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与政治合法性

其他当代政治哲学家主要关心正义问题,与其不同,哈贝马斯最关心的问题中合法性。本文从两个方面讨论了政治合法性,一个方面是法律的合法性,另一个方面是国国家的合法性,而两者的合法性都来自人民的同意     

描述性政治哲学的近代形态：功利主义与契约论

从功利主义和洛克的契约论所赖以产生的描述性政治哲学的理论背景分析中 ,本文认为 ,它们是在反对神权政治和世俗专制中建立起来的 ,其共同的理论旨趣是“自由 ,只有因为自由而被限制。”但是 ,由于它们把政治等同于社会 ,把政治工具化的同时 ,也将社会工具化 ,导致生活表层化和价值表象化。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社会”是对功利主义和洛克契约论的最准确的批判     

霍布斯政治合法性思想探析

霍布斯从抽象的人性原则和人类的理性与经验出发,阐释了国家的起源及其合法性基础,即人们自己通过缔约建立“国家”,但人们所缔之约是“带剑”的契约。为保障政治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霍布斯主张给予主权者超越于法律和臣民之上的权力。同时他也主张为个人的自由留下空间：一是在“法律沉默下”的自由,二是自我防卫的自由;并规定了主权者的义务：保卫人民的安全是其根本义务,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如此,霍布斯游弋于极权与自由的两极之间,耕耘一生也没有找到突破口,从而留给我们一个充满悖论又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体系。     

洛克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洛克认为,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自然权利是公共权力得以存在的前提。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洛克反对霍布斯把统治者排除在社会契约的订立者之外的观点,认为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当统治者违反契约时,人民就有权废除他,建立新政府。     

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治权力客体对政治权力主体的自觉认可和服从基础上的,它有利于政治权力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实现社会有效动员,使政治权力的效能达到最大化,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目前由于我国民众政治信仰缺失、公平正义感下降、政治腐败现象蔓延、民主政治进程面临困境等方面的原因,致使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面临着挑战。因此,为了重塑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应当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建立信仰型权力;注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遏制政治腐败,使公共权力回归到维护公共利益的正途;加强宪政民主建设,促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反思

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来看,“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意识形态所借以证成政治合法性的基本价值、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都无法成立,因此意识形态无法承担起为政治合法性提供客观和主观证成的任务,应当用非意识形态性的普遍价值、“普遍共识”等作为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但是无论从其理由还是替代策略来看,“意识形态终结论”都存在着诸多问题,意识形态无法被终结。     

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权力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成员的忠诚和认同,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将暴力因素加以排除从而实现政治的文明化。卢梭为政治设置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基础。由于卢梭思想中的"逻辑悖反"以及其与后世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悲剧性后果高度相关,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为人诟病不已。但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对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     

论政治的价值评价与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政治的价值就是政治事物对于一定政治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某种有用性或积极意义。政治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对政治的一种价值判断。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公众对政治的价值评价。政治合法性通常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判断政治价值的根本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切政治实践活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政治合法性与组织合法性理论比较研究

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在政治科学和组织科学两大领域都得到了重要关注。虽然两类合法性可以共同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思辨起源,但从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合法性进行系统论述之后,两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与学理架构。目前我国学术领域的实际情况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引入和应用较为广泛,但组织合法性理论及应用在国内文献中很少出现。为此有必要通过比较两大合法性理论之间的异同,来进一步推动国内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理解和应用组织合法性理论分析范式。     

涵述现代政治合法性问题——基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语境

政治合法性问题,其实就是政治权力获得认同的问题.近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以自然状态为开端来论述国家的起源和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任何层次的政治体系要赢得合法性就应当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否则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政治正义与契约论证明

正义理论与契约理论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均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一理论在近几十年以来迎来了一场复兴,乃至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之一。契约理论的这一复兴首先起源于罗尔斯的著作。他的开创性成果在于将契约理论与政治正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用一种政治建构主义的模式表达出来。罗尔斯认为,只有经过一种建构主义的契约理论的验证,某种正义观念才可能在理性多元的当代社会中树立起来,获得理性且合理的公民的广泛认同。正是因为这种理论安排,使得罗尔斯的理论与传统的正义理论或者契约理论相比,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试论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

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是效力未定合同的一种形态 ,其是否发生效力取决于权利人是否追认 ,或出卖人签订合同之后是否取得财产的处分权。具备上述任一条件 ,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就从效力未定状态归于有效。在实践中 ,应特别注意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与无代理权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缔结的合同之间的关系 ,以及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     

射幸合同合法性问题研究

自由是合同法的核心价值,限制自由要有充分的理由。在射幸合同问题上,限制其自由的理由主要是:不得严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严重损害当事人自身的利益。这既是有限的柔性家长主义的需要,也是尊重习俗和习惯法的需要。具体来说,对于对抗风险型射幸合同与激励型射幸合同,要尽量保护;对于经营性射幸合同,要严加控制,实行特许经营;对于其他类射幸合同,要在考虑习俗和习惯法之后,区别对待。     

近代社会契约论视野下的政治合法性及其现代意义

从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入手,介绍了近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对政治合法性的论证,探讨了政治合法性对现代政治的影响.     

立法与理论：关于情势变更原则中的合同变更权

情势变更原则授予合同中受情势变更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合同变更权 ;外国 (地区 )法律中有的规定该当事人对它可以直接行使 ,有的规定其对它只能通过司法程序行使 ,有的规定它的行使对象仅限于数量条款 ,有的规定变更权行使对象为合同全部条款。外国 (地区 )法学界有人认为该变更权是一项虽符合公平要求但对社会经济秩序不利的合同权利 ;有人认为应将经变更后的合同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均显得公平确定为这一权利的行使条件 ;有人认为由它的行使所体现的效力只是情势变更原则的第一次效力 ;笔者认为该变更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 ,它的出现对大陆法系合同法理论中的合同定义的正确性提出了挑战。     

浅析社会契约思想与宪政

社会契约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它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基石,影响着西方宪政的产生、发展。本文从社会契约思想及其与西方宪政的关系入手,结合我国宪政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契约思想在我国的推广,将会推动我国宪政的完善与发展。     

社会契约思想的哲学审视

以契约为中轴重构有关关系、结构与功能,实现社会利益和资源的合法配置,再现权利主体 的平等、自主,在新的时代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探索价值。社会主义为“社会契约论”走 向现实化创造了全面的和深厚的社会条件。     

"原初状态"中的诠释学循环——罗尔斯对契约论中循环论证的克服

契约论一直以来都面临着循环论证的陷阱,所以早期的契约论者不仅将原初状态推到遥远的过去,而且还要借助许多超验的理论来避开它,然而当罗尔斯面对这个问题时,由于人类学的发展和超验理论的衰败,使他不能再通过传统的方式来躲开这一陷阱。为了使其正义理论不致因此而失效,罗尔斯实际上采用了诠释学循环的方法,使以前“坏的循环”变成了促进理论进一步深入的“好的循环”,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循环论证的陷阱,使正义理论有了一个较为可靠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何以可能——“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政治合法性蕴涵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完整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消除"三个代表"研究的盲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政治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群众基础、法理型基础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