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家礼中的传统伦理内容

中国传统伦理生活中,十分重视家族关系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礼。家族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单位。在一个家庭中,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公婆与儿媳等家庭成员都是组成家族这个社会单位的基本粒子。除此以外,姑嫂、妯娌、翁婿等近亲属也是构成家族关系的紧密成份。家族中诸成员之间的关系均可概括为长幼、同辈和亲戚关系。长幼关系、同辈关系和亲戚关系是历代婚姻家庭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最普通、最平常、最稳定的关系。处理这些关系的“常识”、“习俗”和“惯例”等既有前人传留下来的行为积累,也有人们在日常生活过程中的直接体验。它作为不成文的礼法条规往往以道德观念、道德情感和道德     

人到老年苦难熬 儿女子媳知多少

由于职业的缘故,笔者有不少老年朋友,对他们最怕、最伤心的事情略知一些。今罗列8种常见情况,抛砖引玉,和大家唠唠。 一怕“骂殿”。老年人最怕儿、女之间、儿、媳之间、媳、女之间因某些小事当着老人面儿互相对骂、攻击、揭短,而且不听劝告摔筷子掼碗,有的还“捎带”老人,如“你那××儿子不是东西”“你那××女儿不是人”等脏话,常使老年人十分气恼,有的当场病倒。     

评选“好媳妇”是正能量的展示

日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书记员卢奕芳获得“广东十大好媳妇”的荣誉称号。卢奕芳结婚三个月后,丈夫伏峰查出恶性肿瘤。卢奕芳不言放弃,帮助伏峰最终战胜了病魔。卢奕芳婚后主动提出把公婆接到家中来住,在各种大小事情上,把公婆照顾得无微不至。（《珠海特区报》2013年1月9日）在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的当t好媳妇、好公婆不仅是重要的家庭成员,更是家庭和睦、美好的重要推手。那些和睦家庭,多有情感细腻、体贴入微、胸怀大度的女性。所以,“十大好婆婆好媳妇”评选活动,不仅是一次公共活动,更是一次真善美等正能量的集中展示。这些朴实却感人的故事,就是生动的善美教材。就像新闻中的卢奕芳,     

好儿媳李瑞花

今年39岁的李瑞花是吉县文城乡文城村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自从20年前嫁到文城村以来,她孝敬公婆、团结妯娌,和左邻右舍和睦相处,深受群众交口称赞。尤其是近几年来,她细致入微地侍奉身患绝症的老公公,久病床前尽孝心,儿媳胜过亲闺女,被当地群众传为佳话。     

孝敬公婆的好儿媳——记高平市政协常委、畜牧局干部张敏

在太行山区、丹河水畔，传颂着一位儿媳１６年如一日侍奉公婆的感人事迹。这位孝敬公婆的好儿媳就是三十多次受到省、市、县（市）嘉奖，被高平市、晋城市妇联评为“三八红旗手”、“十佳好儿媳”、“十佳道德标兵”荣誉称号的高平市政协常委张敏同志。“老人们需要关爱”张敏的家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她有两个公公、一个婆婆，且三位老人都是七八十岁以上，体弱多病。为便于照顾，十几年来，她一直和三位老人生活在一起。１９８９年７月，她的亲公公因患脑血栓后遗症，半身不遂，大小便失禁。那时张敏的丈夫经常下乡，不在家，遇到这种情况，…     

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

分析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总体来看,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状况不容乐观,需要照料的老年人中,超过2成无人照料。土地流转、子女外出务工、经济贫困以及代际关系疏离都会显著降低农村老年人家庭照料的可能性。土地流转与子女就业、代际关系交织互动地影响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但土地流转与经济收入的相互促进作用对老年人照料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全部子女务农或代际关系疏离的土地流转老人社会照料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实地调研资料也显示,不少农村地区已经在探索“以地养老”的社会养老模式。     

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及结构研究——兼论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境

本文通过对311份老年人社会网络状况结构访谈问卷分析发现,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均值为4.63人,其中,年龄、居住状况、照顾子女家庭以及参与娱乐活动等因素对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老年人社会网络的亲密者与老年人之间没有明显的相似性,老年人社会网络主要亲密者是老年人的配偶、孩子和其他亲属,这些“强关系”给予老年人更多的社会支持.由于家庭规模缩小引起社会网络结构变化,本文对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的养老问题提出了基本解决思路.     

妯娌情深

人们常说:“小时亲兄弟,长大是仇人”,妯娌间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我却一直和孀居的大嫂一个锅里“搅稠稀”,整整60年妯娌间情深意笃,无有半点闲言碎语。 细说起来,这话可就长了。那还是60年前,公婆下世不到一年光景,大哥突然暴病身亡,12岁的侄儿在兵荒马     

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及满意度分析

本文根据“2014年千村调查”数据资料,描述了当前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并运用次序Logit模型,对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包括老人与子女关系、经济状况、健康状况、政策支持状况、个人家庭状况.提出应加强对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建设农村老年人与外界联系的农村通讯网络系统、建立农村老年人自我管理的“村老年协会”.     

社会支持因素对城市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影响——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利用2010年北京市朝阳区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数据,应用Ordinal Logit回归方法分析了社会支持对我国城市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情感性支持方面,子女孝顺、家庭和睦对老年人的健康自评存在积极影响;在实质性支持方面,社会保障收入高低、看病是否方便和医疗保障状况也都对老年人的健康自评存在影响。作为控制变量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和客观健康指标也影响到城市老年人的健康自评。     

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

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将老年人个体经济行为嵌入家庭代际关系中,构建一个“代际共居—家庭代际关系—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并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运用IV Probit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共居能显著提高老年人劳动供给;代际共居的不同细分维度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存在差异,其中与经济不独立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最大;家庭代际关系在代际共居与老年人劳动供给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代际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促进效应”,代际照料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挤出效应”。     

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经济支持与新农保在农村养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对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影响。主要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CHARLS）,利用spss的交叉列联表相关检验功能检验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与农村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相关关系。发现有无子女的经济支持以及经济支持的水平与父母是否参与新农保是显著相关的。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与参与新农保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农村子女对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都会不同程度地“挤出”或“挤入”父母参与新农保。在鼓励参与新农保、提高待遇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家庭子女赡养的“反馈模式”,促进二者相互融合。     

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城乡差异分析

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从家庭整体视角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整体视角下三种代际关系类型（紧密型、赡养有间型和疏离型）的共同特点是子女均为父母提供了高频的经济与情感支持,代际空间距离的扩大是形成赡养有间型和疏离型的重要因素。代际关系类型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城市占主导是紧密型,农村占主导是赡养有间型。代际关系类型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城乡,高龄老人与子女更有可能成为紧密型,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与子女成为赡养有间型,失能以及丧偶的老年人不太可能与子女成为疏离型,儿子与女儿数目的增多显著降低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此外,结果还显示老年人独立住房的拥有增加了城市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但是降低了农村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     

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利用2013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健康资本模型”和“社会支持理论”提出研究假说,分别从情景记忆得分、精神状态得分和抑郁状况得分三个角度探析了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照料强度的增加而有所变化且对女性和中西部的农村失能老年人影响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子女照料可以通过增加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和进行身体锻炼的机会以及提高对子女的满意度来改善其精神健康。因此,有效利用以子女为主的家庭养老资源,构建以家庭照料为基础的多元供给服务体系,有助于提升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水平,助推“健康老龄化”。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调查

利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村老年人养老情况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的现状与特点。结果表明,农村代际之间的经济与劳务交往仍然十分普遍,子女对上代的支持依旧是代际交往的主要方向。然而,在经济发达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老人的经济独立性提高,子女养老的经济负担大为减轻。但是,当老人生病时,子女依然是照料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今后,在农村,除了要继续扩大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并提高保障水平外,还需要解决老年社会化照料服务问题。     

社区，能够担起“社会养老”的重担吗？

从“家庭养老”到“社会养老”中国已超过了联合国确定的老龄型人口国家的界限。据统计,我国现有老年人1.32亿,今后50年,老年人口还将以平均3.2%的速度递增。从2020年到2050年将是中国老龄型人口的高峰,老年人口比重将达27.4%。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赡养老人是子女的义务,是家庭     

子女支持能够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吗?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结合Pr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子女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护能够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将两种子女支持行为同时纳入模型时,虽然结果在统计上不显著,但生活照护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通过分组回归和引入交互项的检验,发现男性和中低龄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对于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反应更加敏感,子女生活照护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则不存在显著性的性别和年龄异质性。因此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建议加强家庭支持体系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合理配置子女支持资源,促使老年人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社会交往关系。     

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研究

文章基于转型社会视角,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状况,并从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两方面进一步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仍以供养型为主,但随着现代化进程,互惠型将逐渐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微观层面,老年人个体禀赋越低、文化观念越传统、健在子女数越多,则更可能身处传统的供养型的代际经济关系之中;家庭网络得分越高,代际关系越紧密,互惠型的可能性更大,游离型的可能性更小;同时,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对子女的向下经济支持,呈现出抚养型或互惠型的关系。在宏观层面,社会保障的获得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代际经济资源的双向互惠流动。研究结果对于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前瞻性应对中国家庭养老风险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西部地区农村老年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的调查数据

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1575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对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Probit模型显示：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有共性因素和特性因素,年龄、劳动、政府救济金、财产性收入、低保和子女生活费、子女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共性因素;文化程度、健康程度、自理能力和是否有养老保险是影响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子女数、性别、婚姻状况是影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针对这一结论,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基础医疗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新型“孝文化”,营造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氛围,缓解西部地区老年贫困。     

家庭政治视角下农村青年女性的养老实践、权力提升及其悖论

家庭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与家庭养老实践之间存在因果定律,反之则较少谈及。以家庭政治为出发点,从“养老—夺权”的逆向倒逼视角探究农村青年女性养老实践与家庭权力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现代农村社会的代际关系呈现一种以“养”为中介的权力交换,青年女性主动承担的养老责任、积极的养老意愿以及亲代强烈的养老期待是致使老年个体权力转让及女性家庭权力提升的隐形推力,从而易使老年人陷入行为困境中。而对于养老期待较弱的老年个体,在女儿依赖及经济资本的加持下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崛起的老年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家庭养老与女性家庭权力之间实则存在双向建构的作用关系,隐藏在其中的逻辑过程是引发现有养老状况不一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