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对左翼文学的批评

沈从文曾经对左翼文学展开过直接和间接的批评。他的批评并非否定左翼文学本身,而是质疑其过度的政治化倾向,质疑其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缺失,质疑其幼稚性,希望左翼文学能取得真正的文学成就。     

《八一宣言》、“新启蒙运动”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935年8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了<八一宣言>,倡议国内各党各派捐弃前嫌、一致抗日,呼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举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引发了全国性的救亡热潮.中共理论家陈伯达等人发动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以抗日救国为其表、以传播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里.陈伯迭们借助救亡大潮.掀起"左翼"思潮,而"左翼"思潮又与救亡大潮融为一体.大量的青年知识者,怀着救亡图存的目的选择了共产党.这对中共最终战胜国民党、夺取大陆政权,意义十分重大.     

“湘西一种凄馨意，彩笔争如沈凤凰”——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凄馨而迷人,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湘西世界"的原型本身也很神奇.沈从文是湘西各族人民共同的伟大儿子,"湘西世界"是他的赤诚奉献,是"湘西文化"形象化的"百科全书".     

从沈从文的成才之路看"天人合一"对当代教育的意义

沈从文“读大书”的教育经历,使他获得了学校教育无法养成的多种智慧、能力和品质。他“读大书”的教育观念蕴含着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对当代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被“妖魔化”的上海人

世博会是宣传中国的契机,也是改善上海形象的良机。当下中国,最著名、最持久的地域歧视,不是针对河南人、北京人、广东人或东北人,而是针对上海人。     

被金钱妖魔化的婚姻

正今年春天,一位离异后的女性主动找我谈心。在谈到寻找配偶的条件时,她隐隐约约的暴露出她的思想:找一位有钱的人,自己幸福,儿女也幸福。我知道她是信任我才说出这番话的,望着这位岁数比我还大,且相貌平平的女人,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旁敲侧击的指出这样的想法不现实。但她固执的认为,一定能行     

生态思想视域下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新论

沈从文以其描绘的人与大地和谐的湘西世界和塑造的具有自然人性的湘西农民形象,抒写了一首传唱不衰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以乡下人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视野展现了神性大地之美和地之子生命的蒙昧。在强烈的毁灭性悲剧感中,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显现了源生于中国大地的神性之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与善良的地之子。因此,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体现一种深刻、自觉的生态意识,建构了一种中国维度、生态思想的新文学。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澳大利亚的左翼文学批评

澳大利亚的左翼文学思潮由来已久,但左翼文学批评活跃于澳大利亚文坛的时间为20世纪30—5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核心观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来自苏联的批评观念主张艺术家应该乐观地描绘社会主义现实和共产主义革命,同时扎根现实生活,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用革命的艺术教育大众,培养社会主义精神。早期的澳大利亚左翼批评与自由派民族主义批评因现实主义的共同信仰而结盟,但这一结盟的后果是左翼批评最终在后者的压力之下消磨了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激进诉求。60年代,传统的左翼思潮归于沉寂,但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新左翼"思想席卷整个澳洲大陆,"新左翼"除了直接参与文学批评以外,还影响了包括女性文学批评、土著文学批评、移民文学批评和后殖民文学批评在内的许多流派,这些明显具有左翼倾向的批评流派于80年代前后风行一时,但至90年代,在澳大利亚社会日趋保守的大环境之下,它们迅速地走向了颓败。认真梳理澳大利亚文学的左翼传统对于认识澳大利亚文学和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左翼十年”与“红色三十年代”——论中美左翼文学的异质性

20世纪30年代由苏联掀起的国际左翼文学思潮席卷了英、法、德、日、美、中等国。围绕着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核心问题,各国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相互之间也有所借鉴。然而基于不同的社会状况、文化情境,这种交流和对话势必带有某种想象与误读的成分。中美左翼文学之间的差异就十分明显,从兴起缘由到艺术观念都包含着大量的异质性因素,呈现出世界左翼文学难能可贵的多样性。     

伊朗左翼知识分子马莱基及其“第三条道路”

马莱基是巴列维时代著名的左翼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因反巴列维王朝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前后三次被捕入狱;他对左翼运动阵营内盛行的马列教条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一条"既要苏联的经济民主,又要美国的政治民主"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先驱者,他是伊朗国内最早倡导政治对话、议会民主、妇女权益、土地改革、个人自由和社会福利等主张,并对当时国际上风行的"第三条道路"理论进行探索的著名政治理论家之一.     

从“同路人”到“第三种人”——论1930年代左翼文化对现代派群体的影响

1920年代末至30年代,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穆时英、刘呐鸥等现代派群体深受左翼文化的影响,一度倾向革命,热衷普罗文学,成为左翼的"同路人".然而,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现代派群体从"同路人"转向了"第三种人",他们提倡文艺自由的文学主张遭到了左翼阵营的批判,从而陷入了左翼文化影响的焦虑.     

被政治批判摧折的艺术探索——“反右”运动中“百花”小说批判之重审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及贯彻执行营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一批具有艺术探索价值的文学作品应时而生,造成了当时文坛一个短暂的繁荣局面,这就是文学史上所称的"百花时代"。1957年夏秋之交,情况出现了逆转,文艺界"反右"运动的发生使"百花"小说作家被打成"右派",其作品也由"香花"变成"毒草"而遭到粗暴批判。在文学走出了政治阴霾的今天,重新解读当年的批判文章,作者发现,百花小说批判除了是一次"右派"作家的思想清算之外,它也折射出百花小说因艺术探索而表现出来的文学新质无法见容于当时的文学"审美"原则以致被误读曲解直至批判的隐秘事实。     

左翼文学研究的新拓展——评刘骥鹏关于“左翼启蒙派”问题的系列论文

在左翼文学研究领域,刘骥鹏连续发表系列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左翼启蒙派”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这一概念打破了文学史之时间分野与地域分野对相关问题的遮蔽,不仅能更加深入地认识相关文学史实,而且也有助于深刻认识这一时期文化政治史的运行状态,还原历史本来具有的复杂性。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常"与"变"

沈从文在他的湘西系列小说、都市题材小说以及湘西本土文化与都市文化两相比照的过程中,基本肯定了湘西本土历经数千年不变的恒定文化因素("常"),而对湘西在朝现代转型过程中,自外而来并传染侵蚀的异质文化因素加以否定("变").从而让人感受到沈从文小说独特的魅力.     

来自山那边的生命之舟——浅析沈从文笔下的“船”——

船作为维系人与自然———水的中介 ,成了沈从文作品中人物活动的舞台 ,它因此被赋予了“生命” ,从船的命运沉浮中我们可以窥见人的命运的兴衰。为作家提供了接触人事的直接工具和窥探人类命运的微型窗口。     

论沈从文“新道家思想”

道家文化与楚文化互相渗透的现象,使得保留浓厚楚文化色彩的湘西文化除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外,也染上道家色彩.这种道家色彩以一种集体无意识方式积淀在沈从文的内心,使沈从文的创作表现出了道家文化意蕴.为了找寻完美的人性理想,这位具有现代理性的"乡下人"对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子表示出了认同,进而形成沈从文自称的"新道家思想".     

谈丁玲与胡也频创作的“互文”现象

1930年,丁玲与胡也频的小说创作出现一个"互文"现象,在创作素材、关注焦点和小说表现形态等方面显示出一致性.由"互文"现象反映出他们创作上的伙伴关系和尝试长篇写作的努力;这一现象与早期普罗小说有密切的联系.     

“情绪的体操”之审美批评——沈从文文学批评论

“情绪的体操”是沈从文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批评话语,有必要加以分析,洞见其文学审美批评.从审美氛围营造的张力维度上和审美规范的自律维度上,达到一种和谐包容的批评自觉,虽然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审美批评的理想效果.但其文学审美批评具有反悲剧的湘西边地民间文化精神向度,打破了古典循环论的时间观念;湘西狭小地理空间的边缘化及其文学意义的探索,民间文化空间的开创可说是其现代性视野的表现.由此出发,“情绪的体操”和中国传统文学区别开来,又和现代西方文学传统表现出迥异的风貌,体现了沈从文审美批评的总体趋向.     

“美丽”之“忧愁”与“受用”——沈从文审美思想的文学表述

沈从文的写作中,有一种习见且相对固定的表述方式:美丽→令人忧愁→但还受用。作者认为人是自然所创造的最具代表性的生命,最能体现自然的美丽与神性,但美丽总是脆弱短暂的,而且是有缺陷的,总令人感到无限忧愁。唯有借助抽象观念和信仰的力量将美丽扩大延长,而文学艺术不仅能保留美和爱,而且能够美化人,激起人们对美丽世界和理想生活的向往,引导人们超越现实功利、为人类发展进步而努力。故而,美的物质形式虽然会逝去,但它能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永恒存在,使人类得以受用。沈从文关于"美丽"的文学书写,集中体现了其进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