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发展与人的本质表现样态之历史嬗变

技术发展既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与展现,同时也内蕴着极为深刻的实践底蕴与人本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发展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人的发展实现由“人的全面发展”到“人的可持续发展”再到“人的综合性发展”的过程;与此相适应,人的本质表现样态不断实现由“人的本质向个性的张扬与发展”到“人的本质向类的复归与发展”再到“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和谐化发展”的转变。     

“契约性”社会自治的限度与超越——市民社会的政治生态诉求

日益脱离政治国家获得自主、独立的市民社会,因它过分理性化、个体化、差异化以及市场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契约性”社会自治功能的发挥是极为有限的;要实现对其自治功能限度的超越,不在于重新恢复传统政治国家的统治,而在于建立与市民社会良性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治生态。因而,从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出发,理性分析“契约性”社会自治的限度及其可能的超越途径,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深远的现实意义。     

市民社会:“历史科学”的理论题域

诠释马克思"历史科学"并非依循"自然科学"的路径,两者共同分享着历史这个主体性的根基。"历史科学"由以产生的基础是人的历史性存在及其现实生活过程,而这恰恰是市民社会为历史所拉开的"舞台"。市民社会通过人的存在及其现实生活过程,将自身定位于"历史科学"的理论题域,并由此提示在总体的"科学"层面上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之一事。     

社区自治:我国市民社会构建的现实平台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市民社会的热潮。市民社会具有国家与社会分离、社会高度自治特征。我国基层的社区实践在兴起的背景、基本原则、自治主体、建设目的等方面与市民社会构建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它将有可能推动我国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从而成为我国市民社会构建的实验性的现实平台。     

人的本质:人的类本质和具体本质

人的本质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很多先哲贤人对此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求索。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的类本质和人的具体本质的统一，并提出较为系统的人的本质理论，使人的本质观获得了科学的形态。本文试图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对人的本质进行解析。     

“文明的”市民社会与“文化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产生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作为舶来品,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影响着德国。德国的知识分子结合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特点赋予了市民社会以文化的意蕴,使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单纯的经济意蕴,而使市民社会具有了德国特色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马克思更进一步发展了德语语境的市民社会,使市民社会含义既有文明意识,又有文化意识。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及唯物史观之创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性地借鉴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深入开展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本质的矛盾"的揭示,这一重要成就奠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理论基础,并使马克思得以展开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清算,把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成果创造性地整合于唯物主义的立场中.因此,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对于唯物史观之创建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     

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与哲学进程,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资本,现代市民社会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逻辑地推理出现代市民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与市民社会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马克思在研究和批判市民社会中提出的,本质上属于政治哲学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哲学理念层面的内容,主要探讨现代社会自由人性的建构问题;其二是社会制度层面的内容,主要探讨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文明制度的变革问题。在第一个层面上,马克思否定了经济社会的异化现象,倡导个体的人格自由,从而把自由看做是现代社会的自由人性的建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第二个层面上,马克思深入剖析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揭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现实基础,指出市民社会的形式对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所起的最重要作用,就是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创造了外环境和内环境。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表明,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一场与制度的深刻变革相联系的伟大历史运动。所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不仅是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更是制度文明建设的问题。     

人的社会本质与人的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论述及其当代语境

人的社会本质在于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或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它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在社会关系面前是受动的,又是能动的,二者的统一构成了人的社会本质发展的动力。私有制条件下人获取自己的社会本质和实现这种本质的发展有重重的障碍。应该充分认识我国社会关系的当代转向,借鉴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人的世界的发展与物的世界的发展的不同步性、不平衡性的教训,确立新的发展理念,实现人的社会本质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人的社会本质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的统一与协调。     

历史方位、社会矛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社会矛盾深刻认识的结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小康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方位和出发点。构建和谐社会要直面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和突出矛盾,和谐社会的内涵必须与小康社会和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社会要分二步走。     

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的综合性发展

人的发展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单纯的“人的全面发展”或“人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唯一人本诉求。扬弃极端化“人的全面发展”或极端化“人的可持续发展”的“人的综合性发展”,正确处理好个体、群体与类之间的相互利益关系,从而真正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唯一人本诉求。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性质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根本不同于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它是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是单义决定论的线性相互作用与或然决定论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 是客体性与主体性的有机统一,我们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从主客体的双向运动来理解和把握它。     

非正义化与找回社会：空间城市化中社会风险质变研究

社会风险质变是理解当前社会非正义化与“社会脆化”的重要视角。它是阶段性社会风险受到“冷处理”,积聚、质变为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动态过程。经济锦标赛、制度改革和迎合、道义价值的辩护以及社会理性程度低是空间城市化中社会风险质变的发生力量。风险利益评估、风险界定以及对抗争行为的漠视是社会风险质变的具体机制。社会风险质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发展代价,其直接后果是社会结构性风险的产生,并进一步造成社会风险分配不公以及社会的非正义化,使社会陷入发展和纠错困境中。找回社会,改变经济锦标赛的发展路径,构筑“强国家-强社会”的发展模式,让经济发展嵌入到社会完善之中是摆脱社会非正义化、走出纠错困境的出路。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公民法律意识的功能与培育

公民法律意识是每个公民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它是法治的内在驱动力,无论是对法的创制还是法的实施,都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必须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具体途径有:树立“法律至上”的观点、制定良法、公正司(执)法、开展法律教育等。     

土家族传统民间歌舞耍耍的历史源流与演变

耍耍是土家族传统民间歌舞之一,耍耍起源于原始祭祀舞蹈,后来逐渐以群众娱乐的形式出现。耍耍具有宗教性为主、世俗性为主及纯世俗性等三种不同的社会属性。耍耍的称谓经历了耍神———喜乐神———花灯———耍耍的历史演变过程,同时也完成了从娱神到娱人的功能性转变。     

2O世纪三十年代中外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

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进行了一场社会史论战，它实际上是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引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苏联和日本分别对之进行了解读，认定中国历史属于亚细亚形态的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将被排除在世界史进程之外。受特定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国史学家大多接受的是斯大林有关社会发展模式的论述，认为秦以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属于封建社会，它改变了以后中国人书写历史的方式。     

风险社会的来临与历史决定论的消解

风险社会的来临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遇和生活体验，也必将导致人们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对现代风险社会进行认真的反思，并将与“人为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风险概念引入，可以消解历史决定论的思维定势，也可以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蕴及当代性的彰显提供全新的解释维度和现实根据。     

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走向

针对传统乡村社区的性质与特征,学界先后提出过"村落共同体""宗族共同体"以及"市场共同体"几种不同的界说。虽然这些观点也注意到村落的开放性尤其是"基层市场共同体"的联系,但主要是采取一种整体性和静态的视角,将乡村视作一种相对封闭和自治体。晚清以降,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启动,域外因素日益介入乡村治理,加剧了乡村官僚化和行政化趋势。在国家整合及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人们试图通过经济、政治手段改造乡村社区,在部分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在实践中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及后果。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应走"服务嵌入"之路,通过"服务下乡"重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构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人与自然和谐:和谐社会的基础

人与自然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是由生态规律与生态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人类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但可以通过制度创新,约束人类经济行为选择方式,使经济增长的规模与速度同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相适应。通过技术创新,改善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提高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人类合理经济行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