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世风流郑板桥——读陈书良《郑板桥评传》

对郑板桥的研究,由于生平史料少,特别由于这位卓越艺术家跨越三个领域的卓绝创造,因而对把握评价他都带来一些困难。由湖南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陈书良撰著,巴蜀书社出版的《郑板桥评传》为国内第一本郑板桥传记专著,是郑板桥研究的可喜硕果。读者可以透过评传,一窥其人其艺的风采和艺文思想的深度。     

一幅人类向自由王国飞跃的美妙画卷——《庄子·逍遥游》主题新论

自二十年代以来对于《庄子·逍遥游》不科学的总评价,几乎已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即在肯定它的艺术手法的高妙的同时,却对它所表达的思想意识,加以无情的贬斥。这就形成了对《庄子》其书(包括对《逍遥游》)的评价中艺术性与思想性成为强烈反比的公式。例如,1961年出版的一本名日《庄子内篇译解并批判》的书(关锋作,中华书局版),充满着“左”得出奇的论调,作者竟把鲁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写的讽刺小说《起死》和杂文《论语一年》,说成“实际上攻击的就是历史上的庄子”,“如实地揭出了庄子灵魂”,并断言:“在旧中国,庄子哲学成了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武器,它起着极其反动的作用。”据他说:“庄子的哲学原则、结论,无一不是错误的”,“庄子思想是人类精神的堕落”。又说:     

“易无思”与“思无邪”——苏轼对于“思无邪”的独特阐释

孔子以一句“思无邪”来概括整部《诗经》,这样的概括使后世争讼不断.苏轼对于“思无邪”作出了很独特的阐释,他在《论语说》一系列诗文中以《周易·系辞传》的“《易》无思也,无为也”与“思无邪”互训.对于苏轼的解释,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这也是洛蜀党争中的主要思想差异之一.     

郑板桥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正> 一在“扬州八怪”中,最愿意也最坦率地陈述自己美学思想的当推郑板桥,从他自明心迹的表述中可以清楚地见出其美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郑板桥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其哲学基础就是传统的唯物主义的元气论。他说:“天之所生,即吾之所画,总需一块元气团结而成”,“所谓一块元气结而石成矣。”(《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下文所引不注者,皆见此书)这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是客观地存在的元气凝结而成,它为绘画提供了客观基础,画中之形     

屈原学研究的系统总结——《屈原学集成》序

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的文学成就,都是不朽的。司马迁褒赞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勰《文心雕龙》说：“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鲁迅说：“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毛泽东于1972年9月会见日本的田中角荣时,将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影印本）作为国宝赠予田中角荣,可见其对屈原推崇之至。     

鲁迅论《水浒》

一九七五年八月,在我国曾为“评《水浒》”爆发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时在“四人帮”直接控制下的一些舆论工具,曾到处引用鲁迅在杂文《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的一段论述,假借鲁迅名义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鲁迅在一九三○年初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中,确实批评了《水浒》中起义军首领们“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的思想局限,对于我们认识古典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言行,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正象他对于古今中外一切文艺作品所作的精到评析那样,总是以两分法对其成就与不足,进行全面的评价与缜密的分析。《流氓的变迁》的有关论述,仅是他对《水浒》所作评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不仅在重要论著《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对《水浒》作过透辟论述,而且在一     

关于对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综述

对于人所共知的历史人物——曹操的评价问题不自今日始。鲁迅早在1927年就对曹操作了适当的评价,他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脸的奸巨,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袁良义在1958年11月《光明日报》发表了“曹操论”。此后,王仲犖著有《曹操》一书,陈显远创作了《孟德献刀》。他们都一致把曹操肯定为正面人物。郭沫若在今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中文提     

李师师形象的塑造与《水浒传》的创作思想

在《水浒传》中,李师师并不是主要人物,有关她的描写还不足两回。然而,她却是影响人们评价《水浒传》的重要人物。在1975年“评《水浒》运动”中,宋江打通李师师枕头上关节之事成了证明宋江人格卑下、投降可耻的典型材料。粉碎“四人帮”以来,人们理应对《水浒传》予以重新评价,有的论者为了肯定《水浒传》具有反皇思想,又拿出宋徽宗与李师师厮混的描写来说明《水浒     

故国云山入梦遥──论连横之诗的爱国主义思想

台湾近代文化界有过一位光彩照人的人物。他不仅在史学领域披荆斩棘，苦心孤诣，写出一部开拓性的巨著《台湾通史》，而且在诗坛上纵横驰骋，慷慨悲歌，留下一部振古铄今的《剑花室诗集》。他的同时代人胡殿鹏称“其人奇，其气奇，则其诗亦无之而不奇。”章炳麟读了他的《大陆诗草》，“叹曰：此英雄有怀抱之士也。”他虽然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一生基本上都是在台湾度过的，但是，在他胸中始终跳动着一颗“中国心”，他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之树结出的一颗硕果，他是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这个人便是连横。连横的《剑花室诗集》，…     

《管子·幼官篇》新考——兼论《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年代

《管子·幼官篇》可以说是一篇奇文,奇在哪里?一是题目奇,“幼官”,究竟是什么意思?奇。二是内容奇,篇中有明明是阴阳家的不少语句,但又有法家的政治和军事论说,二者杂糅,奇。三是图形奇,有《幼官篇》,又有《幼官图》,两者文字相合,实为一篇,但图形排列有异,奇。对于这样一篇奇文,读了一遍又一遍,从思想内容到历史背景,都使人摸不住头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经过将本篇与《管子》书中文意互相对应的各篇作比较研究;并以其他有关文献记载探讨它的历史背景,这样大体上可以寻出一个究竟,发两千多年来的隐微。故写此新考,以就正于读者。     

郑板桥美学思想初探

清代著名画家、诗人郑板桥诞生二百九十周年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留给了我们一份丰富的美学遗产。发掘、研究他的美学思想,正确评价他在中国美学史中的地位,应该是我们对这位艺术家的最好纪念。     

论金圣叹的哲学思想

古人说:“盖棺论定”。但是,从历史上看,有些人物在“盖棺”以后却长期不能“论定”,明清之际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金圣叹就是其中之一。近十余年来,对金圣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他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巨大贡献,基本上已为我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者所公认,但对金氏思想的评价却仍有很大的分歧。这个分歧主要是由金批《水浒》、《西厢》,特别是由金批《水浒》中所表露的一些互相矛盾的评语引起的,论     

李退溪的太极说

李退溪(1501—1570)是十六世纪朝鲜李朝时期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太极说上,他既反对以徐敬德为代表的唯物论,也反对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主观唯心论,他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思想,具有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 “太极”这一哲学范畴,最早是由战国末年《易传》作者提出来的。所谓“《易》有     

张鷟小说的审美特征

张鷟是唐代小说初兴期较有影响的一位小说作家,他留下的小说作品主要有《游仙窟》和《朝野佥载》。本文通过对他的这两篇小说的分析关照,认为其创作的总体审美特征:一是题材情节上的求“奇”,一是艺术表现上的求“美”。这种对于“奇”与“美”的主动追求,是唐人小说审美特征在唐人小说创作初期初露端倪的明确表征。因此,对张鷟小说审美特征的探讨为研究唐人小说审美倾向在初兴期的形成和表现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论《边城》意象的文化价值

凝固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模式不能认识一个作家的真面目,尤其对于沈从文。“避免由社会阶级的方面而力图由文化方面评价历史,是沈从文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自己的选择。”当我们冷静地观照、测量沈从文的“《边城》体系”的文化价值之后,我们说沈从文是中国新文化继鲁迅之后第二个在封闭民族传统文化之内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作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小说中存在着两种力量,一种是人物,另一种是一群不属于人物的东西。”后者就是小说人物之“象”外的“物象”,物象上的思想感情是一种隐喻式的思维。我们现在有必要来还原一下沈从文对于文化——这个难解的斯劳克斯之迷的思维。     

姚文痞与德彪西

姚文痞1963年5月2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的臭文。给《克罗士先生》一书的作者法国作曲家德彪西扣上一大批铁帽子。妙在这位自封的“权威批评家”连书都没有看懂就挥舞大棒乱打一阵,外国人看了准会笑掉牙齿。我在6月25日的该报上发表短文劝他写文章要谨慎小心,不能“好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因此冒犯了这位“权威批评家”。他的后台说:“贺绿汀自己跳出来了,很好,在报上狠狠地批判!”于是下令手下人强迫动员音乐界写御用文章向我围攻。从《文汇报》、《光明日报》到《人民音乐》,从1963年到1964年,批判文章达数十篇之多。     

司马迁漫游的外境阅历对创作《史记》的重要意义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成大学问的代表人物。他一生中有多次漫游祖国名山大川,深入社会实际,广泛交接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丰富阅历。宋人马存和苏辙都看到司马迁漫游的外境阅历对其创作《史记》的重要意义。马存说:“子长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负之年,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赠盖邦式序》)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揽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但是他们都只是着眼于漫游对司马     

何休公羊“三科九旨”浅议

何休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上是个承先启后的人物,早期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他完成的,他提出的“三科九旨”说事实上已成为后世春秋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清人刘逢禄竟说:“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可见何休的“三科九旨”在公羊家心目中的地位何等重要。但是,何休的“三科九旨”就其思想内容来说,究竟与《春秋》和《公羊传》有何密切关系,却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认为,何休的“三科九旨”,在其主要观点上,歪曲了《春秋》和《公羊传》的本义。它的思想应该说属于何休自己。     

评戊戌变法后的康有为

法国著名学者雷蒙德·阿朗在《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说过:后人论史得力于“后知之明”。意思是说,后人可以根据已知之“果”,推见未现之“因”。但是,“后见之明”也往往容易被后来累积的成见或偏见所蒙蔽或歪曲,以致不能准确地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如果从近代中国革命的视角来观察戊戌政变后的康有为,他既是思想上的异端(维新对革命),又是政治上的敌人(立宪对共和),自然会产生“反动”的结论。     

论王通的思想特质

王通是隋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但长期以来,他的思想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与后世的一些学者对王通及其思想特质的不公正评价有很大关系.有些学者说王通其人“志趣卑下、缺乏自立精神”;说其思想“依傍前人”,“拟上圣述作”,缺乏创新,实为“著述界的优伶.”(参见〔宋〕钱易《南部新书》刘??读《文中子》的记载;