腐制度变迁退出低效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