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之功与会通的"钱串"--会通效应通论之三

以"管锥"之功求打通,钱锺书是其代表.他的学术方式是见微知著,以微引博,强调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是一种共时性的横通,他的打通的意义在于融通更深广的人类心智和文化,不在于把学术变成一个体系,而在于把学术变成一个过程.钱穆以"钱串"之喻说会通,主张以纲要将杂乱零碎的材料贯通之,贯通的生命和灵魂则是材料背后隐含的文化.如此追求决定了他大处着眼,时空上纵横贯通的学术模样.     

"训诂治史"的会通之学——杨联陞与"清华学派"

"清华学派"是基于共同文化背景及共同工作学习环境而产生共同治学情趣的一个群体,其主要特征是:"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清华学子杨联陞沐浴在这种博通与专精相结合的学术环境下,转益多师,亲炙陈寅恪、雷海宗、陶希圣、赵元任等先生的教导与督励之惠,吸收了当时史学风潮中最好的质素,走出了一条"训诂治史"的会通之路,致力于提升汉学研究水平,成为打入国际汉学界之第一人.     

萧公权:会通中西古今的学术典范--兼论会通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

萧公权的学术领域其实并不仅限于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和政治学范围,而且包括更为广博的中国思想史、社会史.萧公权的学术成就来自于他融贯中西的知识基础、严格的学术训练、平等的文化态度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萧公权可以称之为会通中西学术的一个典范,他所走过的学术之路以及他所关注的学术问题、运用的研究方法、坚守的学术信念对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会通的方向——以宗密《原人论》为例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会通无疑是当前文化自觉的核心话题之一。如何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会通朝着拓展包容性、提升整合性、增强适应性和激发创造性的方向发展,就成为这一会通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前提。中国文化第二期发展过程中宗密会通儒、道、释,其思想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会通的方向,同时对于中国文化第三期的创造也具有启发意义。     

论马端临史学的会通思想及其价值

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他的鸿篇巨作《文献通考》,是继杜佑《通典》以后规模最大的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马端临的治学精神和史学思想,对后来学者有着极大的鼓励和启发意义。本文则仅就其会通思想作一粗浅探讨,试图从中寻求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以资我们当今治学借鉴。 一、马端临对前代会通思想的继承 会通的史学思想几乎伴随着中国古典史学的产生而萌芽。孔子修《春秋》,虽没有提及“会通”两字,但他“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①已于史书编纂之中蕴含了会通精神的胚芽。司马迁他以“究天人之际,     

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会通

"中外历史的会通"之意义重大,首先在于事物的特点是在比较中呈现出来的。其所涉样本至少在两个以上,超越个性的深层法则,便开始重要起来了。从理论上说,"中外历史的会通"的基础是一个共同框架,这样的理论框架的建构,经常要超出历史学领域,进入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甚至科学领域。在"会通"的实践中,也可能出现各种扭曲变形,若直接以一方为模板来剪裁另一方的话。现代学术曾给中国史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而所谓"现代学术"的具体内容,主要是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在西方率先发展起来的。它提供了很多被认为是"普适性"的方法,但并未充分将更多民族、地区的历史经验纳入考虑。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中国历史进程无与伦比的连续性,也使人类社会的某些内在规律,更鲜明地体现出来了。中国史所能为学人提供的学术灵感、学术创造、学术新知,足以为历史研究的"同一平台"增添砖瓦,这也给中国史学人的世界史素养和社会科学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外历史的会通"任务,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     

《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新解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提出“会通适变”说。对于《通变》篇的主旨,前人提出了“复古”说、“常变”说和“继承革新”说等。本文按照《易传》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穷”、“变”、“通”、“久”的顺序来阐明“会通适变”的文论内涵,并提出了“运动”说,认为“变”是文学创作发展的横向运动,“通”是会通古典作品的纵向运动。“通变”的关键不是“博览以精阅”,而是“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     

中国近代哲学与佛学的会通

中国近代哲学的主导趋向是与西方哲学的融合以及与佛学的会通.融合与会通之所得是理智与情感、逻辑与直觉、意义与意味的统一.就其与佛学的会通而言,上述结果在近代思想家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的佛学三命题:转业识成智慧,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量智到性智中得到典型体现.     

薛凤祚中西占验会通与历法改革

薛凤祚对明末清初的中西占验进行了会通,人们不免产生疑问:"一代畴人之功首"为什么研究占验迷信?我们不能把原因仅归于科学与迷信那时没有完全分化这一特征,因为几乎与其同时的其他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王锡阐、梅文鼎等人,或坚决或有保留地反对占验.薛凤祚从事占验会通有中西会通发展的阶段性方面的原因,他的占验会通是早期历法改革的拨乱反正,是历法改革占验方面的补充完善,是不同占验态度的协调统筹.他的占验会通只能是学术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一种形态.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