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浙江阳明心学的儒佛会通

晚明时期,多种思潮并兴,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事功之学、佛学等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各种思潮互相辩驳、影响、会通,其中阳明心学和佛学的会通尤有特色。浙中王学左派代表人物王畿、周汝登援佛入儒,以"四无句"突出了对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侧面的强调,并将"虚""无"等概念脱敏,从佛老专有概念这一窠臼中剥离出来,突出儒家使用这些概念的优先性与合法性,并将其上升到"千圣之学脉"的高度。他们基于儒家立场,以阳明心学传人自居,但不讳言佛教,常引入佛教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晚明时期服膺阳明心学,同时又有佛教信仰的居士也有不少,如陶望龄、陶奭龄兄弟等既是阳明学的坚定维护者,同时对佛法又有信仰,他们极力会通儒佛,对佛教义理有较深入的理解,是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另一种形式。晚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时代特征,也交汇于"浙党"这一群体身上,他们在朝为官,在政治上参与晚明党争,同时因成长于浙江这方水土,深受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思潮的影响。援佛入儒、儒佛交融、亦儒亦佛,浙江阳明心学与佛学的会通呈现了儒佛关系的复杂和多面向特色,是晚明三教一致思想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勰思想三论

<正> (一) 刘勰自幼深受佛教洗礼,出仕以后,佛教已被正式宣布为国教,也没有中止其佛教活动,最后燔发自誓,决心出家;但他的《文心雕龙》,又以尊孔宗经为主旨,口口声声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这是不是一个矛盾,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是了解刘勰思想所必须明确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刘勰的思想中,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怎样处理儒与佛的关系,这是个有待研究的客观存在的问题。过去的论者,或以为《文心雕龙》与佛教思想无关,或以为刘勰的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儒佛道治理思想研究与当代社会

正编者按:本专题集中讨论儒学、佛教、道家道教治理思想。李承贵教授从宏观上对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做了简要的概括与叙述,部分地呈现了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初步探讨了儒佛道治理思想特点,并对儒佛道治理思想之于儒佛道思想研究、西方治理理论、当今政府的治理政策、人类遭遇的现代性课题等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针对性分析与评判。辛小娇博士对王阳明治理自然思想展开了独到的发掘,认为"一体之仁"、"同此一气"与"等差原则"是王阳明"万物     

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的形成

儒佛会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自佛法东传以来,儒佛交融、儒佛会通就逐渐成为儒佛关系的主流,最终形成了亦出世又入世的儒化佛教和佛教色彩浓厚的宋明理学。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倡导儒释同源、儒佛互证的佛教大德和儒门宗匠,儒佛会通使中国文化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了印度文化,也使佛教的圆融精神在中国文化里发扬光大。     

从三篇《原道》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主流思想的流变

众所周知，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首推儒、道、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儒、道、佛三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又有不同。但儒家思想自董仲舒后，虽几经浮沉，其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为深刻。作者从刘勰、韩愈、章学诚3篇《原道》，探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主流思想的流变。     

儒佛交融与朱熹心性论的形成

心性论是理学的主题。而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形成渊源则要追溯到佛教传入以后儒佛关系的演变过程,儒佛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来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正是这种中国化了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从儒佛关系的角度,分析佛教哲学在传统儒学影响下逐渐心注化的历程,以及由此产生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探讨朱嘉既吸收佛学的理论精华又超越佛学建立心胜论的理论过程。     

陈亮视域中的佛教--陈亮佛教观的双重结构及其检讨

陈亮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具有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陈亮在物质领域为佛教的发展做了一系列有益的事;另一方面,陈亮在思想领域对佛教"万法皆幻"、"出世离家"等主张提出了批评.陈亮对理学受佛教影响的性质也提出了颇具启示的看法.透视在结构上具有双重特征的陈亮佛教观,不难发现:陈亮佛教观的基本形态是"经权相交",陈亮佛教观的基本性质是"儒体佛用",陈亮佛教观的主要偏失是对佛教的误读和对理学受佛教影响把握的欠完整性.     

北宋新儒学先驱范仲淹的佛道情结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儒学先驱。一生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在北宋政治军事、思想教育诸方面都做出卓越贡献。但在儒释道思想融合的宋代,范仲淹的思想也印上释道色彩,再加上从小的佛教熏陶,方外人士的交游启发。自己对佛教的体认及其屡遭贬谪的经历都促使范仲淹对佛道思想的接受与认可,使其思想具有佛道情结。虽然这种接受与认可是站在理性的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也促进后世理学家援佛入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的历程。     

多元通和:《白黑论》儒释关系思想新论

《白黑论》是探讨南北朝时期儒释关系的重要著作,它假设了代表儒家的"白学先生"与代表佛教的"黑学道人"。慧琳对白、黑二人的往复论辩各有肯定,并借由其相互辩驳分疏儒释二教义理,进而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的调和观点融通二教,体现出其儒释关系思想的多样性与通和性。慧琳的儒释关系思想具有儒释互鉴的理论内涵与儒释共生的思想旨归,不是以儒为宗的"毁佛叛教",而是既提倡以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义务论指引尘世道德修养,又主张以佛教形而上的空观构筑人的宗教信仰。由此,《白黑论》的儒释关系思想既弥补了当时儒家教化中形上世界观认识的不足,又为佛法信仰补充了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体现了儒释二教关系由分歧对立趋向融通调和的"多元通和"的思想特征。     

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牟子

从牟子之前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来看,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实际上是域外思想首次成功进入以儒道学说为根本的华夏。而牟子之前的佛经翻译尽管也称得上佛教传播的一个里程碑,但其深度和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中国化的高度。牟子的《理惑论》主要围绕儒佛、佛道关系及佛教自身的特性三个方面进行中国化的阐释,初步实现了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牟子作为古代中国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的重要地位。     

印度佛教向东而非向西传播的原因——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案例

佛教之所以向东而非向西传播,原因之一是兼通梵汉语文的罽宾、大夏、大月支的一些佛教徒、商人是佛教东传的首批传播者,罽宾、大夏、大月、安息、康居及我国西域的龟兹、温宿、疏勒等国,早被佛教,这一地区成为印度佛教东渐的过渡地带,商路、婚姻和语言的沟通,为佛教东传提供了西传所没有的媒介。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佛教与中国传统儒、佛思想有文化上的"类同"因素,能够和儒、道思想"通解"。而西方的基督教,则与佛教有着更为本质和明显的文化差异,佛教西传至小亚细亚,遂受阻于基督教。     

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就二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来看,经学对佛教的渗透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     

辽代佛教世俗表象探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佛教"世俗化",缘于其受到了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影响,并有着庞大的基层信奉群体作为支撑。辽代佛教的世俗表象主要体现在僧侣上层趋俗涉政、佛教义理的儒化倾向、信众佛事活动中掺杂世俗内容以及僧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具有世俗取向等方面。佛教世俗化对辽代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出现了世俗社会"佛教化"的现象,民众世俗人生的某些时段、世俗生活的某些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烙印。     

佛教传入与中国哲学思想构架的改变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家思想固然居于主导地位,但离开了道、佛两家,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儒与道是中国本土所固有,而佛教则是一种外来文化,它带来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在它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的哲学思想构架起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儒、道、佛三足鼎立或者是儒、道、佛三家互补,都是这种变化的体现。本文拟就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儒、道、佛三家的纷争与融合中来考察中国的哲学思想演变,从宏观上阐明其基本构架的巨大变化。一 中国的哲学思想,大都以先秦诸子为其渊薮。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     

柳宗元与“统合儒释”思潮

对柳宗元学术思想的讨论,近年来有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他与佛教思想的关系。柳宗元曾有“统合儒释”的提法,这不单是他个人的思想,还牵涉到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家的思想关系问题。本文拟对柳宗元统合儒释的观点,兼对唐代儒佛两家思想的矛盾与交融问题,试作剖析和评议。     

统合儒释:王审知治闽方略探析

王审知治阁期间,从闽人奉佛的实际出发,大力扶持佛教.椎行统合儒释之治闽方略,以儒家为主,以佛教为辅,利用儒家与佛教思想的相通性以巩固统治.黄滔是其最重要的谋臣,其文章充分展现了王审知这一治闽方略.     

理学发生原由及创始人问题的再考察

理学发生之原由及思想渊源既是佛教与道教的挑战及其与儒学融合的结果,也是魏晋玄学以道家为主体融合儒、佛二家这种尝试影响的结果。处于"唐宋变革期"内的时代特性则是理学发生的前提条件。理学开山也应从比以往更为宽阔的视野去寻找。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欧阳竟无为何要坚持“体用简别”思想?

欧阳竟无的佛学思想以"体用简别"思想为核心,有体用对立、即用显体、即体摄用、即体求体等多种形态,都与唯识学的"体用不二"思想不相符合。从思想渊源上进行考察,可知"体用简别"思想与朱熹"理气论"的"理气二分"思想,在逻辑上、思维上、思想上具有同质性,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佛学化。对"体用简别"思想的极端表现"无余涅槃唯一宗趣"思想进行考察,可知欧阳竟无的生平经历激发了他解决生死大事的强烈愿望;而一方面批判宋明理学对于佛教的误会,一方面基于其思想的理学本位而要为自己的佛学研究做出合理性、合法性之辩护,甚至要用"无余涅槃"作为沟通儒佛的根本和关键,则是更为深刻的原因。佛教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佛教化"与"中国化",同样是体用不二的关系,这反证了欧阳竟无的"体用简别"思想是非佛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