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是其社会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葛兰西着重从文化和意识层面揭示了市民社会中隐性存在的资产阶级文化、意识的内蕴,阐明了发生在市民社会中的诸多变化,从而以其独特的对社会生活的领悟力确立了其独具特色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市民社会与法的关联性考察——兼论马克思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

无论是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定位于物质交往领域,还是葛兰西将其界定为与国家政治生活并存的上层建筑,都源于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并且由于这两个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汇合使得市民社会与法的关联,不仅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而且也表现为葛兰西主张的法涉及市民社会这一上层建筑领域。     

市民社会批判与现代社会理论的生成——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双重超越

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确定为资产阶级社会,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通过否定黑格尔的国家方案将现代社会的症结进一步锁定在市民社会之中。随着市民社会批判的深入,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的超越：第一,揭示了黑格尔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彻底性并清算了其资产阶级的立场;第二,通过广义市民社会概念创立了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理论。重新检视这一思想历程,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的。他批判了黑格尔的关于国家高于和统摄市民社会的观点，认为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基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其市民社会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二者都具有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容本质指个人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物质交往、该阶段上的整个工商业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组织。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三方面的特征特殊性；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来把握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市民社会诸领域中经济关系领域具有决定性意义。     

On the Dual Roles of Civil Society in View cf the Theories of Marx and Gramsci

立足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角,马克思和葛兰西分别强调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功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说明市民社会已在发展和积淀中逐步具有了双重角色,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种线型的单向演进,而是基于国家现实表现的相机反应.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既为国家奠定了物质基础,又为国家提供了起码的道义认同.作为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则在消极认同的基础上发展成对国家意志的积极维护,并持续推动镇压性国家机器的规范运行.     

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市民社会现代性转向研究

市民社会理论是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要支流,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我们完整地展现了市民社会的三次现代性转向。以辩证需求体系对实然社会的纳入为市民社会理论注入现代性视野;以历史唯物主义完成对资本主导的现代性进程的结构性剖析,指证现代性社会的经济规定性;以文化组织将市民社会重新命名,在市民社会理论中开拓政治与经济维度之外的非经济场域,为之后的民主商谈的转向埋下伏笔。     

市民社会与马克思早期理性批判思想研究

青年马克思在寻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钥匙之前,经历了一个思想上的探索时期。延续先前对理性的思考,马克思逐渐从批判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深入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找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形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一个鲜明发展脉络。     

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 ,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论分析视角。从黑格尔的国家理性转向市民社会批判 ,这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变革中的重要一环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不再重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 ,以资本逻辑为基础 ,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同资本逻辑的内在同构关系 ,指出只有以资本逻辑为基础才能真正地揭示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本质规定。要真正地颠覆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 ,就必须从政治解放转向社会解放 ,以“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超越。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

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法是市民社会的权利要求,市民社会是近代政治国家和法治生成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近现代国家与法。全面、准确地把握市民社会的生成和法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关系,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建设是有益的。     

重思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马克思问题"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关键线索。该问题的核心内涵是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黑格尔首先洞见到了市民社会的反伦理倾向,并把它看作现代社会的根本难题。马克思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分两步对该问题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先通过分析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明确断定市民社会并不同时具有伦理功能,而只有反伦理倾向;接着,又通过对市民社会内部权力关系的分析,在阶级统治的理论框架之下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阐释。通过把市民社会概念转化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马克思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的判断转化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趋势的断定,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的发展模式注定无法持存。从"黑格尔-马克思问题"出发来具体阐发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葛兰西与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确立了一种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从政治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又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从经济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的考察理路 ,从而构成了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基本坐标 ,并由此开创了一种在文化意义上概括市民社会的全新理论传统。这一理论传统经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帕森斯等人的理论发展 ,最后在哈贝马斯那里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论综合。它代表着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主流 ,反映出 2 0世纪以来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价值

市民社会观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终结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等同的观念,开创了对市民社会的现代理解。在构建中国市民社会的进程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明晰当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完善社会规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     

民商事仲裁制度: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之妥协

民商事仲裁制度的私法自治属性及其发展历程都反映出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一定程度的妥协 ,这种妥协是现代社会法治思想的要求之一 ,中国现行仲裁制度尚需加以改进来适应这一要求     

建构有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 围绕现代化发展问题, 在知识界形成了相关论争, 其中颇具影响力的是市民社会的理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变化, 客观上为我国市民社会的建构准备了客观条件。而研究市民社会的廉正功能, 理清市民社会建构的障碍, 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思考与建议, 仍将是理论界当前和今后必须思考的一个热点问题。     

公民社会与民主巩固：东亚政治实践对西方经典理论的检验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公民社会在民主巩固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监督选举过程、推动政治参与、强化民主教育等方面。通过考察东亚国家的政治实践来检验西方学者关于公民社会与民主巩固的结论可见,东亚公民社会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利于民主巩固的因素,如公民社会缺乏对民主政治制度化的影响力、公民社会在社会整体利益的整合面前无能为力、公民社会的过度动员等,很容易对民主进程造成分裂性的影响。这一结论表明,对于制度赤字的转型国家而言,公民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而要更为有效地巩固民主,仍需回归到国家、政府和政党来思考问题。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

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社会自主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各有其限度,政治国家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限度;公民社会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当代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的新解读

西方学术界对当代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关系一直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甚至有学者将公民社会视为民主化的必要前提。这种结论实际上忽略了诸多重要因素,如公民社会概念的差异性、公民社会对国家及民主的依赖、虚假的政治变量的存在以及公民社会决定论的误导等。有必要对这种乐观的理论观点予以反思,重新审视当代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全面而谨慎地解读两者的关系。这些思考无疑会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主化进程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和现实启示。     

公民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随着公民社会话语在当代中国语境的逐渐兴起,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日益成理论界的一大景观。公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深层关联。公民社会是透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崭新视域,人的全面发展是公民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要培育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及其变革

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治理真空,需要全球公民社会发挥作用。而全球化密切交往中全球意识的扩展和社会资本的兴起,也为全球公民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全球公民社会在参与全球治理、扶持弱势群体、抑制全球强权、弥补“民主赤字”等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由于力量的相对弱小和参与机制的不健全,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还受到局限。全球公民社会需要解决好自身的独立性、合法性、平衡性等一些重大问题,以谋求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